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13

第二章 第二节 马华文学响应抗日

在马来亚方面,由于1930至1936年,英殖民政府对马共和新兴文学的压制,造成文坛萧条局面的出现。[1]这与马来亚政局的演变大有关系。单从1932年至1935年间,英殖民政府就逮捕1704名共党嫌疑分子,其中384人被判刑。自1930年到35年以来,共有882人被驱逐出境(回中国)。[2]

学者杨进发(南大毕业生,澳洲阿特雷德大学教授)在其著作中指出,1936年是马共的转折点,它的领导层已从方言系统(由海南人及客家人占绝大多数)转成华人知识分子及工人阶级型。1936年,马共改变策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成立一个联合非共产人士组成的统一阵线进行抗日斗争,于是一个“华侨抗日联合会”宣告成立(1936年10月,一批华教教师及学生与工人举行会议探讨此一运动,终于在1937年3月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日联合会”),复于两个月后成立“全马来亚华侨抗日联合会”。这是把全马华社的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的成功组织,扩大了马共的群众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当1937年七七卢沟事件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后,一个“华侨抗敌后援会”(Chinese Anti-Enemy Backing-Up Societies)成为马共的统一阵线的组织。

这个时候,英殖民政府不容于群众被动员起来,继续对马共领导采取镇压和逮捕手段。

一、马共主导统一阵线

虽然如此,在1937年 时,马共也不甘示弱成立了“马来亚各民族解放青年团”,且一度把马共改成“马来亚各民族共产党”,以期吸收其它种族加入其中。在马共的推动下,又成立了 “马来亚各民族各业总工会”。它的两个方向即一强化劳工抗争的阶级路线和二各阶层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马共在1938年 提出新的纲领,对旧的纲领作了一些修正,这份名为“马来亚共产党十大斗争纲领”比较温和,不再提建苏维埃共和国,而是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主制度, 保卫马来亚和平安全。十项纲领虽不提阶级斗争和反英立场,但也不为英国领情(此时英国仍与日本维持良好关系),迫使马共在1939年重新检讨纲领,重申打倒英殖民统治和封建势力,以建立一个独立的马来亚国家。

就在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紧急关头时,马共发动马来亚华人援助中国抗日,同时在马来亚鼓动更多工潮反对英殖民政府,直到1940年9月,在中国的介入下,马共才改变策略,争取、联络英国当局;因为中共在当时也视英国是反法西斯的一方,在欧洲与希特勒决战。[3]

根据记录显示,马共成员在压制中不断成长。1937年党员379名,1939年1000名,1940年1700名,1941年5000名,加上外围组织,力量更大,其控制的泛马劳工职工会及各业职工会的会员在1939年有2万名,1940年增加至5万名,又于1941年增加至10万名。[4]这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牵动整局,难怪英殖民政府对它坐立不安。

二、马华文学走向抗日文学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马华文学在抗日时期表现出来的思想与方向是和中国抗日战争连成一线的,例如中国在1936年解散左联,另立包容各党各派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后,“国防文学”成了抗日时期的最高文艺指导方向。周扬说:“国防文学就是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的阶层、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5]这意味着为了抗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暂时放在一边,在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下也就给海外华人一个机会整合起来(马来亚在这方面也因此推动马华新文学运动走向一个高潮,方修形容为马华新文学百花齐放空前繁荣的时期)。[6]

这 一时期,马华文学全面回应中国抗日文学,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直接造成,其一是马共配合中英的政策,把“抗日卫马”当成当务之急;其二是中国南来作家将中国的 抗日文学直接植入马华文学中;尤其是抗战时期来了一批著名的中国作家,把马华文学导向中国抗战文学而试图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不论是来自那一方面 的影响,革命文学始终成为一个主流,出现了所谓“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这个口号是马共在1938提出的,[7]证诸了马华文学在这个时期受到中国抗日文学的强大影响。虽然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尚未出炉,但抗日文学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马华文学。因此,马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是一致的,是在中国抗日文学的影响下持续发展的。

(一)马共文人倾巢而出

在马共方面,它的情况有些复杂,但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例如1936年,马共为了扩大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尤其是争取华校教师和学生的支持,先是将1932年成立的马来亚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最初称为艺术联盟)进行调整,先后成立了“青年文艺研究会”,“罗马化汉字研究会”,“读书俱乐部”和“学生联合会”。[8]

4个月后,也就是1937年2月,马共在新加坡正式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日联合会”(陈嘉庚领导的“新华筹赈会”是在1937年8月15日成立)。这说明马共比陈嘉庚更早动员华人抗日。在13名委员中,马共成员占了6名。马共成了这个统一阵线的主导。就在马共公开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日联合会”的同时,又成立一个“地下”的同类组织,以方便和马共领导层直接联系。继之马共派两名成员到马来亚各地筹组“全马来亚华侨抗日联合会”。

随着抗日战争在中国的爆发,马共在1937年12月又在新加坡成立“新加坡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然后再在1938年7月在金马仑高原秘密成立“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以成为统战的核心组织。这里有需注意到马共将原先的“抗日会”改成“抗敌后援会”是因为在当时英国尚与日本维持外交关系,不得不顺应中共暂不与英国树敌,以免扯联军抗德国纳粹的后脚。

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在同年的7月发表其指导性纲领(南洋商报刊登),题为《我们的态度》,其一是希望英国同情马来亚华人抗日运动;其二是主张在抗日运动中,“抗敌后援会”与非共华人社会领袖更加合作;其三力促劳资双方避免工业纠纷,强调所有纷争应和平解决。最高的要求是所有的马来亚华人团结起来,因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9]

在抗敌后援会中,领导人多是舞文弄墨之辈。其中粘文华(1909-)(亚林)是代表“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成为“新加坡侨抗日联合会”的发起人,是一名文化人。另一位王炎之(1896-1980)曾留学日本,1934年来马,出任怡保一家华文日报(应指时代报)的总编辑,后来成为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1938年与粘一起被遣回中国。

再一位戴隐邨(英浪)在吉隆坡出生,但在上海受教育。1936-37年,他是《南洋商报》的副刊编辑,是《星洲业余话剧社》的发起人。这个组织是马共的重要外围组织,吸引年青知识分子成为党员,而且有力地推动当地的剧运走向高潮。1939年被遣返后,曾出任杭州美术学院教。1985年逝世。

吴天是另一位出色的剧作家,30年代已在上海成名。1936年来到马来亚,先在芙蓉担任教师,后出任《星洲日报》记者及《兴中日报》编辑。他的作品有强烈的救国意识。1939年回中国,1949年后成为著名的电影导演。

黄图虽出生于马来亚并接受英文教育,但加入业余剧社,鼓吹街头戏支持抗战,所幸他是马来亚人,没有被解押出境。

杨雨若的职业是教师,也是《大众周刊》的出版人,被认为是激进派的刊物,他还是“新加坡文化俱乐部”及“茶阳励志社”的发起人,因而也成为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之一。

