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侵略、反投降、抗战救亡及抗敌卫马的口号下，方修说：“文艺界展开了一系列多姿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如救亡剧运、文学通俗化、文艺通讯、诗歌大众化），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团体（如业余话剧话、文化人俱乐部、吼社、澎湃社）。文艺工作者同仇敌忾的情绪极为高涨，献身救亡的意志极为坚决。这样的一种高潮状态，基本上一直保持到1942年2月马来亚完全沦陷为止。虽然其中有过一个阶段（1940-41年）处在一种低气压的笼罩之下（主要是因为欧战爆发，英国实施了战时法令，连带影响马来亚也受限其中），但各方面仍有相当的表现，比较以前各个时期，也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1]
由于有了抗战文艺的理论建构及中国抗战文艺的模式的提供，马华新文学运动也呈现了与中国大同小异的形式和内容。基本可以分成三个层面来论述。
一、剧运百花齐放
戏剧和话剧是最直接与群众接触的，也是最能扣人心弦的宣传工具。单单在1937年，新加坡成立的戏剧组织不下30个，职业剧团占少数，绝大多数是非职业性的业余组织，包括校友会、学校及各行各业。带动剧运蓬勃发展的是新加坡的业余话剧社。铁亢在《论马华话剧界》一文说：“星洲的业余话剧社，不特是南马的，而且是全马的首席剧团。它组织于抗战之前，迅速发展于抗战之后。马来亚有不少剧团和戏剧活动，是在它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2]这个剧团的团长是朱绪，原名朱桂棹，另有笔名石灵、石、周苍等，福建晋江人。约于1932年南来，曾参与创立的文艺团计有“萤火剧社”、“新野社”及“业余话剧社”，是活跃的剧作家与导演。约于1941年在上海出版多幕剧本《未完成的杰作》（与啸平合著）。战后也有其它著作出版。[3]
在他领导下，“业余话剧社”的别动队伍《马华巡剧团》在1938年到全马各地巡回演出，成绩斐然。团长朱绪报告说：“该团到过大小市镇80余处，筹款十余万元（筹账抗日），上演145场，剧目以《放下你的鞭子》一出最受欢迎”。[4]
这个巡回剧团只有16人，除了一位在居銮因病退出外，其余都坚持到最后，走遍大街小巷。所到之处，备受欢迎，他们从3月15日开始，经历5个月又9天的时间完成任务。间中有方言剧和马来话剧演出，视地区而定，引起共鸣。这是抗日情绪下的一种无私的奉献。它的另一个贡献，则是刺激与推动了一些地区的戏剧活动。在它之后的两个月，又来了中国武汉合唱团与新中国剧团，参考“业余话剧团”的模式与路线，作巡回演出。夏枫在《1938年的马华话剧活动》中说：“在它（指“业余话剧社”）的影响下，马华戏剧团体空前的勃兴，各地的上演也空前活跃。如果说第二期的戏剧运动有所成就的话，马华巡回团是尽了不可泯灭的功绩的”。[5]在宣传抗战救亡方面，话剧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演出的节目绝大部分是与中国抗日有关的题材。方修指出：“新中国剧团南来表演《塞上风光》和《永定河畔》等大规模演出，由于演技超卓、舞台设计别出心裁，甚至将舞台伸向观众中去，打破了与观众间的籓篱，曾经使到各界对戏剧的观感焕然一新，印象深刻；同时也使到当地的戏剧艺术，获得不少的启发而大大提高”。[6]
另一方面，转入1939年，戏剧形式更是大众化，发展成为街头剧。无数的街头剧团，此起彼继，通常配合着筹赈会的通俗演讲，鼓起精神总动员，反汪（精卫）运动等群众工作，出入穷乡僻壤，尤其是在新加坡、槟城、霹雳、雪兰莪各地。每周的演出，有多至百数十次者。[7]戏剧已因抗日走下舞台，深入群众中，成为左翼文学的急先锋。
不幸的是，英殖民地政府先是对华侨救亡运动表示同情，后是采取一定程度的压制手段，反映出它对左派及马共势力的扩大有所担心。当1939年因欧战（希特勒发动战争）爆发颁布战时法令时，英方也严厉限制抗日活动。结果“业余话剧社”在这一年的4月被解散。这对新马的剧运是沉重的打击。欧阳正名论及该社被解散之后的马华戏剧界情况作如下的评语：“一般戏剧工作者因为业余话剧社被解散，于是就过着一种自流的生活。有的索性放手不干了，有的跑上为戏剧而戏剧的道路”。[8]
