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13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 [第三章 第二节]



第二节  马新统战重新洗牌

在马来亚,情况与中国有不尽相似之处。就在日军宣布投降后(19458),担任人民抗日军主力的马来亚共产党的军队迅速走出森林而开入一些主要城市,并成立了人民委员会接管地方政权。

一、马共失去政治主导权

在政治层次上,这个时候,拥有一万名武装力量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可以轻易宣布成立“马来亚共和国”,但马共内部的“斗争”(后来揭开是个大阴谋),最终发生意见分歧,并以当权派莱特占上风,接受与英军合作,希望以和平宪政参政。可是英方为箝制马共,用三个月的时间调动大批军警入驻马来亚,自组军事政府,不同意与马共合组联合政府,双方的关系也就从“联合抗日”演变成“紧张关系”。
于是战后初期,抗日军被招降缴械,返回社会,有6800名抗日军复员,相等于是马共军力的一半有余,而为了平息马共的斗争和延长英国的殖民地统治,英国政府在1946年急切地抛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新宪政,赋予各民族平等权利,对公民权全面开放,取消马来人的特别地位,企图将马共纳入英国的民主政制中而认同英国的控制地位,逐步地走向自治乃至独立。但马共及其外围组织,如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Malayan Democratic Union)反应冷淡,斥之为殖民地延长统治的花招。另一边厢,英国的新政制却引发马来人群起反对。在马来领袖拿督翁(Dato’ Onn bin Ja’afar)(柔佛州署理州务大臣)领导下,于1946年催生了“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sation)(简称巫统)(也即是当今马来西亚最权势的执政党),迫使英国改弦易辙。当英国于19482月与马来人的“巫统”达成协议,另组《马来亚联合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a)新宪政时,它已决定把马共一脚踢开,包括不再给华人平等的权利。19486月,英军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意味着马共与英军政府的正式决裂。前者也转入森林进行游击战争。从此马共又再回到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场“不宣而战”(Undeclared War)在马来亚土地上再次上演,悲剧层出不穷。
由此我们看到,当毛泽东节节胜利,准备入朝北京的时候;马共则在马来亚跌入深渊。命运曾经造就马共红极一时;命运又拨弄马共,使之尝不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

二、左派失去文化阵地

在文化层次上,马共主导的左翼报刊,战后以来的五年内因备受打压节节败退,而后失去文化阵地(然而在这五年内,马共也为统战及左翼文学的扩散播下革命的种子,为日后的“卷土重来”创造条件)。举例来说,受马共控制或影响的华文报章,被指向英殖民政府发起舆论攻击而最先被封闭的,计有194510月封闭在怡保的《时代日报》及太平的《北马导报》,接着怡保的《北马新闻》及《怡保日报》也被封闭。在当时霹雳州内的怡保和太平均为马共的大本营之一。
还有,战后复刊或创办的隶属于左翼控制的华文报,也是寿命不长,在1948年至1950年间先后被腰斩了。这些报纸包括马共喉舌报《民声报》(1945-1948);槟城的《现代日报》(主持人是洪丝丝)(1945年复刊-1950);新加坡的《南侨日报》(主持人是陈嘉庚与胡愈之)(1946-1950);吉隆坡的《战友报》(退役马共军人主持)(1945-1948)及新加坡的《风下周刊》(主持人胡愈之)(1945-1948)等。换句话说,在“紧急法令”下,左派在文化上备受打击。不过,其它的非左派报纸及反共报纸则在战后也纷纷复刊和创刊,以和左派争夺舆论阵地。其中有两大全国性华文报《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的复刊;亲国民党的槟城《光华日报》的复刊及吉隆坡的《中国报》的创刊等。在这三年期间,不论是左派或右派或所谓中立派,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推动了马华新文化及马华新文学的发展,那些逃过大劫旳文人纷纷回巢,重执笔杆子;加上又一批中国文人因内战的爆发或避难归来加入阵营,使到马华文艺又活跃起来。在一项统计中,从1919年到1949年,至少有78位南来的作者直接创办或编辑了114份文艺副刊,综合性副刊和期刊(不论战前或战后,马华新文学是通过华文报刊来推动的)。[1]马华新文学在战后的恢复元气是十分快速和令人惊讶的,这主要是“人在火种不灭”,很快又借助和平的到来“死灰复燃”。由194595日光复之后开始,到1948年终为止的3年又4个月的高潮阶段内,华文报刊共140种。可是,在1948年之后,因为不少左翼组织遭解散,左翼报刊被进一步查封和不少左翼人士遭拘捕或被令出境,遂使战后蓬勃发展的马华文学暂时消沉下来。[2]
1948年是马来亚历史的转折点,在一方面英军事政府强硬对付马共的同时,也使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其最大的用意在于把新加坡和马来亚分割,让新加坡继续保留为英国的直属殖民地,而马来亚则逐步地走向自治。这种用军事与政治手段切割马新是违背了绝大多数华人的意愿,更是左派政团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在左翼斗争中,从未承认马新分家的现实,仍一如继往地为共同的理念而战斗。即便英国在同年6月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也未能完全阻止马新左翼阵线在艰苦的环境中前仆后继。英军事政府表现在压制华文教育方面,尤其明显。例如在1948年,马来亚有华校1364间,学生人数近19万名,教师人数5千余名,[3]算是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而在这段期间内,总共有5097人(截至194812月)被扣捕。被遣送回中国的不计其数,对华校的发展和文学运动起着相当负面的打击。
为了要在根本上剪除共产党势力的蔓延,英军事政府也同时对学校教育进行开刀。如在1950年在新加坡实行《学校注册法令》,赋予注册官莫大权力,可以随时关闭学校。1951年在马来亚提出《巴恩教育报告书》,主张取消方言学校,改以国民学校,企图使英校独尊,并扶持马来文教育的推行。这两项计划均遭到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对,也引发了抗争。其中一例是,1950531日英军政府对新加坡两间华校,即华侨中学与南侨女中进行包抄,指责受共党入侵,意图封闭学校,华社一片哗然。在这方面,《南侨日报》的洪丝丝先后发表三篇社论,声援两间华校,谴责英军政府借口消灭华校。[4]经此事件后,当局提出10个条件作为两校复课的条件,但已埋下华社的愤懑,也刺激学生进行更大的反抗。罢课成了学生反抗英军政府的武器。由于英军事政府对华校和华文报刊采取严竣的政策,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已被箝制。方修将这段期间(1948-1953)的5年期内的马华新文学活动作如下的概括:“这个时期,言论出版、限制特严,要求独立自治成了忌讳,反殖呼声空前低沉。一般作品都避免触及当地的重要现实,特别是当地的政治问题,因而在主题及题材各方面形成两个主要的倾向:一个是侧重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另一个是反映新马的一些次要问题或非本质意义的现象”。[5]在一连串的高压政策下,华教分子怒从火中烧。蕴藏在左派的不满情绪在1953年终于爆发,向英军事政府展示无比的强大反抗力量。这也是马共重整旗鼓的开始,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化统战从新加坡茁壮成长,在狂风暴雨中昂然挺进。