一位具有争议性的人物黄耶鲁(黄望青)也是能文擅武者,厦门大学毕业。他在马共中是“理论家”,是马共重要人物之一,有马共第一笔之称(详文参阅下一节《郁达夫与马共一支笔掀笔战》)。他在1941年于《南洋商报》发表一篇重要文章《论马华民族属性的问题》(笔名李秋),以马克思学说提出华侨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又要与马来亚其它种族合作,反对殖民主义。[10]

除了马共重要成员介入文学运动外,马共领导的“抗敌后援会”也在1940年组织“文抗”(即抗战文化),以推动“抗战文运”及“抗战剧运”,取代了已不活动的马来亚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地位和角色。

根据文件显示,受马共统战影响的新加坡业余剧社在1938年的半年内在全马来亚有100场的演出,吸引观众10万名,参加演出的人员计300人,他们为中国抗日筹得10万元救济金。

(二)南來作者加入统战

除 了马共在文艺上积极响应抗日文学外,中国南来的作家也加入抗战的行列。这些作家有的是与马共作家交叉的,例如王炎之、戴隐祁(英浪)、吴天及黄耶鲁等,另 外尚有后来一部也分成为马共成员的南来左派作家也在文坛头角峥嵘,包括较为出名的有冯蕉衣、老蕾、李润湖、流浪、刘思、桃木、铁亢、汪金丁、王君实、殷枝 阳、张楚琨、朱绪及郁达夫(另文评介)等人,约计22人。

根据郭惠芬调查,从1919年到1949年间,查知身份的南来作者至少有159位,其中在1920年至39年间来马者92人,约占总数59%。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及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南来的。她并指出,这批青壮年作者于1920—39年南渡新马后,从1925年起就登上新马文坛,此后二十几年间活跃于新马文学界,促进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与壮大。

在1939年之后,也就是1940-49年南渡的作者尚有24人。他们是蔡高岗、曹兮、陈残云、丁家瑞、胡愈之、金山、连士升、秋枫、沈兹九、王纪元、王任叔、夏衍、杨嘉、杨樾、俞颂华、岳野、张漠青、白塔、杨守默、姚紫、白寒、牵夫、李汝琳及郭史翼等。[11]

这批作家当中,较知名或较长久逗留的左翼作家有丁家瑞、胡愈之、金山、沈兹九、王纪元、王任叔及白寒等人。

由于中国南来的作家在思想和创作方法上,都是源自中国,他们通过服务报章,或主编副刊或投搞副刊,或加入文艺活动,把中国的一套抗日战争的革命文学搬了进来。因此,学者杨松年形容1937-1942年间的马华文学是侨民意识膨涨、本地意识挫折时期。[12]这就是说,抗日战争到来的时代,所有的主张和派系都要让位于抗日救亡,以中国作为核心,自然使得鼓吹马来亚本地文学的声音转弱乃至被抗日洪流淹没。在这非常时期,除了抗日还是抗日。例如1937年 槟城的《光华日报》副刊《努力》的编者说:“在目前这个大动乱时代……唯一的路线只有大家联在一起,站在同一的战线,努力杀退了我们民族敌人。同样地,新 兴阶级的诗人们,也应该站在国防的最前线,尽量地舍弃个人主义的内容和形式,跑向现实主义的路线之最前面,去和时代合拍,与大众同流,抒出时代与大众的吼 歌,巨声地唱着大众的声音”。

《槟城新报》于1938年10月22日 创设副刊《追》,编者在发刊词《我们的任务》中说明了“在中国大会战正急剧地展开阶段,华南已直接地受到暴敌的威胁了。在这战局极度紧张中,《追》的任务 是重大的,它本着和许多椰风蕉雨的南国的优秀的中华儿女同样的心意,积极地、热烈地掀起了救亡的巨浪,把力汗贡献给国家”。“站在纯救国的立场上,严格地 无情地驳斥汉奸的阴谋与伎俩,并给它致命的打击。这个园地是为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而诞生的”。[13]
(三)确定抗日文艺的方针

三位南来的作家在战时为马华新文学建构抗战理论指导方向的同时,也带有强烈的左翼革命精神,他们分别是:

(1)前面提及的马共文人吴天(1913-1989)原名洪为济,另有笔名叶尼。1936年南来马来亚,加入了马共,一度是新加坡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他在两家华文日报任职时,以叶尼的笔名为战时的文艺下定义。他参照中国作家王统照在《抗战中的文艺运动》一文中提出的“抗战文学是宣传工具”的观点而写下《论战时文艺》一文,提出了抗战文学的四个重要原则:①战时的文艺作品必须成为一种救亡的武器,把握每一个必需叫出的“口号”,形象化于作品中,完成宣传和鼓励的任务。②战时的文艺作品,应该具有暴露和报告的能力,加强对抗战的认识和加强抗战的力量。③要进一步指示群众如何参加抗战,将文艺做成一种组织的动力,否则文艺还是有限的,不够的,死的东西。④战时作品要大众化,适应大众的需求。但是有人不明了“大众化”的需要。(应该是)大众所理解,且教育大众,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的,才叫做“大众化”。“文艺这一武器,便是支持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支柱之一。所以战时文艺工作,信条应该是为保证战争胜利而努力,为争取中华民族自由解放而奋斗到底”。

吴天进一步指出,“抗战文艺”的取材,有几方面:

一、前方抗敌的实况;

二、敌人残暴的事迹;

三、后方民众抗战的实况;

四、敌人国内的情形;

五、国际对我国抗战的态度;

六、其它。

他的这一观点既是取自中国方面的,也赞同茅盾所说的“只要有充份的材料就可以动手写了,并不需要机械到每个地方去「经验」”。因此他同意茅盾在《展开我们的文艺战线》的口号。这样就使作品的主题表现在:①报告前方英勇抗敌情势以鼓励大众;②配合每个当前政治形势加以述明,而使大众有正确的认识;③消除「恐日病」、「主和派」以及其它一切汉奸理论;④反汉奸;⑤劝募公债及捐款等;⑥暴露敌人国内的情况,而指出它必然崩溃的结果;⑦呼吁国际人士,以求有力的援助及⑧其它。[14]

这证明了吴天将中国的抗战文艺的方针引进马来亚。而他的文学大众化的提倡也与中国当时的“统战文学”是同一码事。例如中国文人辛人在《论当前文学运动底诸问 题》──文中指出:“抗敌救国的统一阵线是全国人民底生命线,也是敌人和汉奸底生命线”。“我们的文学是大众的,因此文学底大众化(这里头包括新文学运动 为主要手段)成为一个重要的努力的方面”。[15]

(2)另外一位作者金丁在抗战时期与吴天打过几场笔战。方修形容他们两人关系不大融洽,主要的一点恐怕是思想上的差异。[16]但金丁在抗战文艺的推动上也与中国扯上关系,与吴天不同的是力倡“文学通俗化”,因为大众化在卅年代初期已流行过。因此他对抗战文学做出了定位:①抗战文学必须以抗战为前提,包括一切党派,一切阶层的文学在内;②在性质上是民主的,但限制任何违犯抗战意义的文学的个别发展倾向;③继承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传统,它是国防文学的具体化、结晶化;④抗战文学的通俗化是用以有别左翼文学的大众化(指提倡革命文学时以工农为对象)(最早提倡“大众文艺”的是郁达夫,他在1927年 主张文艺是大众的而遭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倡导者的驳斥和批判。到了抗日时期这个字眼又再活跃,但郭沬若和周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倾向文学的通俗化。因 此“大众化”与“通俗化”又成为抗日时的论争点,到后来两者又混为一起了)。目前的通俗化是适应政治上的统战,但与左翼文学运动的任务毫不冲突,反之抗战 文学的通俗化,足以扩大新文学运动。

