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革命思潮冲击马华社会
一、马华社会状况概说
在我们论述马华文学向左转的同时，也有必要回顾当时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社会，尤其是华人怎样形成一个大族群。
转入20世纪初叶，也即是在孙中山搞革命前后的那个阶段，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基本上已完全由英国控制而成为一个经济富庶的殖民地。英国于1786年占领槟榔屿（槟城），继之在1819年占有新加坡。又于1824年与荷兰交换土地（让出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换取荷兰让出马六甲），并在1826年正式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直接由它管辖。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大量华人先后涌入这三州，然后又移入联邦内陆。久而久之，形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华人社会（英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和利用马六甲海峡之航道，取得香港的控制权后，更多的中国华人通过香港移民马新各地）。
在1901年的人口统计，马来亚的总人口是120万余人，其中53万余人是华人，占总人口的48%，印度人11万余人，占9%。但到1911年时，马来人人口增加，计有140万余人，占53%，而华人及印度人分别占有91万余人及26万余人，合起来占45%，总人口此时已超过257万人（英国政府是在1930年开始限制男移民的进入，但不限女性，因女性人口过少）。
文史学家方修形容当时的马来亚是十足的殖民地，外国金融寡头、本地的封建地主及买办资本家，紧紧地控制着马新的政治经济，也建立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各民族的劳苦大众过着卑微、过劳、麻木、悲惨黯淡的生活。华人中下层的情况尤其恶劣，在政治上特别受歧视，深感被压迫被侮辱的痛苦。华人大量南来后形成的华人社会，也承袭着数千年来统治着中国人民的一切封建文化，它和同一个时期中国的许多地方一样风气闭塞，一样地盛行着鬼神迷信，盲婚制度，人口贩卖，养婢蓄妾…等等窊风陋习，因此当时的华族大众特别需要一场民主主义的社会运动与文化革命。[1]
正因为华人社会（主要居住在大城市）对殖民政府的某些压制性与严厉控制措施有所不满，加上对祖国（中国）（当时对马来亚的认同意识不强）的热爱，也就对孙中山的到来鼓吹革命有所反应，但仅止于上层社会的一定支持，而在另一方面保守的上层华人仍支持康有为的保皇党（保住清朝）（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曾来过马新请求当地华人支持他的理念）。
虽然如此，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给马新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逐步扩大的，也提高华人的政治意识，俱是因中国政治腐败，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手段，由于不涉及英殖民统治，它一度被容忍乃至被注册活动。
而马华社会状况，埋藏着民族革命的燃料，也埋藏着革命文学的燃料，只待有思想的火种来引燃。这个火种来自中国。
二、无政府共产主义播种
其实，介于辛亥革命（1911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之间，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竟预先孕育带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左翼活动，这对马华新文学偏向“革命文学”产生微妙影响，意味着偏向苏共的“无政府主义”的兴起。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吴钝民。
它的背景是这样的：早在廿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已先后从法国和日本传入中国，落地生根，逐渐成为一股具有魅力的新思潮。五四前后，这股左翼思潮，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角逐于中国方兴未艾的政治、思想疆场。五四以前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有李石曾、刘师培、刘师复、褚民谊与吴稚辉等等。1912年刘师复在广州成立《晦鸣学社》，出版《民声》报，鼓吹无政府共产主义。1913被查禁。1914年刘师复于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主张推翻一切强权，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府。1915年刘师复逝世，其组织朝向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及毛泽东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其二是黄凌霜与区声白继续推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极力宣扬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1914-1918），有一小批“无政府共产主义”人抵达马来亚为激进的政治运动铺路。他们是张洪城、胡笃初、范章甫及吴钝民，及后又加入王雨亭（这里头的人有在后来成为中共党人的张洪城，他是在1928年被中共遣派再来马来亚重组共产运动，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就是这样成立起来的，大本营在新加坡）。由此可见，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可以相互容忍和相互往来的。[2]
吴钝民生平不详，只知他是福建永春人（此后大批永春人来马与他有些关系），早年在中国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也留学日本。“五四”前后，参加无政府共产主义活动。在1917年抵达马来亚的吉隆坡，其时年约30岁左右。通过王雨亭（1908年来到吉隆坡。1918年王离隆返回爪哇，出任《真理报》主笔，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结识了一批华侨知识分子，如林青山、林剑魂与罗文兴等。1918年吴钝民有鉴于吉隆坡没有一家华文日报，遂建议出版一份报纸宣传理念，但当时是以痛斥北洋军阀政府腐败与颟顸无能为导向，不是针对英殖民统治。1918年6月，在吴钝民担任主编下，《益群报》（周报）（后在1919年改为《益群日报》）宣告诞生了。这份报纸除上述人外，也邀约国民党党要，如辛原慈、孙子光及陈澎相、谭伯周与萧友仁等加入为发起人。这份报纸在1919年改为有限公司，延至1936年才结束，前后达17年之久。
