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马华文学的发生和左转
一、马华文学的发生
在文化和文学上对马华社会有深远影响的是中国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五四文学的影响下，马华新文学开始萌生。方修认定从1919年到1925年是马华新文学（用新文学是要区分在此之前的是文言文的旧文学，在思想方面更是保守）的萌芽期。这个时期的马华新文学与中国五四文学一样，具有启蒙主义性质。它主要表现在建立初步的新文学框架：对封建思想的斗争与批判。例如张叔耐（痴鸠）（《新国民日报》主笔）在1919年撰写《辟顽固家之谬论》，坚决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保守传统。‚初步开展对文学原理的研究。例如林独步在研究修辞学方面提出一些学术语，如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及写实主义等。ƒ对作品进行鉴赏与评论，即狭义的文艺批评。例如1923年洗玉贞评梁亚珠的诗作《求人不如求己》，指作者坚认人类互助的能力很薄弱的思想应转变为强调人类只有互相合作才能生存，随后引起一场笔战。此是马华新文学第一篇形式比较完整的批评文章。[1]
有鉴于马华新文学初期的作家都是来自中国的，有浓厚的侨民意识和心态，一切以中国为依归，因而发展马华新文学也是为了适应于中国的变革，只是在后来才又演变为本土化的斗争。初期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应推《新国民日报》（1919年创刊于新加坡）主笔张叔耐的一篇社论：“我们虽则侨民在这南洋地方，但是我们的根本，究竟还在中国。虽则在英荷两国的属地做事情，到底是个寄居的客人”。[2]可以说，马华文学的初期，只是一种中国文学的延伸——“侨民文学”，而真正的马华本土文学的成长还要待以时日。
不过，五四新文学影响下的马华新文学没有来得及充分发展，就随着中国文学一同转向革命文学，产生了“新兴文学”运动。文史学家方修将1925年至1931年形容为“马华新文学的扩展期”。主要是指这个阶段响应了中国的“革命文学”，出现了慷慨激昂的文章，甚至与“革命文学”相连贯。[3]有两个重要因素促成马华新文学急速地向左转。其一是在吴钝民的播种下，原本已萌芽的政治种子，很快借助中国吹来的“革命文学”“开花结果”。其二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指国共分裂），又一批文人移居马来亚，通过他们的笔杆，把革命的火种点燃起来。
根据统计，在1925-1933年期间，南来的中国作家比较著名的有17人，包括拓哥、陈炼青、衣虹、谭云山、曾圣提及马宁等。[4]他们连同较早南来的中国作家，在华文报章上燃起“革命文学”的烈火，以致有些作者还以为这是马华新文学运动的真正起点。例如铁戈（战前中国南来，战后初期崛起，成为杰出诗人。日治时代曾被捕入狱）在《文艺独特性、任务及其它》写道：“马华文艺的萌芽是在中国新文学运动步入“革命文学”的那个阶段，也就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在残酷的白色恐怖威胁下，流亡到马来亚，他们在这儿散播革命的种子，同时也带来了中国的“革命文学”。后来中国文学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直接地影响到马来亚，以及不断地向马来亚移植，终于形成中国文艺运动的一股海外支流”。[5]
赵戎（新加坡著名小说家兼评论家）在《论马华作家与作品》一文中也这样说：“马华文学运动，完全得力于中国南来作家们的大力推动，才有今日的成就”。[6]
铁戈所言，除了马华新文学起源的年代有争议外，其它的说法未被否定，但若说马华左翼文学起源于1926年的中国“革命文学”的传播，倒是没有争议的。比如在1927年时，新加坡《新国民日报》率先刊载了永刚的一篇文章《新兴的文艺》揭示了革命性的文学时代已经到来：“在现代，新兴勃起的文艺作家，是充满着红血轮与反抗性的，在这治人者压迫治于人的时代，要激发民众，应该看清前者的残忍、无耻、淫荡和穷奢极欲的罪恶生活”。[7]
对“革命文学”作出解释的是马来亚《槟城新报》副刊《椰风》的编者，他在发刊词中直接宣告：“布尔乔亚的文学已经随着革命从曲线走向凸线而没落；布尔乔亚文学已成为过去的文学”。“目前因中国革命在曲线转环偶然低落，反革命势力趁机袭来的时候”，“（已）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大时代，普罗文学（被）禀赋了历史任务，努力其文学新工程”。[8]
代表无政府共产主义声音的《益群日报》副刊《枯岛》编者许杰指出，革命并不一定是荷枪实弹，只要有革命的精神，能揭发社会的罪恶，与恶势力环境战斗，也就是革命啊！[9]许杰，原名许世杰，1901年生。在中国时已是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1928年来马出任《益群日报》总编辑，兼编文艺副刊《枯岛》，宣传新兴文学。1929年辞职回上海，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担任过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93年在上海病逝，终年92岁。[10]