他进而提出有必要把文艺工作者健全的组织起来,也要把读者组织起来,来展开文艺通讯作品运动。[17]

金丁,原名汪金丁,北京人,1910年生,是左联成员。1937年南来,在南洋女中任教,与郁达夫、胡愈之等一行人在日军入侵前夕(1942年),避难苏岛。战后回新加坡,与胡愈之一起搞左翼文学,1949年返回中国。曾任民盟中委,全国政协委员及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18]

(3)再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南来的作者是铁抗(铁亢),原名郑卓群,广东朝阳人,1913年生。1936年南渡新加坡,1937年至1939年,先后主持《星洲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总汇新报》副刊《世纪风》。1939年创办文艺杂志《文艺长城》(在上海印刷和出版)。马新沦陷时,不幸在大检证时遭日军捕杀,年仅29岁。[19]马华作家鲁莽形容铁亢是一位既懂理论又擅长创作的作家,他曾倡议组织马华写作人协会,作为中国文艺会的分会,藉此展开和推进马华的文艺活动。[20]反映出他是将马华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铁亢曾为“马华文艺”下过定义:“因为马华文艺是属于「华侨」的,而华侨是中国人,因此马华文艺自然隶属于整个的中华民族文艺,成为她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侨民思想也在战后影响南来的作家对马华文艺的定义有所坚持而再次引发笔战)。

不过他又说马华文艺有其特质,归纳起来有三种:①反映马来亚华侨社会的,但是现实主义的;②配合祖国(指中国)文艺界的主流和基于马华社会现阶段的需求,它是反侵略而且是反封建的及③它是超族际的。[21]他 批判在抗战年代,一部分戏剧工作者配合祖国的抗战情势和马华救运中心的任务而演出,但又有一份试图回避现实,这是小资产阶级动摇劣根性所致。他力促马华文 艺走现实主义的路线。“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因内在的矛盾益加深刻而开始动摇崩溃之后,特别是当法西斯者实行以侵略战争来暂时消弭国内的矛盾以后,马来亚的 黄金时代已过去了。一切都卷下狰狞的面目,于是文艺作品也因之离开空想而进入「现实」。这样一来,马华文艺就不得不向现实化这方面发展了”。[22]

铁亢的思想正如走“革命文学”的中国作家,他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看问题。南来的中国左翼作家自然也与马共的文艺工作者站在同一个阵线上,为马华文艺服务。他们与中国作家一同响应抗日,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

最突出表现这一立场的是作者文翔,他认为:“在抗战时期,一切都为着加强抗战,支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此意味着文学必须服务于中国的抗战。另一作 者在干更鼓励知识分子果敢地回国参战,为祖国而捐躯。再一位作者文林也响应号召,认为应发动和组织华侨知识分子归国,参与领导抗战救亡的伟大工作。[23]

三、郁达夫南来壮大声势

在抗日战争时期,另有三位著名的中国文人一前一后来到马新,加入报社工作,为马华新文学掀开历史性一页;也为马华左翼文学注入强心剂。他们是郁达夫、胡愈之 及洪丝丝。我们有必要为第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另辟一个章节,因为他在抗日的年代来到马来亚投入文学运动,产生巨大社会反响,受到马华文化界及文学界欢迎之 余也面对马共一度的挑战,最后不幸客死异乡,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他就是久负盛名的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年)留学日本。1921年“创造社”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小说《沉沦》是他的成名作。1927年“创造社”转向“革命文学”道路后,他脱离创造社,因为他不接受“创造社”过于激进的路线。他说:“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者自己来创造,而这创造成功之日,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24]这说明了他是个不受拘束的人,不相信在此时此地可以推动“无产阶级文学”。

1937年,他与王映霞结婚,而与孙荃分居。虽曾在1930年参加鲁迅领导的“左联”,但随即退出。1938年应郭沫若之邀,到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同年底,因与王映霞感情出现问题,南来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又兼任槟城《星槟日报》文艺版主编。

郁 达夫来到新加坡后,他对马华文学的最大的贡献在于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大力宣传者,影响逐渐深远,在他的编辑和创作活动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推介成为他 在新期间最显著的活动之一。他亲眼看到“此地的文艺青年,个个都伸长了脖子,在等国内的文人,有新鲜而富于刺激的稿子来,我看了他们那种热情的样子,简直 要掉下泪来”。[25]于是想方设法,大力引进中国新文学的各种佳作,有计划地“沟通南洋与祖国的文化”。在他主持编辑的版面上,发表和介绍了许多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作品。1939年 他还撰写了长篇回忆录《回忆鲁迅》等文,编辑“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真实生动地向马华读者展示了一个丰富的鲁迅形象。此外并发起庆祝郭沬若五十诞辰 活动,还先后介绍和评论了郭沬若、曹禺、林语堂、阳翰笙等作家的作品。除此之外,郁达夫又以他对欧美及日本文学的熟悉精通,大力推介外国文字经典。据粗略 的统计,他在新加坡所作的文章中,有将近一半篇章与外国文学有关,如《德国人的犹太文学》、《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作家》、《佐拉诞生百年纪念》、《关于战争 的文艺作品》、《纪念柴霍夫》等,及时地介绍欧美文坛动向以及与战争相关的文坛事件,同时还鼓舞马华文学青年自己动手翻译外国作家的代表作。正是郁达夫等 不懈努力下,虽然战争硝烟弥漫欧亚大陆,但马华新文学依然能够与世界文坛接轨,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当地文学青年的视野。同时也积极支持和推动马华当地人 的文艺创作,如他在〈星洲文艺〉发刊《旨趣》中说:“既然是《星洲文艺》,当然要以南洋的作家为主,祖国的作家为副;所以作品的采登,也是完全以这一个主 旨为标准的”[26]如1941年7月, 为繁荣马华文艺创作,郁达夫所主编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与《总汇新报》副刊《文汇》联合发起“马来亚一日”的集体创作活动,鼓励马来亚各地的文艺 爱好者,不分阶层、职业、性别,把他们在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各人认为最有意义的思想、行动,以及环境、观察等写出来投给两报,还倡仪全马来亚各报馆和文化机 关,都来集稿刊登,这一活动的开展显然受到1936年由矛盾等发起的《中国的一日》这一创作活动的启发,在当时受到广泛关注,投稿者相当踊跃。[27]

(一)与马共一支笔论战

综 观郁达夫在马华文坛的活动,可以肯定,他是以自身的立场及个人因素包括与王映霞婚姻亮红灯和过去的背景投身入文化统战的抗日活动,而并非受命于任何党团组 织或带有某种特殊任务。因此他也一度带来负面的影响,有人指摘他在祖国最需要他“以笔抗日”或投入前线时,竟跑到马来亚避难。再加上他初来乍到,说了一些 被认为不该说的话,招惹了笔战和围攻。