虽然有此挫折，马华剧运继续顽强坚持发展也取得“辉煌的收获”（方修语）。因为“业余话剧社”在办巡回演出时已发出庄严的宣言，鼓舞剧运工作者继续负起责任：“七七芦沟桥剧变，揭开了自卫的序幕。八一三上海之役，掀开了民族反抗侵略的斗争。全国九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应是四万万五千万），燃烧着火般的热血，同抱着一颗坚决的心，为民族之解放，自由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给予野兽般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最大的打击。六十年之仇账给予一次的总清算……在全民抗战的时候……戏剧在抗战过程中，在救亡行动中，必然是会起最大的作用。戏剧是最有效力的宣传；同时它是教育大众，组织大众的工具，是抗战中艺术武器，在救亡的文化运动中是最有活力的一员。抗战以来祖国的戏剧界已消尽了它的任务，组织战时戏剧队到各地的民众群中去演出，暴露敌人的一切丑恶的血淋淋事实，唤醒全国的同胞，而开展民众的组织。我们在这里，在全国总动员口号下，亦应该动员所有的戏剧工作者，负起这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南洋受着种种环境的限制，我们更应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以戏剧宣传及组织群众的目的”。[9]这清楚地点出剧运的重要性，也成为左翼阵线不可或缺的战斗工具之一。
另一作者越朋就直截了当地认为马华剧运与中国剧运是两个相扣的环节，表达了马华新文学响应抗日文学是以中国的状况为蓝本的。越朋在《马华当前剧运的路线》中这样说：“配合中国剧运以从事马华剧运工作及肩其特殊任务以从事马华剧运工作，是当前马华剧运工作中的两环……两者之间具有共同性。故根据中国抗战要求而推动剧运与马华侨界，与马来亚社会绝对不发生重要抵触的”。
更进一步，越朋说：“中国民族的解放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曙光。因此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初步工作，也就是解放人类初步的工作……依此，马华剧界，应该以服务抗战为第一”。[10]
可见，服务于抗日是马华剧运的指导思想，马华剧运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中国抗战剧运大体一致，两者都认为文学绝对不能脱离抗日，更要有革命的精神。
事实上，马华剧运的推动是有一套与中国相似的理论工作系统。侨民意识的膨胀也与此大有关系。而剧运工作者不单是参与演出这么简单，他们还要定期的举行戏剧座谈会，以寻求统一的步伐。例如以下的几个座谈会是重要的环节之一。1937年10月在新加坡的座谈会，记录发表于同月24日的《新周日报》的《影与剧》周刊，专题讨论《戏剧的演出问题》，内中包括剧本的题材、舞台的布置及台等，由吴广州主持。
吴广州是福建厦门人，1910年生。1929年南来，在新马从事文学活动，后返回厦门。于1933年再度南渡。从1935至1939年在《新国民日报》服务，专注副刊。战后曾出任《南侨日报》新闻编辑。1950年回中国，是广州归侨作家联合会重要成员（见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页30）。
1938年1月24日又有一场《星洲的话剧座谈会》在新加坡南天酒楼举行。参加者包括马共代表及南来作者，记录朱绪，共同讨论扩大戏剧活动及组织马新戏剧联合会等问题。有关记录刊于1月29日的《星洲日报》的《现代戏剧周刊》。
1938年同一月份，再有一场较大规模的《星洲各话剧团体座谈会》，在新加坡海天游艺会三楼举行。主要检讨各话剧团参加中华救护队筹款的剧本内容。记录刊于2月3日的《南洋商报》的《戏剧周刊》。
1938年3月在新加坡维扬体育会举行《胜利的消息》公演座谈会，检讨有关演出。
1939年5月举行《星洲剧人座谈会》，讨论的题目是《第二期抗战与马华戏剧运动》。
1939年9月举行《星甲剧人座谈会》，题目是《怎样展开现阶段马华戏剧运动》。[11]
以上的三场座谈会的记录也先后刊于《南洋商报》的《戏剧周刊》。
根据方修的史料整理发现，这次座谈会，后来发展成为小规模的《集体讨论》报告。其中最有内容的当推《当前马华剧运的任务和工作方针》，《马华剧运与马华救运的关系》及《马华剧运的环境与主观情况的分析》。这些个的讨论，奠定了马华剧运后来向左翼方向发展的扎实根基。
二、文学通俗化运动
