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全民性的民族革命战争。在这种形势下，抗战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文学也不例外。文学成为宣传抗战、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抗战时期以及之后进行的四年解放战争中，苏联传入的革命文学思想和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得到合法化，成为全民接受的主流文学形态。这就是说，在民族革命的形势下，苏联文学模式被强化了、普遍化了。同时，苏联文学模式也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修正，适合中国的文学传统和社会需要，被中国化了，于是形成了中国形式——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苏联革命文学思想的基本部分，如文艺为革命事业服务，文艺要大众化、提倡革命现实主义等。但另一方面，毛泽东文艺思想也体现了自己的特色，首先是消解了苏联文学理论中的二元论——反映论与意识形态论的并列，而突出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把文艺看作政治的附庸。其次是相对于文学理论的体系性、逻辑性，使它更注重文学思想的实用性、政策性，更贴近社会实际需要。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毛泽东在解放区展开整风运动，并制定出鲜明的革命文艺路线。在1942年5月的时候，毛泽东的三篇名著《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及《反对党八股》成为学习的重要文件。他明确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同一个月内，毛泽东在延安召集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及相关人员共80余人在杨家岭举行座谈会，发表了著名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革命文艺路线拍板。
毛泽东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文化阵线提升到与军事阵线并列的地位。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爱。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都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
“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毛泽东这一篇划时代的讲话，不仅成为后来中国的文化大方向，只有发扬而不能有所更改和修正，而且也成为马华左翼文学的总纲领。
他明确地提出，即使是在抗日时期，中国新文学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及服从政治的。这与他在抗日时期发表的一系列专论是相辅相成的，如《实践论》及《矛盾论》（1937年）、《论持久战》（1938年），再加上《讲话》已明明白白展示毛泽东的“政治挂帅”的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两结合的最高体现。所有反对日本侵略，从事民族解放斗争的地区和人民，都适合引用，且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新文化，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他也提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就是说，他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是启蒙主义的（引进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是争取现代性的，“五四”运动的性质从此被改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曾参与“五四运动”的文化旗手之一的李何林。在1940年出版《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时，将“五四”新文化（包括新文学）运动当成是资产阶级文化，而看不见“五四”运动后一个多月，工人阶级就显示了力量，因此在1950年他发表了自我批评，承认他的《思潮论》的错误观点是思想水平低造成的，更没有毛泽东如此洞悉中国的文化运动所包含的无产阶级成份在内。[2]
事实上，《讲话》发表后，毛泽东已在所有的领域成为“战无不胜”的领袖，是不可动摇的权威。1943年，作为党的领袖之一的刘少奇就率先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此“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下来，成为党的未来方向，而毛泽东的声望在“抗日时期”达到顶点。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举行，确定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是三结合的不可分割体。这时离日本投降只有4个月，离毛泽东解放全中国不过是四年有余的时间。因此从抗战孕育而成的毛泽东思想成了海内外华人既爱又不易理解的新思潮。
二、《延安讲话》的基本思想
（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出发点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出发点。《延安讲话》一开头就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个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这个问题的提出，就蕴涵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前提，也就是文艺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是为政治服务的。
毛泽东意识到，革命战争需要动员群众，而文艺是有力的思想武器。因此通过文艺抓意识形态是他的决不动摇的政策。作为毛泽东文艺理论演绎者的周扬说：“解放区”出现了真正的人民的文艺。他说：“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
在全民抗战大形势下，毛泽东的《讲话》已成为文艺总路线的“金科玉律”。由于“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及“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思想深深地烙在文人的头脑，以致在从事创作时，不得不把西方文学界一向重视的“美学”置于次等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周扬所谓的政治功利主义压倒一切的思潮。
（二）强调文艺的政治性：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
毛泽东试图建立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后来被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个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主张文艺的政治属性。“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
