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以降的50年代，教总和董总先后探出头来；尤其是在1955年在林连玉带领下，董教总与联盟就华教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后，进一步提升董教总的声望。
有关的口头协议是董教总应先支持联盟候选人在1955年的普选中胜出而执政（自治邦）以换取联盟承诺成立教育检讨委员，对华教的存在和发展给予保障。
果然联盟兑现诺言，也就有了拉萨（时任教育部长）教育委员会的成立。当拉萨教育报告书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后，在董教总表示满意下，它们与马华的关系十分融洽，而在较早前（1953年）成立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俗称三机构）也就更积极操作了。
无疑的，三大机构不但提高马华的代表性，也强化董教总的权威。在那个时候，一提及董教总就自然地把林连玉视为实权的领导人。
虽然在1959年林苍祐在马华大权旁落后，“三大机构”的合作名存实亡，但董教总的招牌却越擦越亮。转入60年代的华教多事之秋，更见董教总招牌闪闪发亮，其中的原由是因为政府在1961年又设立拉曼达立（时任教长的名字）教育检讨委员会，将教育制度全面改变。
林连玉身为教总主席，率先反对拉曼达立报告书强制华文中学要么接受政府的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要么不接受改制，则成为独立中学，不获政府分文津贴。
在此关键时刻，他促请所有华文中学走独中路线，自力更生，因接受津贴而变质。林连玉因之被褫夺公民权及吊销教师准证而名声大噪，教总的招牌因此变成一个敢于抗争的象征。
虽然在林连玉之后也出了沈慕羽的领导，但转入70年代董总已成为华教的领航者，地位也相应的提高。这意味着教师多半在成为公务员后，董总就得肩负起领导的任务；而教总则亦步亦趋与董总靠拢在一起。这就是说，在林晃升领导下，董教总已混成一体而被视为华文教育的保姆。例如1975年推出统考意味着董教总的领导有了突破，可以举办统一考试。从而赢得民间“教育部”的美誉。
即使董教总在1982年（推派华教人士参加民政党，以便通过政治影响力和有人在朝好办事的观念下捍卫和发展华教）及1990年（林晃升率领一批精英参加民主行动党，声称要推动两线制）介入政治而有了政治倾向。但基本上没有砸了董教总的金字招牌。那些气怨董教总投向某党的政党或民间单位，也不得不在适当的时机与董教总修好关系，例如当董教总倒向民政时，马华及行动党极为不悦，但也未公开决裂，过后也有所接触。又如董教总被认为倾向行动党时，也激怒了马华和民政，但也还未达“绝交”地步。由此可见，董教总在民间及政党看来是有其权威，不能忽视它的影响力。
事实上，董教总在80年代后的几场领导也让华社留下深刻的印象，包括：①1987年领导华社反对教部委派不谙华语华文行政人员长驻华校而引发茅草大逮捕行动，反而提高了董教总的地位（尤其是董总主席林晃升及教总主席沈慕羽双双被内安令扣捕）。
②1999年大选前，领导全马华团向政府提出诉求而成为华团的表率，虽然在大选后被“秋后算账”，也被逼收回一些诉求和字眼，但无损于董教总这块金招牌。
可惜的是转入2012年，董总与其孪生兄弟教总的关系起了变化，它们在数项教育课题上有了分歧，彼此对“关丹独中”的模式与教育大蓝图有不同的解读，以致董总主办的一些大集会得不到教总的参与和联办。
华团也因董教总的“分裂”而有了不同“阵营”的倾向，其中明显的是林连玉基金会表明不参加728的大集会，这样一来，林连玉又好像与董总有了距离。
如果说过去华团及华社都热烈的响应董教总“独大运动”，不但签名支持，也以实际行动进行募捐，那么在今天董教总如果不能珍惜过去团结的成果，那将是华教的悲哀，因为连带其他华团也有了各自的取向，这对华社在力争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是有弊无利的。
无可否认的，华文教育的未来也似乎系于董总和教总能否以大局为重，不再拘于政见的不同而公开地非议与指责，这徒只让董教总的金字招牌剥落和褪色，更是令仇者快，亲者痛了。
原本华教之路已难行，现在华教团体又闹分派与分裂，实在是华教之悲。
刊登于2013年8月5日《号外周报》第644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