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的照片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31.8.13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 [第一章 第三节]



第三节  革命思潮冲击马华社会

一、马华社会状况概说

在我们论述马华文学向左转的同时,也有必要回顾当时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社会,尤其是华人怎样形成一个大族群。

转入20世纪初叶,也即是在孙中山搞革命前后的那个阶段,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基本上已完全由英国控制而成为一个经济富庶的殖民地。英国于1786年占领槟榔屿(槟城),继之在1819年占有新加坡。又于1824年与荷兰交换土地(让出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换取荷兰让出马六甲),并在1826年正式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直接由它管辖。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大量华人先后涌入这三州,然后又移入联邦内陆。久而久之,形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华人社会(英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和利用马六甲海峡之航道,取得香港的控制权后,更多的中国华人通过香港移民马新各地)。

1901年的人口统计,马来亚的总人口是120万余人,其中53万余人是华人,占总人口的48%,印度人11万余人,占9%。但到1911年时,马来人人口增加,计有140万余人,占53%,而华人及印度人分别占有91万余人及26万余人,合起来占45%,总人口此时已超过257万人(英国政府是在1930年开始限制男移民的进入,但不限女性,因女性人口过少)。

文史学家方修形容当时的马来亚是十足的殖民地,外国金融寡头、本地的封建地主及买办资本家,紧紧地控制着马新的政治经济,也建立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各民族的劳苦大众过着卑微、过劳、麻木、悲惨黯淡的生活。华人中下层的情况尤其恶劣,在政治上特别受歧视,深感被压迫被侮辱的痛苦。华人大量南来后形成的华人社会,也承袭着数千年来统治着中国人民的一切封建文化,它和同一个时期中国的许多地方一样风气闭塞,一样地盛行着鬼神迷信,盲婚制度,人口贩卖,养婢蓄妾…等等窊风陋习,因此当时的华族大众特别需要一场民主主义的社会运动与文化革命。[1]

正因为华人社会(主要居住在大城市)对殖民政府的某些压制性与严厉控制措施有所不满,加上对祖国(中国)(当时对马来亚的认同意识不强)的热爱,也就对孙中山的到来鼓吹革命有所反应,但仅止于上层社会的一定支持,而在另一方面保守的上层华人仍支持康有为的保皇党(保住清朝)(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曾来过马新请求当地华人支持他的理念)。

虽然如此,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给马新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逐步扩大的,也提高华人的政治意识,俱是因中国政治腐败,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手段,由于不涉及英殖民统治,它一度被容忍乃至被注册活动。

而马华社会状况,埋藏着民族革命的燃料,也埋藏着革命文学的燃料,只待有思想的火种来引燃。这个火种来自中国。

二、无政府共产主义播种

其实,介于辛亥革命(1911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之间,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竟预先孕育带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左翼活动,这对马华新文学偏向“革命文学”产生微妙影响,意味着偏向苏共的“无政府主义”的兴起。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吴钝民。
它的背景是这样的:早在廿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已先后从法国和日本传入中国,落地生根,逐渐成为一股具有魅力的新思潮。五四前后,这股左翼思潮,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角逐于中国方兴未艾的政治、思想疆场。五四以前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有李石曾、刘师培、刘师复、褚民谊与吴稚辉等等。1912年刘师复在广州成立《晦鸣学社》,出版《民声》报,鼓吹无政府共产主义。1913被查禁。1914年刘师复于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主张推翻一切强权,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府。1915年刘师复逝世,其组织朝向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及毛泽东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其二是黄凌霜与区声白继续推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极力宣扬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1914-1918),有一小批“无政府共产主义”人抵达马来亚为激进的政治运动铺路。他们是张洪城、胡笃初、范章甫及吴钝民,及后又加入王雨亭(这里头的人有在后来成为中共党人的张洪城,他是在1928年被中共遣派再来马来亚重组共产运动,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就是这样成立起来的,大本营在新加坡)。由此可见,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可以相互容忍和相互往来的。[2]

吴钝民生平不详,只知他是福建永春人(此后大批永春人来马与他有些关系),早年在中国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也留学日本。“五四”前后,参加无政府共产主义活动。在1917年抵达马来亚的吉隆坡,其时年约30岁左右。通过王雨亭(1908年来到吉隆坡。1918年王离隆返回爪哇,出任《真理报》主笔,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结识了一批华侨知识分子,如林青山、林剑魂与罗文兴等。1918年吴钝民有鉴于吉隆坡没有一家华文日报,遂建议出版一份报纸宣传理念,但当时是以痛斥北洋军阀政府腐败与颟顸无能为导向,不是针对英殖民统治。19186月,在吴钝民担任主编下,《益群报》(周报)(后在1919年改为《益群日报》)宣告诞生了。这份报纸除上述人外,也邀约国民党党要,如辛原慈、孙子光及陈澎相、谭伯周与萧友仁等加入为发起人。这份报纸在1919年改为有限公司,延至1936年才结束,前后达17年之久。

创办初期,表面上看是国民党的党报,实则贯穿了吴钝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思想。吴钝民立论激烈,力倡自由平等和平民主义,即通过平民领导的社会革命来破坏旧阶级制度。与此同时,他又于“五四”运动展开后,参与杯葛日货运动,终不为英殖民政府所容。19197月吴钝民连同另外5人,其中一人是尊孔学校校长宋木林被拘留,史称“六君子事件”。他们被视为“危险人物”,在11月将他们放逐回中国。

