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建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民族文学
在抗日文学赓续新兴文学下，统战文学的革命路线获得推动，大大加强了马华左翼文学在文坛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左翼政治力量的先头部队和左派统战的有力武器。我们把战后的文学发展称之为第三阶段的革命文学路线图（从1946年到1957年为止）。为了方便评述，笔者将年代稍为调整。虽然中国当代文学史一向以1949-1956作为建国后的第一阶段，但战前与战后的中国文学路线的思想意识形态却是“延安讲话”的伸延，没有太大的差别，可以推前三年。而马华文学在战后，面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独立解放运动，新的民族国家开始孕育。因此相应地，马华文学也开始加强自己的民族特性。由于马华左翼文学继续跟随中国革命文学路线，以致民族特性与中国路线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
第一节 中国建国文学继续革命文学路线
中国方面，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文学模式得到强化和普遍化，同时也得以中国化，转化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共建国以后，本来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应该开始建设现代性的历程。但是，中国社会接受了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并且继续了革命路线，造成“左”的思想泛滥。在文学上，中国也延续了革命文学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文艺思想进一步强化，导致中国文学被政治斗争所左右。
一、进一步确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导地位
建国前后，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文化军队”的重要性。在1949年7月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文联会），毛泽东亲临参加，这次会议目的是把《延安讲话》的精神提升成为建国的“文化大方针”。来自延安的周扬此时已崛起成为中共文艺路线的代言人。他在大会上说：“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几个文艺工作中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和一切离开这个路线的倾向进行斗争。今天，不写关于工农兵的作品就没有出路”。[1]周扬说，除了推动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方向了。这就意味着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到无产阶级这一边，而不能再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中。这种把文学分成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论调，是深化革命文学的一个新起点，因而“文代”大会被形容是拉开了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序幕，写下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第一页。[2]全国文代会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即将拉开帷幕的中国文学新阶段将以来自解放区战争实践的文艺传统作为发展基础。由此引发的对“资产阶级”作家的批判又告升级，原来以为是同路人的胡风已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被攻击目标。[3]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更加有系统地发展起来。它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苏联文学思想的结盟，成为统治意识形态，并逐步地清除仍然存在的五四时期引进的西方文学思想。杨春时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而不是一种学术思想”。[4]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单看第一届文联会的召开，中国开国元勋齐齐到场并讲话，已显示政治对文学的干预是新中国的文学方向。毛泽东、朱德及周恩来都先后在大会上讲话。尤其是周恩来的政治报告讲话，突出了政治第一的文学观，他提出文艺方向的五个要点，包括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文艺普及第一，重视和改造旧文艺等。并且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及舞蹈等协会。他还号召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努力向毛泽东学习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因为毛泽东是“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典范”，“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5]周恩来的讲话带出毛泽东文艺理论的两个重要元素，其一是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其二是对民族形式的提倡，即重视民间艺术与文学。这是毛泽东《延安讲话》的翻版。
在建国之初的全面倒向苏联下，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路线是中国新文学路线的指针，甚至连毛泽东也要承认其正统地位。与此同时，对于五四运动时期留下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则是通过整风运动一一清除。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双百方针”（1956年5月-12月），毛泽东尚可容忍知识分子在不触动党的领导原则下进行各式各样的辩论，那么第二阶段（1957.4-1957.6）的“双百方针”中出现的否定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言论时，已被毛泽东视为“敌我矛盾”，非整肃不可了。于是“双百方针”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创党以来最大规摸的反右运动。一场更大的风暴预示即将降临，也使到革命文学走向另一个发展阶段。
二、文艺界的整肃运动
解放后的新中国，党和国家就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全国的指导思想，造成政治学习和思想整风运动蓬勃发展，目的是促使具有非无产阶级、非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向社会主义思想靠拢。只有这样，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保证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首先被批评的是电影《武训传》。这部在解放前开拍而在解放后修改并上映的影片，获得广泛的好评。毛泽东对此感到担心，于1951年初发起对《武训传》的批判。武训是清末“行乞兴学”的历史人物，被影片美化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农民阶级的先营者”。毛泽东在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作总结，批判这部电影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用改良主义来代替革命。电影中的武训是丑恶和虚伪的。[6]
第二道批判就较为广泛和深入，它借史学家俞平伯的著作进行开刀，进而对胡适的思想展开严厉的批判，宣示新中国的文化从此与他一刀两断。俞平伯是“新红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1923年成书的《红楼梦辩》和胡适所著的《红楼梦考证》相互印证，认为《红楼梦》基本上是作者曹雪芹的感怀身世之作。俞平伯说：“《红楼梦》系作者自叙其生平有感而作的，书本昭明不容疑虑”。[7]