事因他在1939年1月21日同时在《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发表题为《几个问题》的文章中有针对槟城朋友提出“南洋文艺界,当提出问题时,大抵都是把国内的问题全盘搬过来,这现象不知如何”作出不明显的答复:

我 们既是以中国文字在写作的中国民族的一分支,则我国的论战题目,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论战题目。不过第一,要看这题目的本身值不值得讨论,第二要看讨论的 态度直不直率。上海在最近,很有些人在提出鲁迅风的杂文体,在现在是不是还可以适用?对这问题,我以为可以不必这样的用全副精神来对付。因为这不过是一个 文体和作风的问题。假如参加者个个是鲁迅,那试问这问题会不会发生?若参加者连一个鲁迅也没有,则讨论了,也终于有何益处?若此问题的讨论者和提出者,其 意只在眩示新奇,夸张博学,最根本的目的,只是出出风头,而徒然将国内的言论,全盘搬到此再论一遍,那这种态度就不是真率的。

其二,南洋文艺,应该是南洋文艺,不应该是上海或香港文艺。南洋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应该怎样的使它发扬光大,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

地 方色彩,在作品里原不能够抹煞掉而不管,但一味的要强调这地方色彩,而使作品的主题,反退居到第二位去的这一种手法,也不是上乘的作风。所以根本问题只在 于人,只在于作家的出现。南洋若能产生出一位大作家出来,以南洋为中心的作品,一时能好好地写上十部百部,则南洋文艺,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艺,自然会得成 立。

其三,是最近有人提出的,在南洋来做一番启蒙运动的问题。

这问题,是无时代不新,无时代不可以有的问题,我对这运动,当然是十分赞成,而且也认为是必要的。核心,只是启蒙的程度──启那几种蒙,启到什么程度──和实际的做法。我想,首先还应大家选出若干部书,开一个书目出来,教青年去读书。

其四,是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利用旧形式的问题。

文艺的应该通俗化、大众化,是天经地义的一个原则。在国内,自从这一次神圣抗战的烽火燃起来以后,已经脚踏实地的在向这一方面做去。我想在南洋,不久之后,也一定会和我国的洪流接上,使文艺不致于像在过去一样,仅仅是几个人或少数阶级的娱乐品、装饰品。

只教能使文艺达到通俗化大众化的目的的,各种手段都不妨试试。戏法人人会变,各人巧妙不同。

还 有一件事,讨论问题,提出问题不要紧,但须注意的是,是在我们前面所说的“态度”。若一涉及意气,各分门户,甚而至于置本题于不顾,专走向谩骂讥笑,植党 营私这一条路去,那是最不对的一个错误。在平时且尚不可以如此,在必须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时刻,尤其是一件破坏统一不可饶恕的大罪。[28]

这一篇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只是作者个人的看法,讵料却引发一场大论战。其中涉及的除了对郁达夫的南来有所保留外,也质疑他南来的动机。一位叫耶鲁的作者于1月24日(1939年)在《南洋商报》的副刊《狮吼》发表了题为《读了郁达夫先生的“几个问题”以后》的长文中,对郁达夫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全面抗战以来,文化人一批批地来到了这特殊的后方。对于文 化工作者的南来,从消极方面观察,我们虽不免因前方目前的需才孔急而不愿加以附加,可是他们南来之后,能够继续站定自己的岗位,为支持抗战的工作而努力, 那实在也是值得加以发扬的。对于郁达夫先生,一位曾经领导过新文学运动的天才,我们站在联合抗战的观点上,希望──不但希望,而且深信他一定能站在他的岗 位上,领导千百青年,为吾民族的自由幸福而奋斗。因此,虽然他是由福州而汉口,然后才南渡到这边来,我们还是不减我们欢迎的热诚,不忽略他的指导。可是三 个星期来,除了《繁星》(星洲日报副刊)上那几首旧诗外,第一篇正式触及南洋文化运动的大作,便已经使我们对于郁先生的态度不敢苟同了。

接着作者就郁达夫对四个问题的论点,逐一提出批评。大意是说:

第一 个问题,郁氏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其实,郁氏是上了槟城几位作者的大当(注:提出这几个问题的,包括温梓川在内)。因为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重心,是在 “全盘”这两个字,并且用它来嘲笑南洋文艺工作者没有独创性。郁氏是新客,一直率回答起来,便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但更值得考虑的还是郁氏文中所举的例子。 他把杂文的精神和传统,还原为单纯的“文体和作风的问题”,而且以为不是鲁迅就不配讨论他的杂文,这种取消主义的倾向,真是危险,真是可怕。

第二 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郁氏所说的“根本问题只在于人,只在于作家的出现”。按照那种说法,任何讨论,任何运动,都是没有用的。只要上天保佑,有朝一日给我 们下降一位大作者,南洋文艺便可于焉成立了。至于青年作家,也不必到现实中去学习,也不必在这儿展开什么运动,只要整天关在房子里写、写、一直写,写到那 么一天,你作品及格了,南洋文艺也就从你的身上产生出来了。在抗战后方的南洋,在南洋文艺运动正在展开讨论的今日。这么的一些“指示”,实在令人啼笑皆 非。

第三 个问题,郁氏对于一般从事马华启蒙运动的青年所提出的问题,不用点工夫去加以指正和补充,必须要他们都停下来,首先读读郁氏选出的若干部书,再去继续努 力,这一点是颇为费解的。其实,南洋青年如今再也不是小南洋伯,再也不是只会打篮球玩乐器罢了。郁氏如愿意屈尊,到那些不甘颓废的青年中去看一看,便可知 道他们自己选下来的书并不怎么幼稚。

最后 一个问题,郁氏虽然口口声声承认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性,可是到后来却表示“戏法人人会变,各人巧妙不同”,那又未免不是一个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所应有的 态度了。十年前,郁氏是提倡过这一运动的。如今忽然这样冷淡,对青年们不表示积极的意见,这也是值得惋惜的。(节录自《狮声》副刊)

耶鲁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尚附带编者附言申明“这绝不是一两个人的意气或私见,实是代表大部分南洋文化青年的反响”。同时指出马华新启蒙运动并非“无时代不新无时代不可以有的问题”,反之,它是马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又与抗战救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29]

在一些史料中并没有直接交待这位论战的耶鲁是谁,但从各种文件中所得的结果,耶鲁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者,他在当时是马共的“才子”。1939年时,他曾在槟城一家报社工作,领导北马的党务。在他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至少有这样几层含意:①郁达夫不是中共的统战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浪漫的气息,因而担心他的言行不利统战的进行;②在那个烽火的年代,中共正忙于内战,很可能与马共失去直接联系,因此不知道郁氏南来的目的,而持有一定的存疑态度;③作者本身有统战的任务在身,尤其在参与领导马共肩负起统战的工作,不能让一位在中国有名气的作家“搞乱”了步伐。总而言之,起而批评郁达夫也是希望达到他认同统战的运动,进而凝聚年青人的力量,扩大统战的阵地。[30]