吴钝民被拘留时,毫无讳言承认鼓吹抵制日货;因日本强夺青岛而不归还中国,他也攻击欧洲和平会议灭弃公理,扶助强权。至为重要者,吴坚持其无政府主义思想是要锄强权植人道,福利世界人类,是为最神圣之主义。虽然吴钝民在马来亚只逗留短短的两年有余,但他所灌输的激进思想,带有相当色彩的左翼思想,为后来的“革命文学”之快速成长起了催化作用。他因而被视为“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3]

我们从学者杨进发编著的《吴钝民政论集》中即可窥见其无国界、无政府、无阶级论调是要跻进“大同之城”。言语间倾向苏联模式之政制,主张共产制度应做到:土地资源归公、工厂、机械及原料归公;人民各尽所能,共同从事于生利之途,而处于监管地位的委员会,应以人民之所需,赋予各人。[4]难怪英殖民政府视之为“洪水猛兽”,尤其是对他的“民族起而推翻现政府,推翻现政治”的无国界论,更是耿耿于怀。虽然吴钝民不是文学家,未见其文艺作品及文学批评,但就其政论而言,是靠向苏联社会主义路线,属于共产国际的另一支逆流,也与资本主义制度格格不入。

一代“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的吴钝民在他之后的《益群日报》的主编和编辑中,竟还有七位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吴天囚、陈璧禅、潘四仔、林即珊、刘克非、苏仲明(苏虾)及刘党天(1919-1922年)。这使到《益群日报》对后来的“革命文学”的提倡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当时中国及马来亚的政局来看,1919年是划时代的一年。在中国,“五四”救亡运动发生,标志着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逆转,而后走向社会革命,使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乃至文学掀开历史性的新篇章。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由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兴起,加入抵制日货行列,也在新加坡和槟城发生暴乱和流血,导致英殖民政府对华人民族主义的醒觉和激进活动采取强硬的措施。例如实施对华文教育的管制,在1920年推出印刷出版法令,并对马来亚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华人的政治活动严加控制。因此1919年也可被视为马新历史发展的一道分水岭。[5]

很自然的,当中国的“革命文学”蔚成风气之际,马华新文学顺着其已被灌溉的土壤,很快地与中国的“革命文学”结合在一块,成为统领马华文学的鲜红旗帜。

三、华文教育逆流而上

前文提及的康有为及孙中山的政治活动,这里有必要补充他们推动华文教育对马华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影响。如果没有华文教育的扎根,就谈不上马华新文学,更不会有左派革命文学与中国的革命文学的密切联系。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新式华文教育是在二十世纪初萌芽的。远在1819年时,槟城就出现有史可查的第一间华人私塾《五福书院》(院址至今仍然保留)。到了1884年,在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6]已有华人私塾115间,设备简陋,师资也缺乏。这些可归为旧式学校。1903年,东马沙巴华社创设两间新式学校,即乐育小学及中西小学。1904年,清驻槟城领事张弼士(张裕)在槟城创设新式中华小学,翌年又于新加坡创立崇正小学,接着各地先后出现华文小学乃至华文中学。

新式华校的兴起是与康有为(保皇派)(1898年)及孙中山(革命派)(1906年)先后来到马新搞政治活动,鼓吹兴学办校大有关系。两派的斗争,催生了马来亚的新文化运动。随着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爆发,马来亚的华文私塾在1920基本上已被新式学校所取代。尽管从1920年起,英殖民政府对华校进行登记与控制措施,但华校依然在风雨中挺拔而茁壮成长。

1921年的有关记录显示,共有252间华校在海峡殖民地及马来属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内成立(另五个州,即玻璃市、吉打、吉兰丹、丁加奴及柔佛归称为非马来属邦,以马来人占绝大多数,当时的华校数目非常有限,未被统计在内)。1924年翻一倍,增至564间,学生人数27,476名,教师1257名。1927年时华校再跃增至665间,学生人数40,76名,教师1637名。10年后,1937年时,华校933间,学生人数79,993名,教师3415名。1938年时,华校突破千间,达1015间,学生91,534名,教师3985名。[7]由此可见,华文教育在风雨中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不再限于小学,其实从1917年开始,就有华文中学之设,第一间是新加坡的华侨中学,第二间是槟城的钟灵学校,在1923年转型为中学。继之更多华文中学开办,这对马华新文学的推动,产生积极的作用。英殖民政府所担心的是华校生的思想倾向中国,因此在1920年后对左派思想的传入提高警惕,可是法令终究无法压制和消灭华校。

唯一使英殖民地“告慰”的是,它在推动英文教育上也取得一定的成功,尤其是培植当地土生华人(俗称峇峇)纯粹接受英文教育,跻身政府公务员之列,影响了后来的相当部分的华人将子女送进英校,成为社会的精英,其中一些被扶持登上政治舞台,推动西方民主政治,以抗拒来自中国和华校的左翼政治势力的膨胀。然而这股亲西方势力,在1920年后,因人数居少数,也就无从阻止左翼份子通过“革命文学”来释放政治抱负。


[1]方修著《马华新文学简史》,董总出版,1986年,第2-3页。
[2]杨进发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published by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97, p14-17及杨进发编《吴钝民政论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1995年,第1-2页。
[3]杨进发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published by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97, p14-17及杨进发编《吴钝民政论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1995年,分别为第20-21页及第2-11页。
[4]杨进发著《吴钝民政论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1995年,第51-56页,引述《益群日报》社论,1919719日。
[5]杨进发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published by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97, p11.
[6]“海峡殖民地”是英国政府于1826年正式成立,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划入英国直接管辖的殖民地。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这三州加入其中。
[7]陈绿漪大馬半島華文教育的發展》,引述Yung Yuet Ling的碩士論文《Con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to Education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马来属邦), 1900-1941, 1967, p72-73.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