三、反黄运动:左翼文学东山再起

因为一个机会给左翼政团包括马共迅速在华校运动中东山再起。事缘19531012日,圣安东尼女校16岁学生庄玉珍在新加坡市中心珍珠山下为凶徒所奸杀,出事地点只距警察局500码。歹徒的胆大妄为,心狠手辣,令人发指,震动整个新马华社,一时舆论沸腾,讨伐声不绝。中正分校的学生于1024日,召开反英座谈会,随后,华中、中正总校、南侨、中华、笨珍培新等新马的华文中学,纷纷响应,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英运动,于兹拉开序幕。[6]庄玉珍事件多少是沈崇事件的翻版。沈崇事件发生于1946122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沈崇被驻北平美军陆战队皮尔逊等两名士兵强奸,国民党政府未予处理,激起北大学生联合各校举行万人大游行,曾有48名教授联名要求美国驻华大使采取行动,将涉案者绳之以法。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形容北平的抗暴行动是爱国运动,引致全国50余万人参加这一运动。皮尔逊在压力下被判15年徒刑,但直接的意义是中共将沈崇事件变成锐不可挡的群众爱国运动。沈崇并没有死,而她所受的凌辱促成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一个典型。可惜新加坡的庄玉珍死了,却意料之外在新加坡爆发反对黄色文化运动,令英军事政府至为震惊。其实在庄玉珍事件前,新加坡已发生黄碧玉被奸杀的事件,只是不似庄玉珍事件那般残酷与冷血。当然这也与1948年后正派及左派文艺被诸多限制,造成黄色及言情文学大行其道,社会风气之恶劣有关,诸如枪杀、谋杀、奸杀、自杀、走私、勒索、绑票及抢劫案层出不穷,加上工潮不断,社会秩序之紊乱,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7]黄色文化的泛滥,已是到了无孔不入。王邦文(行动党于1959年执政后出任内政部长)这样形容当时的社会:“一个殖民地政府,只是对那时攻击或取笑殖民地政府统治的刊物采取行动,结果就是许多政治上有问题的书本和刊物,都被禁止,而腐蚀人民思想的道德的刊物,却充塞市面”。[8]
方修这样形容第一阶段的反黄运动(1953-1956):“青年学生界的轰轰烈烈的反黄运动,不但为马华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有力的条件,而且也给一般作品带来了多姿多采的内容。因为,当时的反黄运动成了其它各种青年学生运动的先导,又间接地刺激了整个社会运动的升涨,马新人民终于重新喊出了反殖的呼声,普遍地要求结束战乱,争取独立自由,停滞了好几年的当地的职工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再度崛起,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改善生活的抗争。这种热烈健旺的时代精神自然而然地会体现在当时的文艺创作中,因而这时期的多数马华文艺作品,内容上是崭新的,与上一个时期完全不同,侨民文艺不再出现了。小市民灰色生活的描写退居于极次要的地位了;许多作品都企图尽量反映当时当地的重要现实。青年学生、城市工人、新村居民……等等,常常成为一般作者,特别是大批新人所描写的对象”。[9]方修说的是当时的实况,但他只是轻描淡写而未勾勒出那个时代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是与文化统战乃至文学路线相互挂钩后发生的血淋淋的斗争高潮。其实在那个时候,马共在被分解的情况下,已开始意识到组织公开阵线的重要性。透过个别成员在新加坡的活动,他们察觉到改变的时候开始到来。可以这么说,1953年不但是马新政治斗争的一个分界线,也是文化统战重新出发的开始。
最先反映出文化统战雏型的是此起彼伏向英军政府进行抗争的学生运动,为反对英国企图控制和变质华校,在学生群中出现了秘密组织的学习小组,借反黄运动增强力量。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战争结束后,马来亚共产党反抗日本人的记录使它有了威望,在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当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开始在教室里建立细胞组织。许多的教师成为共产党的干部或同情者”,“紧急状态之后,新加坡共产党人表面停止了活动,事实上都在招募成员,扩展势力”。1955年时,李光耀“对华校生的世界的认识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蓬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平的世界。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0]