在剧运带头走向民间和群众的同时，马华新文学也同样在抗日时期衍生了“文学通俗化”，“文艺通讯”及“诗歌大众化”的三大运动。所谓的“文学通俗化”和“文学的大众化”虽然在字眼和意义上有所不同，但在抗战期间，要求文学深入人民的呼声十分高涨，“通俗化”已成为锐不可当的潮流。它和“大众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而是可以融汇贯通的。
南来作家金丁就持有这个观点。他在《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几个问题》中说：“我个人是同意周扬的意见的，即「通俗文艺是大众文艺同意语，而且这个名词（指通俗文艺）也只有这样的了解才是正确的。」所以在本质上，文艺通俗与文艺大众化并无区别”。
金丁又为此再作解释：“在过去文艺的大众化一向被认为只局限在工农大众作品的创作，工农大众作家的培养，以致被认为是属于一个政治集团的影响”。但现在“中国政治上有所谓统一战线”，而有了新的发展，因此提出“文艺通俗化是有别于过去狭窄的大众化”。这就是说，“通俗文艺”与“大众文艺”是两位一体的，也即是“通俗化”是为了适应抗日的统战文学（不分派别），在名词上虽有不同，但归根究底是属于“大众化”的延伸和发展。因此金丁这样说：“今后，通俗化（大众化）运动还是要不断地发展与进步，没有所谓暂时的过渡，将来的文艺，还是要通俗化的”。[12]
尽管另一位著名作者吴天（叶尼）不能接受这样的解释，他认为“文艺通俗化运动”这样的称呼不大适合，还是应该称为“文艺大众化运动”，但在形势比人强下，南洋文艺界接受了“文学通俗化”为其运动口号，而与中国的运动并无二致。
中国方面的作家适夷在《七月》社召开的题为《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的座谈会上指出：“从前的大众化口号是空的，现在都开始实现了”。
郭沫若认为“抗战以来文艺的特征”是“以品类言、诗歌、短剧、速写、报告文学之类最受鼓舞。以质量言，则简短、敏捷，而且煽动性、通俗化、大众化”。
老舍说：“这种文艺通俗运动的结果……是文艺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产生新的风格”。[13]
在马来亚，先以“通俗化”为编辑目标的是流浪（刘道南，湖南人，1935年南来。1937年任职《南洋时报》副刊《狮声》。1942年避难苏门答腊，因食物中毒客死异乡）。其后由张楚琨接任，更是积极提倡通俗化文学，大力推动弹词、说书、墙头小说等通俗文学形式的写作。1938年在众多南来作家支持下，因受新启蒙运动的影响，《南洋通俗文学运动》终于成为一个口号，进而有了一个“通俗文学运动委员会”的成立[14]（1938年12月）。这个委员会先后发表了《通俗文学运动方案》及《开展南洋通俗文学运动纲要》，并先后举行六次座谈会。纲要认为：①“反侵略和反封建是其任务”，但务必使新文艺运动通俗和大众化，才能深入群众。②南洋的文艺运动与祖国文艺运动关系密切，通俗化运动是当今南洋文艺工作者的迫切任务。③通俗化运用旧形式，不是迁就大众，降低水平，而是有所选择和修改。④通俗文艺运动的内容，不仅要描写英勇、悲壮的积极场面，也应该暴露消极的丑恶的一面，但主题必须是抗日的，对抗战有利的。⑤建立分工合作系统，动员一切文化人参与，发起理论研究，创作大批通俗读物。
工作方案包括：①发动各种通俗文学的座谈会、晚会、诗歌朗诵会、说古书、公演简单的通俗话剧。在各州推动出版刊物、墙报、通俗画报等。②审查各种通俗刊物的内容和形式。内容以抗日救国为原则，以不含毒化群众思想之作品为标准。形式需适合大众口味，价钱要适合大众购买力。③出版各种新旧通俗刊物，如连环图画、唱本、章回小说、故事新编及土戏等。内容不妥当者可以删改。④建立全马发行网，奖励大众购买兴趣，推广通俗读物。[15]
方修在总结文学通俗化运动的成就时，有下列的结论：
（一）在创作上，通俗文学的创作，统计约15万字。其中《狮声》副刊推动最力。这些通俗作品的形式包括诗歌、民谣、报告、时事特写、墙头小说、章回小说、街头剧、大鼓词等等。如黄媚云的《良姆教子》（闽南歌谣）、子遗的《老将报国记》及《金叶琼思君》（均章回小说）、金丁的《谁说我们年纪小》（童话）及紫焰的墙头小说和国华的时事特写，都属一时名作，甚获好评。
（二）座谈会方面，《狮声》副刊主催过近20次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包括怎样开展通俗文学运动，通俗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以及关于诗歌、民謡小调、速写、报告文学、墙头小说、章回小说的创作方法等等。与会人士经常有二三十名，多为一时俊彦，盛况空前，座谈会的记录，也先后在报上刊载。