许杰的言论显然受到创造社的影响，蒋光慈在1928年发表的《关于革命文学》中说：“革命文学是以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革命的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具有反抗一切旧势力的精神！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革命文学是要认识现代的生活，而指示一条改造社会的新路径！”[11]
从许杰的背景来看，他在马来亚逗留不过两年的光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人。在思想行动上自然以中国为依归，与蒋光慈的论调大致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印证了在那个年代，中国和马来亚的左翼文人其实是同一路人，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只是借助马来亚文化阵地表达同一个思想。比较有力证明马华鼓吹“新兴文学”是与中国“革命文学”同出一辙的是作者悠悠在《星洲日报》副刊《野芭》对鲁迅的直接攻击，严如创造社较早时的一把声音：“有些明知普罗文艺在勃兴，然而他却认为普罗文艺是他的死对头。除了一方面不遗余力的向普罗文艺攻击外，另一方面也叫一叫普罗，希翼获取读者。然而我人经能在他底作品中看出其立场。郁达夫的大众文化便是很明显的一个例证（指反普罗（无产阶级）文学）。鲁迅不是普罗文艺的作者。他与普罗文艺是站在敌对地位的。我们只当他是博物馆陈列品”。[12]
这种极端的言论竟发生在“左联”成立后的3个月，表明作者对中国文坛变化的无知，仍然紧随“革命文学”的步伐。对鲁迅怀有个人的仇恨或是创造社的死硬派，来到马来亚散播反鲁迅言论。虽然其影响力毕竟有限，但也反映出创造社的极左思想也波及海外。
马来亚的华人在那个时期拥有浓厚的“侨民意识”，自然以中国的政治需要作为导向。当时控制马来亚华人文化阵地的都是来自中国的文人，也就需要为中国而服务；尤其眼见国家四分五裂，陷入内战，强权又在中国耀武扬威，愤而举起笔杆投向中国人民的敌人。例如《益群报》作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喉舌，其总编辑许杰在1928年履新时，通过他所主持的文艺副刊《枯岛》发出强有力的推动“革命文学”的号召：“《枯岛》所抱的使命，是同情与反抗。同情的自然是被压迫阶级、被压迫的民众，而反抗的也当然是同情的阶级的敌人了。从同情与反抗的两层出发，于是我们在南洋的文艺界中，树立起一面革命文学的大旗。在这大旗下，站着许多努力战斗的青年”。
二、为新兴文学定位
比较概括性地给“新兴文学”定位的是一位在后来举足轻重的文人衣虹。衣虹原名潘受，又名潘国渠，福建南安人，1911年生。19岁南来新加坡（1930年），加入《叻报》（创刊于1881年，收盘于1932年，立场保守），力倡新兴文学。潘受在50年代成为陈六使的得力助手，介入草创南洋大学的成立。1955年林语堂离开南大后，他受命主掌行政，出任南大秘书长。1960年退休，才由庄竹林接掌南大。[13]
依虹的长文刊于《叻报》副刊《椰林》，题目是《新兴文学的意义》，开章明义地说：“所谓新兴文学就是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n）（无产阶级）文学。不过“现在的新兴文学”，与“广泛的革命性文学”有所区别。新兴文学固然含有多量的革命性，革命性的文学却不尽是新兴文学。中国五四运动的新布尔乔亚文学，都无容否认的是带有革命性的文学，但这和现在的新兴文学全然异趣，尖锐地对立”。[14]
此外，依虹在《新兴文学的内容问题》一文中，对创作方法举出其四个内涵：
其一，新兴文学要着重正面描写。以唯物辩证法，把握复杂紊乱的社会现象中的本质。换言之，即是把握着“进行中的社会”而向新兴群体胜利方面前进的事用艺术手腕摹绘了出来。但同时也不是如茅盾嘲讽着说的要“把未来的光明，粉饰在现实的黑暗上”，对于“黑暗”，新兴文学仍然暴露它，不掩蔽它，不过是得放在次要的地方，作为烘托陪衬之用。
其二，新兴文学注意本阶级的宣传。“新兴文学者应该能摄取一切恰当的题材，一方面与支配势力作战，一方面又为了自身在这成长的时代，作强有力的推进，使渐次造成“一个光底所有者”。作者认为题材可以包罗万象，但诚如日本藏原（藏原惟人1925-26年留学苏联，回国后鼓吹“无产阶级文学”）说的：“题目只在作家的观点，不必在其题材”。
其三，新兴文学要鼓舞革命气氛。作者指出唤起观众是极其荣耀的事，非强烈的刺激，是不容易引导大众共趋于“大同”之轨道的。
其四，新兴文学要传革命之道。作者认为“伟大的艺术都是载道的。这里所说的“道”，并不是单指道德上的“道”，而是广义的“道”，泛指要求事理的“道”。我们需要一种表现最高紧张的生活艺术。总之，成为新兴文学的内容，最重要者，还是群体的感觉“情绪”，“意识形态”，“气氛”。根据这几点而展开去的作品，其内容当然是正确的。[15]
方修总结依虹的创作论点有下列四个方面：一、着重正面描写；二、注意新兴阶层生活的宣扬；三、要有鼓舞的气氛；及四、不忌嫌有益的传道，不反对艺术政治化，因而认为依虹的理论文字是较为完整的。[16]然而，还有其它作者是更为鲜明地以无产阶级来推动文学，不似依虹的“兼收并蓄”，阶级意识不强。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依虹的影响力。如果认真分析起来，他的论点接近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只求“大同”，不强调无产阶级的核心力量。看来吴钝民对他的影响是存在的。