1954513日,在反黄运动取得了团结各华校生爱好健康文化,打击黄色文化的初步胜利后,《华侨中学》及《中正中学》的学生留驻在学校内,进行“学习”反殖斗争。
所谓的“学习小组”是一个学运(后来发展到左派工团和政党中)的秘密组织,通常是三五人成一小组,有一位组长,定时或不定时的针对文化、教育及文学问题进行讨论,后来增加了国内及国际政治时事和左翼思想理论的学习;在更多的时候,是打着文学的旗号在活动。换句话说,参与这些个“学习小组”的人,被鼓励进行文学写作,以宣扬左派思想。这现象在50年代以后几乎在全马的华文中学内秘密进行,因而被称为“细胞组织”,因为它是不断地扩散并形成一张十分壮大的学运网络。
1955103日的“中学联”成立大会,标志着新加坡的左派运动取得“辉煌的胜利”。他们所编唱的歌曲都是激昂与充满革命豪情的,如“五一三进行曲”,“鬼道理”,“五一三纪念歌”,“我们的队伍无比坚强”及“我爱马来亚”。歌曲有取自台湾民间小调但内容是倾向马共的。[11]这些个歌曲后来传遍马来亚各华文中学,成为左派学生的经典歌曲。
在这期间,工潮迭起,其中最严重的是1955512日爆发的福利巴士工潮,涉及国民党的老板与左翼的职工会的斗争,“中学联”的学生从中介入声援工友,启开了“学工联合阵线”。并出现了“学工团结舞”的文娱表演,被形容为“共产党统一阵线”的队伍。[12]
在马来亚方面,经过1955年的自治普选,一个由巫统主导的右翼联盟成为自治邦的政府。左翼政党尚待整合。195783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为独立国,左派政党联盟也正式成立,即左派的劳工党与人民党合组成“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它也带动了马华左翼文学在政治的斗争中,与新加坡左派共呼吸,坚持马来亚是一体的,马新不能分家,也坚持只有一个马华文学是包括新加坡在内。这就是为什么马华文学一路来是马新华文文学的统一体。


[1]郭惠芬著《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12-25页。
[2]杨松年著《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1页。
[3]《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图片集》,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2001年,第8页。
[4]《洪丝丝纪念集》,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133-141页,内中刊出洪丝丝在《南侨日报》撰 写的社论,显示了《南侨》的立场是站在中国政府这一边,为广大的华侨请命,也给英国带来一定的压力。
[5]方修著《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董总出版,1984年,第79页。
[6]詹道玉著《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第27页。
[7]同上,第29页。
[8]同上,第30页。
[9]方修著《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董总出版,1987年,第105页。
[10]《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联合早报出版,1998年,第197,201202页。
[11]THE PAP STORY》(人民行动党的故事)(1954-1968年),by Fong Sip Chee, published by Times Periodicals Pte. Ltd, 1979, p36.
[12]The Open United Front》(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Singapore, 1954-1966, by Lee TinHui,published by South Seas Society, S’pore, 1996, Page 80. 参阅《The PAP Story》(人民行动党的故事)(1954-1968年), by Fong Sip Chee, published by Times Periodcal Pte Ltd, 1979,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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