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意攻打马华总会长职的廖中莱说，他正在撰写《华人的困境》这一本双语的书，希望能顺利在12月的党选前推出。
在他还没有出版这本著作前，我们无从窥见其内容而作出评议，但我们推测他是从马哈迪的名著《马来人的困境》得到灵感。也许是因为马哈迪靠这本书走天下，得以一举成名，且当了22年的首相，实在可以成为其它从政者的典范。廖中莱在此时推出这本书，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不过，就在廖中莱的著作尚未问世前，马哈迪就“抢先”在报章指出，华人困境是在主导经济的同时，也要获取政权，还是维持现有的分享原则？
很快的，民主行动党的林吉祥马上反驳马哈迪的言论，他形容马哈迪尝试打造一个新的合成物，即“华人的困境”是要全部的政治权力，还是与他族分享权力？
他形容马哈迪是在505的大选后作出种族主义的评论，因此他否定存在着马哈迪口中的“华人的困境”，只有马哈迪的困境，也就是说这是马哈迪的“危险神话”。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事。
究竟廖中莱会在书中怎样驳斥马哈迪，我们不得而知。但根据华社的经验和诉求，则从未曾听闻华人既要经济，又要政治的主宰权或主导权，毕竟打从独立以来，华人就从未要求达成这样的目的；相反地，华人因为在政治上的地位未能得到明确的保障，所以才有1959年马华总会林苍祐借大选之前的氛围，向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要求国会议席被分配1/3席参选，以便今后在修宪前，马华能被征询意见。但东姑不接受这项诉求，也与林苍祐关系恶化，更把后者排斥在候选人外。这样一来，林苍祐要求马华被分配35席至40席的愿望落空了（国会当时只有104席），后来马华被分派31席参选，结果有19人中选。这意味着马华在独立后的第一个诉求落空了。
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并入成为其中一州显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格局的出现，一方面是右翼的联盟维护现状，反击印尼的对抗政策；另一方面是左翼的社阵与印尼有新接触，而来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形成第三势力。结果1964年选举的结果是联盟大胜，主要的原因是马来西亚人担心国内的政党受到印尼的影响（担心左翼的社阵与印尼的苏卡诺总统的反大马运动走得太近），又对第三势力感到陌生，也就倾全力再给联盟最大的支持。可惜的是，在此之后的联盟政府并没有抓住大好时机强化华人对联盟的信心和支持，反而是各项条文，包括教育课题上的不让步，甚至出现“办独大犹如铁树开花”的言论也严重地刺伤华人的心，因而有了1969年大选的第一次政治海啸，使到联盟失去绝对的优势，反对党从中涌现（尤其是民政党执政槟州及民主行动党成为国会的最大反对党）；更发生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顿使马来亚的民主进程蒙上阴影。
在“513”过后的两大变化也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经走向，其一是1970年的新经济政策的推出，在经济上华人已不再占优势，而是受到各项条例的影响。在不反对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下（重组社会及消除贫穷），国家资本及国营企业抬头，并分成土著与非土著，华人逐渐地不再是经济的主导者。
其二是联合政府的出现及反对党的收编，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加入执政集团，更在1974年组成国阵（取代原来的联盟），但不意味着华人政治权力的扩大，而是在扩大阵营下，仍由华基政党（民政与人联）与马华分享既有的权力。换句话说，华人的政治势力表面上看来多样化，实则权限依然故我。
即使在1974年时，马中关系取得突破而建交，为华人在民族情感上提供欣慰与喜悦，但也不意味着华人不再有困境。恰恰相反，进入80年代之后，华人面对的挑战是越来越大，包括新经济政策的强化及政治权力的被分散，也就形成巫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执政党，一党独大的思维也就在90年代乃至千禧年后形成一个趋势和走向。
从这两方面来看，华人从来没能够在政经上有所“垄断”，而是希望政治权力不要被边缘化。自从失去财政部长及工商部长（70年代）之后，华人政党在内阁的影响力只有减退而不是“前进”。因此尽管马哈迪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用30年时间打造），等同叫国人购买30年的保单，以便在30年后有巨大的收成，但来到千禧年后，华人的困境只有逐步的累积而没有消失。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自马哈迪当政以来（1981年开始至2003年），国家在其强势领导下，回教化行政进一步扩大和制度化。1996年新教育政策的提出也仍未能解决华教的问题。
由于问题的复杂化，再加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在在都加重了华人的困境，例如在2001年，为要与崛起的回教党斗回教化，马哈迪也就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这一坚持固然使到非马来人的心情沉重，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政策”下，国家政策会有多大的改变？
因为局面的不明朗，加上阿都拉当政后（2003年）并没有“纠正“马哈迪的不当政策，反而不允许针对宗教课题提出诉求（马华等政团被促收回备忘录）及公务员比例有明显的偏差。还有学生入大学的不均衡数字都让国人；尤其是城市选民对政府的施政有很大的不认同，也就有了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
本来在此之后痛定思痛的马华公会应正视问题的症结，但却反过来向华裔做出不适当的“指示”（除非支持马华，否则成绩更差就不入阁）。其结果引发华人更大的反感。在2013年的505投票日，干脆让马华蒙受更大的失败。
马华即使不入阁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错误的决策只能进一步伤害马华公会，这种不退出国阵而是希望华社“回心转意”的想法就由廖中莱领导的改革委员会开始登场了，但廖中莱是从外部影响内部，如与华团交流，与国民党交流，乃至与中共交流；似乎尚未在党内掀起改革风暴。换句话说，侧重外来的影响力并不能改变和挽救马华内部面对的一箩箩的“积重难返”的难题。外人只能作客套的对话，也真的不适宜高调；尤其是中共的性质与马华是绝然不同的，彼此风牛马不相及，能交流出什么结果也不知晓？过去只有左翼政党向中共取经，马华对中共是“退避三舍”的，难道仍然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能与马华达成“意识形态”的共识？若在这方面没有共识，那也只能点到为止，不宜借外力整内力。廖中莱的人马也许想真诚实意来打救马华，出发点不可置疑，问题是救马华要正本清源，知道马华的困境在哪里；若是避重就轻，就不容易对症下药，还希望马华改革派也要吸取林苍祐派当年被腰斩的悲剧与教训，否则恐怕会功亏一篑的。
刊登于2013年8月8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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