（三）在理论上，除了座谈会上，个别作者执笔或集体讨论写成的通俗文学理论文章，高达一二百篇以上，大部分发表在《狮声》副刊。
（四）各地热烈响应，通俗化运动除了在新加坡热烈开展外，也得到马来亚各地的响应。特别是在马六甲方面，还成立了《马六甲通俗文学运动委员会》，组织歌咏队到乡村演唱，还在报上出版过《诗歌创作专辑》。[16]
在通俗化运动声中，报告文学的兴起是引人侧目的，它是介于新闻与散文之间的一种以真实性为基础的写作形式，通常是服务于新闻界的编辑部人员的一种“新闻创作”。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将散文体与新闻体融合起来，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新闻）转成感人肺腑的文章。因为它强调内容的真实性，具有现实意义，所以它成为抗战年代的一种流行文体，它是在文学通俗化口号下发展起来的纪实文学，与现实紧密相关，足以激动人心。
贺立在《我们需要报告文学》中指出，抗日救亡使到社会生活起了急速的变化，因此要求一种能够直接而迅速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来记录这种变化。
响应贺立的还有另外的三位作者，也给报告文学定位：“报告文学特别强调地方色彩和抗战的阶级性；报告文学要创作具鲜明人物性格的社会典型；报告文学必须经过作者冷静观察与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批判来报导所发生的社会事实；报告文学结构要简单，情节不要离奇曲折，叙述避免过分渲染；时间是报告文学的要素、要迅速地反映现实；报告文学可以表现出一个以上的主题，报告文学可长可短，不需要在有限的篇幅内来运作；报告文学要具有新闻性，也要有艺术性；报告文学要以小见大，从特殊事件反映出更大的社会问题”。[17]
报告文学体的流行，既出于抗战的时代需求，又出于从事新闻工作者的专长。那个时代，许多人身兼文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报告文学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体裁，至今，报业仍将“报告文学”列为一种重要的具有新闻和社会价值的特写文章。
报告文学这一散文加新闻性的写作体裁兴起于30年代左联成立时；尤以茅盾于1936年主编规模巨大的《中国的一曰》最为脍炙人口。这是由“文学社”征求5月21日当天的社会生活见闻的稿件，共计3000余篇，从中选出490篇。各个战线上的广大作者描写了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组成了一曲“奇魂的交响乐”。同年产生了本时期报告文学的最优秀作品——夏衍的《包身工》，提高了报告文学艺术水平。[18]郁达夫南来后，也曾把这一体裁引入马华文坛，搞起《马来亚一日》之类的报告文学，作为抗日文学的一环。它是抗日时期更为受落的文学体裁之一。
三、文艺通讯及诗歌大众化
如果说，文学通俗化的结果还差强人意，尚未深入广大群众当中，报告文学多限于新闻工作者的呕心之作，那么继通俗化之后所掀起的“文艺通讯运动”已有了长足发展，能够弥补其中之不足。“文艺通讯运动”也是从中国引进的，首先在1938年由广东文学会司马文森所提倡，接着中国各地起而响应，在短短几个月内，华中华南各地，都建立了许多分站和支站。因此沈明通过《总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倡议在马来亚推动马华文艺通讯这一文学性的组织，他说：“所谓「文艺通讯」是要用文艺的手腕──具体而生动的笔调。报导所见所知的有关抗战的真实事件，它和报告文学有些不同，它要富于地方色彩，和时间性与职业性”。[19]