他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而独立于政治、与政治并行的文艺都不存在。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政治，不论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总而言之，“文艺服从于政治”。[3]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因此，他主张艺术性服从政治性，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虽然在这个前提下，他又强调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提出了“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并认为“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但无论如何，还是政治压倒一切，这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由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突出了文艺的政治教化功能，导致文艺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被大大降低，以致文艺的公式化、概念化以及审美品格的失落。
（三）强调文艺的大众化：民间化、民族化、通俗化
毛泽东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为革命战争服务，从事革命战争归根结底是为了解放人民大众，因此文艺也是为大众——工农兵服务的。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要实现文艺的大众化，包括熟悉和使用他们的语言，表现他们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为此，文艺工作者就必须进行思想改造，把自己的立场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另一方面，文艺既是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大众化，即采用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包括民间的和民族的形式和风格。他反对五四以来流行的“洋八股”，实际上是纠正五四文学革命的现代化和世界化方向，使文学回归民间化和民族化。
正如他在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会上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4]因为艺术的内容决定着形式，没有民族的内容，也就没有民族的形式。周扬更为透彻地指出：“话剧民族化并不是要阻止它旧剧化，而是要它工农化。就是说，要把它改造到适合于表现工农兵的情感和思想”。[5]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所主张的“民族形式”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尤其是民间的文艺形式基础上的，而不是指“五四”以来从外国引进或移植到中国已经发展成为民族文艺新形式的现代形式。[6]
由此就触及了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现在要先普及，后提高，这是革命战争的需要，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需要。而在普及之后，才能进行提高。而且这种提高，不是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提高，是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上提高。这意味着要先放弃历史上已经产生的高雅文艺（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另起炉灶，在无产阶级的通俗文艺的基础上提高，产生新的高雅文艺。这种理论不仅是急功近利的，而且导致高雅文学传统的磨灭以及文学的低俗化。
接着又提出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现在已经不是鲁迅时代，应该以歌颂人民英雄为主。而要暴露只能是暴露敌人。“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就根本扭转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方向，转而走向高扬政治理性，把现实理想化的新古典主义方向。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抗日文学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都走向政治化和大众化，产生了一批新的革命文艺作品。如宣传“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剧《白毛女》；郭沫若的以团结御侮，反对分裂为主题的历史剧；民间话本形式的赵树理的小说；还有富有宣传鼓动性的通俗诗歌等。
三、鲁迅成“文化军队”统帅
在毛泽东大树特树鲁迅的权威下，鲁迅成了“文化军队”的统帅。
鲁迅（周树人）（1881-1936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将，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齐名，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主张打倒“孔家店”和“吃人的封建礼教”。他在五四以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艺思想，立场左倾，但未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是30年代“左联”首席代表人物，可他又与中共党内的理论家如周扬及郭沫若有不同的见解。在1936年“左联”被解散后，他并没有参加由中共统领的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为什么他会被毛泽东挑中成为中共在文化战线上的大伟人？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崇高声望以及他的左倾立场，中共需要一面文艺战线的旗帜，这非鲁迅莫属。还有一个原因是，鲁迅已经作古，可以盖棺论定，树立他不会有麻烦。
鲁迅逝世于抗日战争的前一年，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哀悼会和追悼会，连海外的马来亚也不例外。上海界的人民更将“民族魂”三个大字赠给了鲁迅，其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
毛泽东在延安立足之后，于1937年10月9日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公开颂扬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开办鲁迅师范学校及鲁迅艺术学院。
他总结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及牺牲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
一个鲁迅精神和后来的毛泽东思想化成了中共的文武统战的总纲领，相得益彰。
1940年，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一次升华鲁迅的人格。他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情的空前的民族民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7]
还有更精彩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毛泽东的初稿在讲到除了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外，也要有文化的军队。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朱德），一支是鲁总司令（鲁迅）的。此段后来被删掉，但毛泽东已成功地将鲁迅的精神纳入了整个革命斗争事业的范畴中。[8]
[7]孙琴安与李师贞合著《毛泽东与著名作家》，有关《毛泽东与鲁迅》篇中述及毛泽东对鲁迅的评述和评价而引文的内容则是书中引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一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第9-11页。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