创办初期，表面上看是国民党的党报，实则贯穿了吴钝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思想。吴钝民立论激烈，力倡自由平等和平民主义，即通过平民领导的社会革命来破坏旧阶级制度。与此同时，他又于“五四”运动展开后，参与杯葛日货运动，终不为英殖民政府所容。1919年7月吴钝民连同另外5人，其中一人是尊孔学校校长宋木林被拘留，史称“六君子事件”。他们被视为“危险人物”，在11月将他们放逐回中国。
吴钝民被拘留时，毫无讳言承认鼓吹抵制日货；因日本强夺青岛而不归还中国，他也攻击欧洲和平会议灭弃公理，扶助强权。至为重要者，吴坚持其无政府主义思想是要锄强权植人道，福利世界人类，是为最神圣之主义。虽然吴钝民在马来亚只逗留短短的两年有余，但他所灌输的激进思想，带有相当色彩的左翼思想，为后来的“革命文学”之快速成长起了催化作用。他因而被视为“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3]
我们从学者杨进发编著的《吴钝民政论集》中即可窥见其无国界、无政府、无阶级论调是要跻进“大同之城”。言语间倾向苏联模式之政制，主张共产制度应做到：土地资源归公、工厂、机械及原料归公；人民各尽所能，共同从事于生利之途，而处于监管地位的委员会，应以人民之所需，赋予各人。[4]难怪英殖民政府视之为“洪水猛兽”，尤其是对他的“民族起而推翻现政府，推翻现政治”的无国界论，更是耿耿于怀。虽然吴钝民不是文学家，未见其文艺作品及文学批评，但就其政论而言，是靠向苏联社会主义路线，属于共产国际的另一支逆流，也与资本主义制度格格不入。
一代“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的吴钝民在他之后的《益群日报》的主编和编辑中，竟还有七位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吴天囚、陈璧禅、潘四仔、林即珊、刘克非、苏仲明（苏虾）及刘党天（1919-1922年）。这使到《益群日报》对后来的“革命文学”的提倡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当时中国及马来亚的政局来看，1919年是划时代的一年。在中国，“五四”救亡运动发生，标志着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逆转，而后走向社会革命，使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乃至文学掀开历史性的新篇章。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由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兴起，加入抵制日货行列，也在新加坡和槟城发生暴乱和流血，导致英殖民政府对华人民族主义的醒觉和激进活动采取强硬的措施。例如实施对华文教育的管制，在1920年推出印刷出版法令，并对马来亚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华人的政治活动严加控制。因此1919年也可被视为马新历史发展的一道分水岭。[5]
很自然的，当中国的“革命文学”蔚成风气之际，马华新文学顺着其已被灌溉的土壤，很快地与中国的“革命文学”结合在一块，成为统领马华文学的鲜红旗帜。
三、华文教育逆流而上
前文提及的康有为及孙中山的政治活动，这里有必要补充他们推动华文教育对马华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影响。如果没有华文教育的扎根，就谈不上马华新文学，更不会有左派革命文学与中国的革命文学的密切联系。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新式华文教育是在二十世纪初萌芽的。远在1819年时，槟城就出现有史可查的第一间华人私塾《五福书院》（院址至今仍然保留）。到了1884年，在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6]已有华人私塾115间，设备简陋，师资也缺乏。这些可归为旧式学校。1903年，东马沙巴华社创设两间新式学校，即乐育小学及中西小学。1904年，清驻槟城领事张弼士（张裕）在槟城创设新式中华小学，翌年又于新加坡创立崇正小学，接着各地先后出现华文小学乃至华文中学。
新式华校的兴起是与康有为（保皇派）（1898年）及孙中山（革命派）（1906年）先后来到马新搞政治活动，鼓吹兴学办校大有关系。两派的斗争，催生了马来亚的新文化运动。随着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爆发，马来亚的华文私塾在1920基本上已被新式学校所取代。尽管从1920年起，英殖民政府对华校进行登记与控制措施，但华校依然在风雨中挺拔而茁壮成长。
1921年的有关记录显示，共有252间华校在海峡殖民地及马来属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内成立（另五个州，即玻璃市、吉打、吉兰丹、丁加奴及柔佛归称为非马来属邦，以马来人占绝大多数，当时的华校数目非常有限，未被统计在内）。1924年翻一倍，增至564间，学生人数27,476名，教师1257名。1927年时华校再跃增至665间，学生人数40,76名，教师1637名。10年后，1937年时，华校933间，学生人数79,993名，教师3415名。1938年时，华校突破千间，达1015间，学生91,534名，教师3985名。[7]由此可见，华文教育在风雨中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不再限于小学，其实从1917年开始，就有华文中学之设，第一间是新加坡的华侨中学，第二间是槟城的钟灵学校，在1923年转型为中学。继之更多华文中学开办，这对马华新文学的推动，产生积极的作用。英殖民政府所担心的是华校生的思想倾向中国，因此在1920年后对左派思想的传入提高警惕，可是法令终究无法压制和消灭华校。
[2]杨进发著《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published
by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97, p14-17及杨进发编著《吴钝民政论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1995年，第1-2页。
[3]杨进发著《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published
by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97, p14-17及杨进发编著《吴钝民政论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1995年，分别为第20-21页及第2-11页。
[7]陈绿漪著《大馬半島華文教育的發展》，引述Yung Yuet Ling的碩士論文《Con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to Education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马来属邦）, 1900-1941》, 1967, p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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