1953年《文艺报》推荐这部著作，肯定俞平伯的红学权威地位。此举遭致两位年青学者李希凡和蓝翎的置疑，他们于1954年投稿给《文艺报》，但未被发表，转投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文章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两位作者认为《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们通过作者笔下主人公悲剧命运所获得的教育是激发起对于封建统治者及其全部制度的深刻憎恨。两位小人物的挑战很快得到毛泽东的注意。他在同年的10月6日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它有关同志的信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肯定两位青年对《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尖锐地批评文艺界“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错误倾向，指出对俞平伯应该采取团结态度，但应当批判其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卅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8]而后，中共开展全面性地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几乎经历一年的时间。中国的著名知识界人士纷纷进行了自我批判，如俞平伯宣布“从此与胡适划清界线”；哲学家冯友兰进行自我检讨；社会学家费孝通改造自己的思想；教育家陈鹤琴也进行自我批判等。
接下来受到批判的是文艺理论家胡风。胡风的文艺理论中有两个论点：要求作家表现“精神奴役的创伤”和强调作家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这个思想继承了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和启蒙主义精神，与新古典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抵触，被认为是违反毛泽东在1942年的延安《讲话》的精神和党的文艺方针。因此当解放胜利后，对五四文学思想的清除必然波及胡风。中共中央的文化部门一开始对胡风的言论进行讨论和小范围的批判，但在1955年完成批判胡适的唯心论后，中共便把矛头转向革命阵营内部，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批判胡风浪潮。胡风及其拥护者也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制裁。
三、文学批评一元化
在解放前后的一段长时间里，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文艺批评的代言人首推周扬。[9]他在30年代“左联”成立时，已是重要的成员，大力地介绍苏联的文艺理论，推崇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理论。当毛泽东的《延安讲话》（1942年）发表后，周扬就率先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1944年，周扬在自己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中，把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同马、恩、列、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相提并论，以此说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文艺理论的正确”。他在序言中还指出：《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10]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指出，《讲话》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深信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方向。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从兹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的进程。[11]1952年，周扬进一步贯彻“积极地使苏联文学、艺术及电影更广泛地普及到中国人民中去。因此有了相当多的外国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包括高尔基、雨果、果戈理、拉伯雷、席勒、安徒生、海涅、普希金、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佐拉、契河夫、屠格涅夫、萧伯纳、雪莱、拜伦、罗曼罗兰、辛克莱、聂鲁达、希克梅特、臧原惟夫等等，而以高尔基作品占第一位。这种“开放”一时的文艺政策，显示建国初期仍需要译介外国作品丰富人民的知识和智慧。在“文革”前夕，已有二三百种之多。[12]马华文艺界也从中获益不少，特别是在60年代，对这些作品有所偏爱。连同中国老一辈作家的作品，也成了文艺界人士的热门读物，如鲁迅、巴金、老舍、茅盾、夏衍、郭沫若、田汉、丁玲、臧克家、艾青、曹禺、何其芳、袁水拍及贺敬之等等，也都是马华文学界耳熟能详的人物。
从1954年起的系列批判运动，总是有周扬的立论作为批判的基础，因为他已经成为党的文艺政策的执行人和理论的解释者，他坚持“一部作品如果没有表现突出的政治思想，那么它也同样是失败之作”。而“毛泽东文艺路线，就是文艺上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文艺要为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没有这种结合，文艺创作就断线了源泉，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也就失去了依据”。[13]
周扬本身被认为一生是他人的影子，先是苏联文艺政策的推介者，后是毛泽东文艺理论的执行者和党文艺政策的发言人，但没有周扬本身一套的学说，注定了他只能是他人思想的一位解释者。[14]
秦兆阳在1956年企图挑战第一准则，提出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应考虑如何充份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才是文学艺术，否则只会产生虚伪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他进一步主张“作家从千万条的教导主义的绳子下解放出来”，因此他反对“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立为创作和批评的准则”。其结果是秦兆阳被批判和清算，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批评家兼作家。[15]由此证明了周扬的文艺权威也是不容被置疑的。
在这个时期，也有冯雪峰、茅盾、何其芳等人的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的说法，但都不及周扬的有代表性。总之，周扬提出的政治文学观符合了毛泽东文艺理论的要求：“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看出文学与政治之辨证法的统一”。
──周扬《文学的真实性》[16]
当毛泽东文艺理论在建国后被完全确立后，接下来的30年不但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成为文学批评的准则，也成为指引马华左翼文学的一盏明灯。
[9]周扬，原名周起应（1908-1989），湖南人。1928年毕业自上海大夏大学，同年赴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左联”。1933年，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抗日时期，提出“国防文学”口号，1937年赴延安，出任鲁艺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热心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等。从中崛起成为毛泽东文艺理论的权威阐释者。“文革”时被批判监禁，长达9年之久。1978年获平反。1989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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