由于马华新文学脱胎自中国新文学，若是离开中国革命文学，也就没有所谓马华新文学可言，下来的历史事件发展进一步证明这个“父子关系”。例如，就在1930年中国左联（3月2日）成立后，马来亚政局也有巨大的变化。那是1930年4月29日，在马来亚诞生了“马来亚共产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阮爱国（越南领袖胡志明）所主持的，致使英殖民地政府大为紧张，对文化采取高压政策。从1930年起就发生不间断的文字案，包括驱逐编辑人及写作人回中国，封闭副刊或报社，尤其是1930年10月发生的《星洲日报》副刊《繁星》刊登《十字街头》一文，触怒英殖民政府将编者林仙峤驱逐出境，影响所及，导致全马各华文报的文艺刊物纷纷停刊。造成新兴文学运动过后趋于低潮，南洋色彩文艺更是一落千丈。[18]
马华新兴文学与中国左翼文学一样，是思想理论先行，文学创作滞后。在新兴文学初期，创作实绩有限，而且初结成果就受到打压。例如《十字街头》是一个独幕剧（作者寰游）描写的是在经济不景气下，工人纷纷失业而走向街头，展示工人需要团结的需要，因为工人是创造世界的，工人需要团结起来寻找出路。[19]其内容是“新兴文学的南洋色彩”的具体反映，引起英殖民政府的查禁，这当然也与马共的崛起大有关系。这样一来，原来十分兴旺的马华新文学也因文字案而在1931年暂避锋头。
三、马华也有“左联”组织
英殖民地之所以对马华新文学向左转有所顾忌，那是因为1932年时，在马共领导下，在新加坡出现一个类似中国左联的组织，取名为“无产阶级作家联盟”（Proletarian Writers
Association）。这个组织约有80名成员，它打出的旗帜是支持中国、印度、朝鲜和马来亚的反殖革命斗争，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者欲图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支持和赞许苏联是个理想国家。它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它代表大多数激进的华人知识分子，包括教师、报人、业余作者、戏剧工作者和艺人；其二它启开一个新的舆论方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南来的，他们表现出在共产国际指示下，马共在外表看来已进入成熟阶级，可以自行开展斗争。[20]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王明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马共也在1932年发布12点革命纲领，朝着建立一个马来亚苏维埃的目标而斗争。但在那个组织不完善的年代，马共同样犯上左倾幼稚病的错误路线，造成马共及其文化阵线被严重破坏。根据统计，1932年至1935年间，英殖民政府逮捕1704名马共嫌疑分子，其中384人被法庭判罪。这之中有802名共产分子被遣回中国。[21]不用说，新兴文学运动同样遭受重挫。方修在总结这时期（1932-1936）的马华文坛时这样说：“由于文坛衰退，一般思想认识薄弱的作者迷失方向，文坛乃出现种种不健康的风气，最显著的是：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普遍抬头；‚大批形式主义作品出现；ƒ趣味主义作品泛滥。这是文坛歉收的季节”。[22]
[7]1927年1月4日《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收录在杨松年著《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稿》，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85-86页。
[8]1929年4月27日《槟城新报》副刊《柳风》创刊号，收录在杨松年著《战前新马华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出版，2001年, 第59页。
[9]1928年10月4日，《益群报》副刊《枯岛》，收录同上，第59页。
[11]“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第146页，收录蒋光慈1928年2月1日《太阳月刊》二月号。
[12]1930年5月14日《星洲日报》副刊《野芭》，收录在杨松年著《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稿》，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66-67页。
[14]1930年4月16日《叻报》副刊《椰林》，收录在杨松年著《战前新马华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出版，2001年, 第67页。
[15]依虹的论新兴文学的作品，由1930年4月16日至1930年5月3日止，先后刊登在《叻报》副刊《椰林》中，计有《新兴文学的意义》、《新兴文学之背景》、《新兴文学之历史的使命》、《新兴文学的内容问题》、《新兴文学的形式问题》及《新兴文学的大众化问题》。
[20]杨进发著《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By C.F.Yong）, Published by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97, p158
&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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