后来又有多人对郁达夫进行了围攻,使他一下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也逼迫他用心来回答耶鲁的指责,但其回应文章解释多过反驳,完全没有了较早前的那股傲气。最后由适夷的一篇文章《遥寄星洲》给这场战打了圆场。

文章 先是肯定南洋的文化工作者的拓荒与播种的成绩,但对一位初来者立即提出苛刻的要求或刻意的攻击责难是不应该的。达夫的强烈正义感和为大众喉舌的事业,依然 要给予最高的评价;尤其是他的卓越的艺术的才能,会帮助南洋文艺青年在文艺运动的推进,是无可疑义的。在进步的民族中的青年人,必然地应该丝毫不放松于汲 取他的优点,庆幸他和自己在一起。[31]

经过 一个月有余的论战(其它论战文章从略),双方终告停手。这是郁达夫南来后第一次与马共在论坛上交锋。对这一论战,郁风在几十年后这样评述:“自然,达夫对 南洋文艺的见解本意并不坏,但他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并且毫不考虑那种感情用事带讽刺意味的行文;‘假如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先生,个个都是鲁迅,那试问这 问题会不会发生?’容易引起误解。《几个问题》通篇的本意不过是想说:南洋应产生南洋自己的大作家,鲁迅的文体和风格只能是鲁迅的。这本不错,但他丝毫不 了解当时当地对待鲁迅的态度很可能成为左右思想分歧的标志,他的刺耳的话对于当时革命热情高涨‘左’得可爱的青年,不啻是浇一盆冷水,便引起愤怒,认为他 是‘反对青年学习鲁迅’,甚至是反对鲁迅,于是郁达夫被曲解之后也慌了,急于天真地辩解,说自己如何和鲁迅有交情,这就更引起对方的反感,益发不可收 拾”。[32]当然,站在马华当地文化人的角度来看当地的这场论战,可以认为耶鲁之所以发动这场论战完全是不能苟同郁达夫的立论,认为贬低了当地文化人,尤其是有组织的马共的文化水平。

事实上,根据马共(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在回忆录中,已揭示马共在1937年陈嘉庚发起组织“南侨总会”,支持中国抗日和筹赈活动后,便领导成立“抗敌后援会”(Anti-Enemy Backing Up Society),很快地这个组织的成员遍布马来亚各地。这是马共的一个外围组织,通过这个组织,马成员逐渐渗透进入学校、工厂和文化机构。

陈平说,他在1938年,年仅14岁成为南华中学(霹雳实兆远)的学生会(自律学会)的秘书。在“抗敌后援会”的推动下,他们成立了图书馆和读书会和各项活动。读书会在当时非常普遍。他所阅读的书有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Red Star Over China)。1939年他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读了苏联的作品,包括苏联共产党史等。接着他在1940年成为马共党员。在他所读的学校里,已有3名马共党员,当时他是16岁。由此可见在当时马共统领下的外围组织,已接触不少中共和苏共的书籍,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而对资产阶级感到厌恶,乃至要推翻这个制度。[33]在这种情形下,耶鲁作为马共的文化阵线的代表,自然不容郁达夫低估马来亚的青年和文化人的水平。一场论争无可避免的开展。

经过 这一次的笔战后,郁达夫虽然保持原有的“我行我素”的本色,但在言论上已作了不少调整,很快地融入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人社会,特别是在文化人圈子 内。而毫无讳言的,当时活跃在文化阵线的左派分子中,也有马共成员在内。究竟郁达夫有没有察觉这一点倒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共这时的统战,也需要像郁达夫 这样的知识分子来“教育群众”。

因此接着下来,郁达夫不论在写文章或社会文化活动层面上,抗日救国不断成为他在马来亚生命活动的主轴。

(二)积极推动抗日文学

虽然郁达夫与马共扯不上什么关系,但他在激励华人抗日方面,却起着积极的贡献。方修先生在总结郁达夫在马新的成就时,曾经指出:“郁在新马时期的遗作,最重 要的全是一批短小精悍的政论,内容致力于分析当时的中国抗战以至世界大战的局势,鼓励马华救亡工作,坚定读者们对于反法西斯正义战争最后胜利的信心”。[34]

除了在报刊上,郁达夫也介入了抗日救亡活动:

Œ由中国南来南洋进行抗日宣传的武汉合唱团,在吉隆坡公演《原野》,请郁达夫揭幕,他也为文介绍。

昆明文协公会漫画展览团的展示及实验剧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郁达夫为文介绍,为文艺评介开了先河。

Ž当赵洵(金山)及王莹率领的“新中国剧团”抵马新公演时,他大力支持,使演出成功。

画家徐悲鸿与刘海粟先后南来为抗战筹款,郁达夫给予多方面帮助,为文宣传。

郁虽然人在海外,但却是“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他联合各报为“文协”筹得4万元。[35]

在投身抗日救亡方面,郁达夫是不遗余力的,甚至比在中国时更显得热情和积极。1941年12月13日, 郁达夫领衔发表由七十四人签名的《星华文艺工作者为保卫马来亚告侨胞书》,号召各界华侨“向日本法西斯展开无情的斗争”。在日本人突然轰炸新加坡后成立的 “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中,郁达夫被推选为团长,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对群众发表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通宵达旦地编辑副刊。1942年1月6日在新加坡华侨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郁达夫被选为常务理事和主席。郁达夫年轻时的浪漫颓废是众所周知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是他的写照(此诗写于1931年,时35岁),但来到马来亚后,思想有一番飞跃的转变。年青时感伤的浪漫色彩减少了。到晚年时则成了“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此诗作于1942年逃亡苏岛时,以避开日军搜捕。1945年日本投降前被日军杀害,郁达夫年仅49岁,一代文豪,就此离别人间)。[36]

对于郁达夫的死,有许多文人都写了很多文章纪念他,以下几篇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著名作家夏衍1985年9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忆达夫》中这样写道:

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写过了400多篇抗日救亡的杂文,政论。星洲沦陷(马新一起沦陷),他隐姓埋名(在印度尼西亚苏岛改名赵廉,成为酝酒厂老板)地过了3年多的流亡生活。在那种艰苦复杂的情况下,他一天也没有忘记多难的祖国,对抗日反法西斯战事保持坚定的信念。

1946年秋冬之际,周恩来同志知道了达夫在苏门答腊殉难之后,决定要我去新加坡,了解当时还流散在南洋各地的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及向海外侨领传达第二次国共分裂之后的党的方针政策。我于1947年2月到新加坡,当我和陈嘉庚先生谈到新加坡弃守后他们的流亡生活时,他对我说,那时候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侨领。同年5月初,一位马来亚共产党负责人和我谈话,也说这位“赵老板”(即郁达夫)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达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他正直、天真、但又倔强、任性、不通世故、不懂权术。对爱情、对知心朋友,特别是对祖国,他有一股痴情。痴情就是至情。痴这个字没有贬义,“绝代风流绝代痴”,对于达夫是恰切的。

新加坡的姚梦桐在《郁达夫在新加坡》(文刊于《富阳文史资料》第一期《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专辑》,1985年)-文中这样描述寓新期间的郁达夫:

1941年,太平洋风云紧迫,达夫担任当地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训练青年干部,为保护新加坡的抗日而置生死于度外。

“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达夫的爱国意识,切实地表现在抗日救亡工作上。

达夫也是关心侨民的文化事业,他和一般南洋研究者,成立南洋学会。今天南洋学会在国际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和达夫等人当年的筹组及推动有密切的关系。1941年,平剧研究社成立,达夫是理事之一。同年6月,文、教、商各界人士,希望集中力量,以发挥电影对社会教育的功效,达夫是发起人之一,结果组织“马来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寓新期间,生活忙碌并没有减低达夫的写作热忱。在当时新马文坛,对达夫的诗作评价很高,有“一枝彩笔耀南天”及“诗笔天南第一流”的赞语。同时唱和达夫的诗篇数量颇多,就我所搜集的有五十多首。

总而言之,郁达夫在新加坡的日子,他忠于职守,宣传抗日,关心侨民,完全是一个文艺战士的姿态出现,所以赢得侨领、政界与文化界的爱戴和推崇。

而郁达夫的儿子郁正民则在《郁达夫百年祭语》中,用心概括其父一生的心路历程。

早年留学去扶桑,归来《创造》赋诗章;

全民抗战烽火起,投笔劳军台儿庄。

星洲日报写评论,号召华侨捐资勤;

国难浪迹南洋岛,移民改姓赵廉君;

最终先父遭厄运,降兵枪下成亡魂;

国仇家恨重钩起,还我父亲郁达夫。[37]

四、胡愈之南来使命在身

如果说郁达夫的南来宣扬抗日文学和从事统战文化工作是单枪匹马到来而未带有“交待的使命”,那么迟郁达夫两年来马新的胡愈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统战分子。他是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委派,南来新加坡加强抗日宣传阵地的。[38]连而带动另一位南来左翼文人洪丝丝一南一北与他对唱同一首歌。

胡氏受聘于《南洋商报》的经过,张楚琨有一段文字这么交待:“那时候我是一个廿多岁青年,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当编辑,深切体会到广大华侨读者多么需要了解抗战大局和世界大局。1939年我以《南洋商报》特派员身份回国采访,同时受董事经理傅无闷的委托,聘请编辑主任;我在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提出这个请求,蒙党中央决定派胡愈之先生”。

由 此证明,胡愈之南来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委派的。那么南来的使命是什么呢?根据张楚琨进一步追忆道:周恩来很关怀南洋华侨的抗日行动,尤其是关怀陈嘉 庚,并问张楚琨需要中共怎样帮助,张氏建议要物色一个众望所归的新闻权威人士,以加强抗敌舆论阵地,帮助陈嘉庚领导的抗日筹赈运动,于是便有胡愈之南来应 聘。[39]

胡愈之(1896-1986),原名胡学愚,生于淅江省上虞县,从小住在绍兴,他与郁达夫同岁。1918年在杭州外国语专门学校毕业;1924年进巴黎大学研习“国际公法”,他在1930年出版的《莫斯科印象记》使他名噪一时。他也是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成员,认同推动无产阶级文学。1937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与郭沫若,邹韬奋、茅盾及郑振铎合编该会机关报《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又与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等20人组织“复社”,在人力物力缺乏下,出版了“鲁迅全集”。

1938年,他出任国共合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管文艺宣传的处长,厅长是郭沫若。在武汉与郁达夫一同工作短时间,过后达夫远赴南洋,而他在1939年与范长江组织“国际新闻社”,继而出任“文化供应社”社长,以“国际问题专家”而闻名。

后来才查知他在30年代已加入中共,但身份不暴露,因此在外界被人形容为“国共两党之间的民主同盟人士,是无党无派的”。[40]

因为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办报经验,又具有知名度,且已是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未公开),周恩来自然乐意推荐这样的人来南洋开展文化统战工作,而这也间接说明了郁达夫的南来与中共没有直接的联系,郁达夫本人也不是共产党员,当然不是中共派来的“统战人士”。

在奉命底下,胡愈之在1940年12月1日抵达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郁达夫那时仍在《星洲日报》主持副刊编务)。与他一起南来的王纪元则出任编辑。

他的老练与收敛使他显得成熟,并未引起笔战。而且他也懂得尊重南洋文化人,在一篇《反省与呼吁》的论文里,胡愈之谦虚地自称为“马前卒”,以争取南洋文化人的认同,似有高明之处:

我来南洋不过数月,作为华侨新闻界的一名马前卒,我却有不少的感想和期望,愿意在神圣的记者节的前夕,向亲爱的读者和华侨新闻界同人,竭诚倾吐一下。

华侨新闻 记者,这是一种光荣的职业。因为华侨报纸有着光荣的革命的传说。我们的前辈,曾经为了启发侨胞们的民族革命思想,为了发扬侨胞们的民主自由精神,为了提高 华侨的国际地位,为了教育一般华侨大众,曾经耗尽了脑汁,用尽了心力,甚至为此遭受侮辱、放逐、监禁、暗杀,以及精神肉体上的种种牺牲。如果新闻记者的本 职,是担任民族革命的战士,一部分先进的华侨记者是当之无愧的。[41]

在一方面赞扬华侨的当儿,胡愈之也不忘唤醒“华侨与祖国”的不可切断的血缘关系。在一篇“见面礼”(上任后的第一篇文章,刊于1941年1月1日南洋商报新年特刊)的文章《南洋的新时代》中就明确地指出:

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唤醒了热带人民的渴睡,激发了占南洋大部分人口的中国侨民的爱国心,也成了东方人民民主自由斗争的模范

怎样认识南洋的新时代?怎样适应这南洋的新时代?

首先,我们应该张眼看看世界,因为南洋是世界的不可分刈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回头望望祖国,因为南洋到底是中华民国出嫁了的女儿啊……。[42]

除了文学功底好外,胡愈之政论文采也是一流的,他所提的“中华民国”及“出嫁的女儿”显然是要冲淡他本身的背景色彩,也要让海外的华人不忘祖国正陷入战火连天中。

从1941年1月他正式接手《南洋商报》编务后(在1940年12月2日开始撰写社论及评论文章)至第二年(1942年2月15日英军投降,星洲落入日军手里)沦陷前的整整一年间,他每星期为报纸撰写五、六篇社论,每篇1500字左右。据统计,胡愈之在《南洋商报》上所写的评论文字,不下400篇,是该报战前11位编辑主任中,篇数最多的一位。[43]

胡愈之承认他与郁达夫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当然他没有讲出他的身份是与郁达夫不同的。他说:“达夫和我私人友谊不算坏,但是在政治立场上,我们两人并无相同之处。在新加坡办报时,我们曾有过论战”。[44]

(一)力挺陈嘉庚抗日

虽然如此,胡愈之在搞统战方面确实比郁达夫出色得多,也常常不忘拉郁达夫参与其中。他先是对陈嘉庚回国慰劳战士9个 多月,而撰文颂赞陈嘉庚的勇敢和伟大精神,在抗日战争时不怕危险,到前线为战士打气。后来他和陈嘉庚成为密友,无所不谈,对影响陈嘉庚认同中共,走向左倾 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在华侨社会因支持国民党或中共方面出现分裂时,胡愈之总是站在陈嘉庚这一边,与陈嘉庚不同立场的是《星洲日报》老板胡文虎。

