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兼海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裘援平赞扬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是中国海外与世界仅有的完善华文教育体系。她这样说,目前海外约有一万多所华校,惟大部分都不是纳入有关国家的正规教育体系内,但大马是例外,拥有小学、中学至高等学府,显示海外华人对母语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视。
对于裘女士的颂语,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也从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口中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褒扬。但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在这百年的历练中,又是怎样一步一脚印的走到今天是否是独一无二的完善体系倒是值得探讨与考察的。
虽然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华教的起源年代有所争议(并不认同1819年的槟城五福书院是华教之滥觞,而是认为于1849年在新加坡的崇文阁为起点),但不争的是1904年在槟城由张弼士创办的中华学校是马新的第一间新式华校,而在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之后,马新的华校才真正的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
正因为华校是由康有为(保皇派首领,于1900-1909在马新活动,鼓吹兴学办报)及孙中山(革命派,1905-1910在马新搞革命而大力兴学办报;更在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斗争而衍生,也就从一开始被英殖民政府视为政治课题,且在1920年起实施法令对华校进行注册,也对办报进行管制。从那个时候起,华文教育与政治运动一起成长,也免不了遭遇风吹雨打。但我们也从这里看到华文教育成为政治斗争的角力战的过程中充满血和泪,所有这一切也是与中国的政治演变和发展分不开的。
例如当1920年中国推行普通话教学时,马新的华校采用普通话教学,有别于香港用广东话教学。同时因为华校(小学)数目已超越百间,也就于1918年在新加坡创立首间华文中学(由陈嘉庚在新加坡领导成立华侨中学),继之于1923年由阅书报社在槟城将钟灵学校转成“华文中学”,象征着华教由小学发展至中学。
有鉴于福建及海外没有华文大学培养高教人才,陈嘉庚又于1921年石破天惊地创办了厦门大学,第一次展示了华文教育有了初步的完整教育体系。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华校才又探出头来。在60年代,华校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一是所有的华文小学被纳入政府的津贴学校,化成国民型华文小学,不再有所谓私立华文小学,但不阻止国际学校的成立(不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而是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直到今天,共有1294间华文小学,但竟有537属“微型华小”(学生人数不超过150人),占了整体华小的41%。若处理不当,可能会有更多的华小关门大吉。
与此同时,全马的小学生有300余万名,其中华小生60万余名,只占20%左右。换句话说,在马来西亚,受小学华文教育的绝大多数是华人,其他种族入读华小的只占华小生不到15%。
其二是教育法令规定华文中学若不改制,就保留独立中学。结果有55间接受改制,剩下16间不接受改制。这55间转成国民型中学,后来数目增加到目前的78间。至于独立中学则从16间又从国民型中学衍生出21间独中,再加上东马的23间独中,合共60间独中生存到今天。
其争议性是对国民型中学与独中有所区分,甚至有人认为国民型中学是变质了的,不属华文中学。但近些年来,国民型中学似乎又取得“华教通行证”,踏上华教的列车。
即使国民型和独中都是华校,其学生人数加起来逾18万余人(国民型12万,独中6万余人),与全国中学生2百余万人比较不过占10%左右。
至于华文大学/大专之发展,更加崎岖曲折。继厦大之后的南洋大学(1955-1980)虽曾在新加坡拔地而起,成为海外华教的一朵奇葩,但仅是25年光景就夭折了,随后在90年代出现的三间学院/大学学院,学生人数更是有限,与全国大学生人数比较,所占比例更是少之又少。如果说有百万名大专生,则三院所占仅是5%左右,以此推算。所谓华文教育之普及还有待提升。
在这种情形下,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虽是独树一帜,但也是有所局限的,外面看来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实则内部问题也不少。在赞扬之余也希望裘女士会从微观的角度在实质上助华教一臂之力,使之摆脱窘境。
刊登于2013年7月8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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