马来西亚忝为多元种族与多元宗教的国家，自然在政治上有所归纳。在早期的时候，不论是左翼的或右翼的政党，都有了种族性的倾向。所谓物以类聚也就衬托出一个政党的代表性和概括性。虽然有的政党可以标榜非种族性或多元性，但当它们组成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自我规划。比如比巫统早一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1945年）乃是以马来人组成的左翼政党。而十分吊诡的，这个党的领导人布哈鲁丁不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也有宗教形象。因此当他领导的马来国民党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后，他便在1955年与另一著名左翼领袖布斯达曼联手创组人民党。然在一年之后，布哈鲁丁应回教党之邀，转入这个有待开发的政党，结果如愿以偿在1956年当选回教党主席。
这里显现了布哈鲁丁的双重身份，既是马来民族的左翼领袖，也是回教的精神领袖。当两者二合为一的时候（概属马来人政党），布哈鲁丁领导的回教党在1959年的大选取得佳绩，连夺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不幸不久后闹内讧，回教党失掉登州政权。
抑有进者，布哈鲁丁因又涉及支持印尼苏卡诺总统的反马来西亚运动，也就在1965年被逮捕，政府指控他与劳工党主席依萨等人串谋要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
因为布哈鲁丁的失去自由，也直接影响到回教党的成长（布哈鲁丁翌年被释放后，于1969年逝世，结束他多彩多姿的一生）。
同样的，在50年代成立的左翼政党也有其本身的归类法。例如左翼的劳工党以吸引华人党员为主，而左翼的人民党则向马来人招手。这种归类也就使到劳工党成为华基政党，人民党则成为马来政党。两者之间又用另一个平台—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共同展开活动和在政治理念上取得一致。这就形成了左翼政党不以种族和宗教为主导，而是以意识形态来团结各族人民。
可惜的是当来到对民族教育的大前提时，人民党支持政府的国语法案，因为它认为语文的捍卫是民族教育斗争的重要部分，没有折衷的余地。
但在另一方面，劳工党坚持反对漠视民族教育的国语法案，也就导致劳工党与人民党的分裂，社阵也胎死腹中（1966年）。由此显现，即便是左翼的政党，强调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到头来也因民族教育文化的歧见而分道扬镳。
此外，较社阵早出现的右翼政党，如巫统、马华及国大党更是以种族作为党的立党条件。这种族群分类下又通过另一平台—联盟将种族性政党在上层拉拢在一起，也一直生存下来，前后超过了半个世纪。
不论是从联盟（1954年）发展到国阵（1974年），它都没有改变各成员党的特征，反而在扩大非种族政党加盟的当儿，又以种族的特征反映出一个政党特色，比如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人联党也被国阵标签为华基政党，尽管他们否认其种族性。
这不是对有关政党的不敬，而是当它们投身进入讲求种族性政党的大家庭时，它们也有了定位。并不是多元种族政党改变了国阵；恰恰相反，是国阵改变了这些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也被划入族群的分类中。
当这样的模式已超逾半个世纪后，若因为先后碰上308政治海啸及505城市海啸就急切要求将国阵拼成一个单一政党，不仅是对历史的缺乏认识，也是对本身的政党不具信心。
当一个人对本身的政党失去信心的时候，来一个大合并并不是救命的稻草，反而可能是一剂伤及要害的处方。因为当没有人可以做到大家不分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时，就建议取消原来的政党，又如何给自身的民族在国阵内寻找一个合理的定位？
刊登于2013年6月10日《号外周报》第6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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