在一篇题为《论南洋华侨两大会──海外华侨社会的民主浪潮》中,他这样写道:两大会(指1941年3月29日的南侨总会大会及4月1日的南洋各属闽侨大会)的光辉的成功,是表示中国民主革命在海外华侨社会的一次新胜利。两会总结下列七点:①华侨坚决要求团结抗战;②抗战加强了华侨的民族思想,也启发了华侨的民主思想;③侨社一致认识到,所谓抗战中不能实行民主,民主不能加强抗战力量的论调是错误的;④华侨坚持反对官僚政治,要求罢免贪官污吏;⑤华侨要求团结各党各派,抗战建国;⑥华侨社会的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破裂,无党无派的立场,就是统一战线的立场及⑦侨社始终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锋队,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最巨大动力(1941年4月6日《南洋商报》新南洋版)。[45]

八个月后,日军已在北马肆虐,大举杀人和镇压。马共在1941年12月10日发出紧急指示:①拥护英政府坚持抗日斗争;②全民团结,保卫马来亚,争取抗战胜利;③援助苏联和中国抗战,打倒德、意、日法西斯。

马共的政策声明中也认为“华侨是抗日战争的主力,必定在抗日战争中起着主导作用”。同一天,新加坡8个工团(即火炬联合会、货仓工友会、专业运输工友互助社、驳业工友联合会、石业工人联合会、华人司机互助会、码头工友互助会及人力车工友联合会)发表声明,号召人民行动起来,组成抗日后备队,协助英军作战。

12月18日,英政府与马共取得谅解,决定承认马共为合法政党,并释放所有关在监狱中的马共党员与左翼政治犯,共同抗日(此时日军已占领吉打和吉兰丹)。

马共不但派员参加由英国设立的101特别训练军校,而且较后在全马各地号召华人武装抗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这种情形下成立起来。[46]

在这之前,即12月13日马华文艺工作者响应抗日号召,有29名文化界人士,在《星洲日报》发表《星洲文艺工作者为保卫马来亚告同胞书》,其中包括胡愈之和郁达夫。

到了23日,各文化单位代表一致同意组织《星华文化战时工作团》(简称文工团),选出了以下重要职员:

团    长:郁达夫,副团长:胡愈之

秘    书:彭丙卯,郭后觉

训练部长:庄奎章,组织部长:张楚琨,宣传部长:王任叔

总务部长:王叔晹

这个文工团内有两个主要的小组──青年干部训练班及歌咏宣传队。

有百余名队员,成了抗敌的文化先锋队。[47]

12月31日, 在英方要求及马共的催促下,陈嘉庚领导了一个名为“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其中劳工服务部主任林谋盛(国民党),民众武装部主任:林江石(马共领袖之一), 宣传部主任胡愈之。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设立民众武装部的是另一位马共代表耶鲁(黄望青)他也建议成立“义勇军”。结果在林江石领导下,“星洲义勇军”共有 逾千人,在1942年2月4日举行誓师大会,决心保卫新加坡。2月13日,英军决定撤退,宣布解散义勇军。

1942年2月15日,英军投降,日军占领新加坡。[48]

在沦陷之前,郁达夫与胡愈之分别在《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撰文疾呼抗战到底,将马华文学的功能推向最高点。

名气虽不及郁达夫大,但胡愈之这位政论家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报人本色,难怪在他主政下的《南洋商报》发行量激增,但也被人指为宣传共产思想,他先后邀请了中国著名左派作家茅盾、胡风、黄药眠、夏衍、刘白羽,以群及袁水拍等供稿,[49]虽然他力辩他是无党无派的。

因为新加坡之不保,陈嘉庚、郁达夫及胡愈之等人都逃到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避难。

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中有以下的交待:

陈嘉庚对于时局感到愤懑和失望,在1942年2月3日与一部分抗委会负责人雇了小艇,冒险登陆苏门答腊,再流亡到爪哇,避匿在泗水附近的一个小地方,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陈 嘉庚离开新加坡那一天,参加抗委会的一些文化界朋友,开会商议,既然英国没有死守新加坡的决心,留在围城内,白白牺牲,毫无意义。所以决定雇小船渡海,撤 退到苏门答腊。撤退的人员除了我(胡愈之)和达夫(郁达夫)之外,尚有抗委会宣传印刷部长唐伯涛和邵宗汉,宣传工作人员王任叔、张楚琨、王纪元、汪金丁、 郑楚云、蔡高岗、高云览、陈仲达、刘岩诸及李振殿、李铁民等人。撤退之后,宣传部的工作移交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义勇军和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抗日宣传队 办理。

这篇写于1946年9月9日战后的文章中,首次提到在马新失陷后,一切抗日工作已由马共统领,文艺工作也不例外。

虽然没有公开的史料说明胡愈之与马共有任何的联系,但从早期马共也有人从事报纸活动来看,已显现双方在文化阵地中有所交流。而胡愈之的回忆录也间接地“佐证”了他的文化统战是与中共或乃至马共的政策是不相违悖的。

1990年出版的胡愈之《我的回忆》(胡是在1986年逝世于北京,享年90岁)自我披露他是在1933年 成为中共党员,他在党的任务是为党收集数据(情报)。他承认是应党的指示来到新加坡工作,但他在英国控制的马来亚的角色是“加强反日宣传,教育南洋华侨, 扩大中共的影响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虽然胡愈之是中共干部,但与马来亚的“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领袖把防卫马来亚放在第一线的当务之急并无矛盾之处。[50]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可能鲜为人知:胡愈之也是翻译高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名著《西行漫记》或《红星照耀在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翻译,胡愈之扮演重要的角色。当中译本问世后,在抗日时期成为畅销书。如果说斯诺的贡献在于把中共的斗争向英语的世界传播,那么胡愈之则是功在于把中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神话传播在中国和讲华语的海外华人世界中。[51]马共书记长陈平也是在1938年阅及这本书(中译本)。

(二)与洪絲絲相知相交

胡愈之在中共的份量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的文化统战是直接与中共的文化政策挂上钩的。他的任务不仅要促成马华文学是中共革命文学的一环,而且也试图促进两者相互融合。这在战后通过对陈嘉庚的支持,创办《南侨日报》(1945-1950)益发明显。

另外一位与胡愈之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左翼文人是不能遗漏的,他就是洪丝丝。

洪丝丝,原名洪永安(1907-1989年),出生于福建金门。1927年大革命失败,脱离国民党,转赴印度尼西亚任教,又当报人。1931年因发表纪念《济南惨案》文章,被荷兰殖民政府驱逐出境。1932年转到槟城担任《光华日报》记者兼副刊编辑,及后参加马共组织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提倡马华文艺,开始用“丝丝”笔名发表文章。

1936年,由《光华日报》资助,赴日本留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返回马来亚,先后出任《槟城新报》记者及《光华日报》总编辑。

1938年,任槟城《现代日报》编辑主任。

1941年,日本南侵,转到新加坡办《现代三日刊》,得到陈嘉庚大力支持。较后参加由胡愈之组成的“文化界抗敌干训班”,担任讲师,与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等人同事。而当时参加干训班的其中一名学员是后来成为马华文史学家的方修。

从郁达夫1938年因感情失落只身南来到胡愈之1940年 受托政治使命南来,反映出两位文人的不同背景与不同议程,再配合洪丝丝的“里应外合”,他们三个人把马华新文学紧扣在中国新文学的革命路线内,而淡化了本 土意识(南洋色彩及马来亚文学)是出于战时的需求,也是他们作为中国文人的一种本能的任务,当然免不了带有政治的功利主义为马来亚左翼文学注入“爱国思 想”。三人中最具有不明显的动机和具有浓厚的个人意识行为的当推郁达夫。

新加坡沦陷时,他们三个人分别向苏门答腊避难。

洪丝丝与胡愈之不论在公事上或私交上,他们都是形影不离的,在文学观点和立论上,都是一唱一和的,在战后更是一览无遗。如果说他们在文学上是两位一体的,没有人会有异议。

[1]方修形容1930年大兴“文字狱”后,马华新文学在1932年晋入低潮状态,一直到1936年为止。参阅方修著《马华新文学简史》,万里书局出版,1974年,第108页。

[2]杨进发著《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by C.F.Yong, published by South Sea Society, Singapore, 1997, p151-159.

[3]杨进发著《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by C.F.Yong, published by South Sea Society, Singapore, 1997, p195-200.

[4]杨进发著《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by C.F.Yong, published by South Sea Society, Singapore, 1997, p202.

[5]马良春、张大明著《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第109页。

[6]方修著《马华新文学简史》,万里书局出版,1974年,第148页。

[7]杨进发著《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by C.F.Yong, published by South Sea Society, Singapore, 1997, p246.

[8]杨进发著《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by C.F.Yong, published by South Sea Society, Singapore, 1997,第243页引述新加坡政治部当时的报告记录档案。

[9]同上,第243-246页。

[10]杨进发著《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by C.F.Yong, published by South Sea Society, Singapore, 1997,p248-252.

[11]郭惠芬著《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12, 21, 23及24页。

[12]杨松年著《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162页。

[13]杨松年著《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163-164页分别引述1937年5月24日《光华日报》副刊《努力》第11期及1938年10月22日《槟城新报》副刊《追》第一期。

[14]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71年,第5-8页,引自1938年《星中日报》新年刊。

[15]《文学运动史料》,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66-376页引述1936年8月1日《现实文学》第二期。

[16]方修著《叶尼(吴天)作品选》,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出版,1980年,第5页。

[17]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71年,第25-45页,引自1938年1月26日-5月20日《狮声》。

[18]郭惠芬著《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45页。

[19]同上,第33页。

[20]铁亢(郑卓群)著《马华文艺丛谈》,星洲维明出版社出版,1956年,鲁莽序三文。铁亢的遗著文章发表于1937-1940年间。

[21]同上,第1-4页,《马华文艺是什么?》

[22]铁亢(郑卓群)著《马华文艺丛谈》,星洲维明出版社出版,1956年,第10-11页,引自《马华文艺现实化问题》一文。

[23]杨松年著《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态与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第114-115页,分别引述文翔《当前的文艺活动》,1938年4月6日《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光》;在干《知识分子是无需回国参战吗?》,1937年10月18日《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及文林《一个重要的建议》,1937年12月10日《星洲日报》副刊《晨星》。

[24]《达夫文艺论文集》,港青出版社出版,1978年,第255页,关于郁达夫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

[25]郁达夫著《致楼适夷》,载1939年2月16日《文艺阵地》。

[26]郁达夫著《〈星洲文艺半月刊〉出版预告》,1939年3月5日《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27]谢诗坚著《“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论文,2004年,第21页。

[28]温梓川编《郁达夫南游记》,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1956年,第55-61页。

[29]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313及314页。

[30]耶鲁是后来成为新加坡知名人士的黄望青。1931年生于福建鼓浪屿。1935年在厦门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1936年到新加坡,他加入了马共。1937年参与陈嘉庚主持的救亡运动。1938年教师执照被吊销。1939年在槟城《光华日报》担任翻译工作,并领导马共北马党务,陈平在回忆录中有提到耶鲁这个人。他从1934年起即从事文学创作,经常在报刊用耶鲁、郭安及陈村等笔名发表文章。撰写批评郁达夫的文章是在光华日报任职时所作,但发表在《南洋商报》上。1941年5月13日他被英政府逮捕,判监14个月。由于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入侵马来亚,槟城率先沦陷,英政府只得改变政策,于同年12月20日特赦,并允许他参与陈嘉庚领导的抗日活动。当然身为马共党员,他也有他的任务。1942年马新沦陷后,黄耶鲁又被捕,他指称由于马共领导人的叛变,而他于1942年4月8日发现马共中央书记莱特是日本间谍,出卖了他和其它马共同志,而本身也向日本投降。一度曾被马共党人形容为「大叛徒」。1945年战后,他转入商界服务改名为黄望青,1957年自行创业成为老板级人物。1973年被新加坡李光耀政府委以官职,代表新加坡出任驻日本大使。1980年退职后,他转向广播局出任主席。他有一本著作并未清楚地交待他参加马共和抗日的那一段历史。可能是碍于政治因素,后人在整理史料时少有把「耶鲁」和黄望青划上等号。但在马仑著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一书中,有提到黄望青即是耶鲁(第240页)。在新加坡报人韩山元及李永乐合著的“马共秘闻”中,也有提到黄望青是耶鲁。可是没有人提到黄望青(耶鲁)在当时(1939年)带头撰文攻击郁达夫。

有关资料也参阅《黄望青传略》,取自黄望青著作“黄望青经济论文集”及马仑著“新马华文作家群像”。

[31]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319-320页。

[32]郁风著,《盖棺论定的晚期》,见《郁达夫海外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出版。

[33]马共总书记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Published By Media Master, S'pore, 2003, p47-52.

[34]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及其轮廓》,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1974年,第29页。

[35]林万菁著《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年)万里书局出版,1978年。第54页。

[36]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及其轮廊》,第31页。参阅蒋增福编《众说郁达夫》,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年,第54页。

[37]以上关于纪念郁达夫的文章取自蒋增福编《众说郁达夫》,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年。

[38]吴庆棠著《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97年,第161页。

[39]崔贵强著《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海天文化企业私人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第77-78页。

[40]林万菁著《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万里书局,1978年,第62-64页。

[41]林万菁著《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万里书局,1978年,第64-65页。

[42]同上,第75-76页。

[43]同上,第161页,引述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

[44]《郁达夫日记》九种及其它,香港宏业书局出版,1980年,第272页有关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45]崔贵强著《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海天文化企业私人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第98-99页。

[46]郭仁德著《马新抗日史料──神秘莱特》,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2年,第69-70页。

[47]同上,第84-85页。

[48]同上,第81、82、83、90及91页。

[49]崔贵强著《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海天文化企业私人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

[50]杨进发著“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第266及267页。

[51]杨进发著“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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