不久之后，即1939年11月8日起，主编铁亢就在《世纪风》拉开这个运动的序幕。在《我们的话》中，铁亢阐明，要深入“到商店、工场、农村、矿区、渔民中，让初学者来登记。只要有三个人，就可设立一个站”。[20]铁亢是期望通过文艺通讯运动，使得无产阶级文学得以赓续和发展，也即是保持革命文学的特色。他说目的就是要培养马来亚未来的文艺干部；但要求作为一个文艺通讯员“不可以歪曲事实；要有强烈的社会感情和要与被侮辱者站在一起”。它的形式“是不拘一格的，它和报告文学及速写有着血缘，所以报告或速写的形式，可以用到文艺通讯上来”，不过“它不像一般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那么的严谨”。“要避免概念式的报导，用最少的文字，反映大量的事实。题材是亲自参与的事实及周围环境的综合报导”。总而言之，“文艺通迅必须有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速写的明快性，并且必须具有时间性和地方性。这是说，某一个地方发生某一件事，通讯员要及时写出来，不然就失去时间性了”。[21]
在《世纪风》的努力下，其它报社也都跟进。这种做法不但可以培养干部，也可给报社带来直接的新闻，不必聘用大批人手。结果在新加坡设立总站后，也在吉隆坡成立分站，又在13个乡村区成立支站。正式登记的文艺通讯员有40余名，可惜这个运动在1940年后，因铁亢的离职及通讯员的素质问题，再加上客观上的限制而未能持久发展下去。[22]但它的影响却是深入的，因为它把文艺真正的大众化了。
随着“文艺通讯运动”之后兴起的是《马华诗歌大众化运动》，或称为《大众诗歌运动》，它的倡导者是当时「吼社」一部分作风比较质朴的诗人。虽然刘思先于《世纪风》借到版位，由「吼社」一些人出版《诗歌专页》来推动诗歌大众化，并引用鲁迅说过的话指出，诗歌是以唸得上口的为上乘作为依据，但诗歌大众化的正式发难，却是迟至1940年2月6日。由这一天起，借《总汇报》副刊版位（此时《世纪风》已改名为《文会》）出版了「吼社」诗专。在桃木（原名王端，其它笔名洪半呆、山兄、蒲剑、兆木等，广东潮安人。1936年南来，在报章副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及论文等。1941年主编《文会》，战后曾在《南侨日报》副刊《南风》服务，后回返中国。1960年病逝于北京）（参阅郭惠芬著《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页45）的推动下，高举“诗歌大众化”的鲜明旗帜。桃木在《编者的话》中说：“诗人呵，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
在“大众诗歌专叶”要发表的是“写大众要说的话，使识字者看了能懂，不识字者听了能懂，唤起大众的兴奋和共鸣。我们坦白地承认幼稚，决不假充老练”。它将容纳“旧形式新内容的大鼓词、山歌、小调、儿歌；新形式的朗诵诗、报告诗、讽刺诗、墙头诗、口号诗、歌曲、诗剧；一切口语化的通俗诗歌、方言诗歌以及理论等”。[23]
桃木说：“诗歌的大众化，是时代进化的必然产物”。[24]
兹举例一首诗，以说明大众化诗歌的表达形式和内容：
在人海里
我宁愿挤在最僻的一偶
凝视着她
──那圣洁的化身哟
不朽的黑色的眼珠
飘飘的发丝
当她在讲台上怒吼
如一头雄狮的时候
我微微地微微地笑了
如仰望着碧空中唯一的巨星
我的生命便闪着光辉
我微微地微微地笑了
因我仿佛看见灾难的祖国
在苦难中摇动她发亮的身子
──微笑，作者静海，「吼社」诗人
（载1940年2月17日《新流》）
「吼社」的“大众诗歌专叶”出到第5期时，发表了一篇“检讨”文章，指出“上海在抗战后，诗歌工作者已深入农村和军人，新月派的诗人，也很多改变作风走向现实，大众化的大道了”。因此提出“诗歌大众化”是要给马来亚诗歌工作者“打出一条正确的路”，而成绩也堪可告慰。
很遗憾的，“诗叶”不能持久，出到第5期后即停刊，但桃木等人依然以“游勇散兵”身份，在一般的刊物零星发表诗作。诗歌大众化这一形式为后来的左翼文学的发展担纲了先锋的角色，其生命力之强韧，在战后更是表露无遗。
就在文学通俗化，文艺通讯及诗歌大众化等的三大文学运动发生的同时，也出现过一个相当规模的文化运动，称之为马华新启蒙运动。加上“新”字是要有别于1927年的“新兴文学运动”所鼓吹的“启蒙运动”，意味着抗战也带来了思想的变化。首倡者是怡保的《中华晨报》的《大众副刊》，它于1937年初推出《新启蒙运动专号》，其它报社也跟着响应，但因这一年的11月之后，救亡工作已成当务之急，此课题又被暂时搁置。到了1938年秋至1939年上半年，各报再重提此事。由于偏重于理论和抽象的讨论，又告沉静一时。直到1940年初，凌霄在《新国民日报》写了一篇《1939年的马华文化运动》，将新启蒙运动作了一番概括。他指出，马华新启蒙运动要求思想文化的联合一致，而内容第一是属于民族方面的，即提高民族有信心，发扬团结精神，支持抗战到底，保卫马来亚和平，争取权益和保障。第二是民主思想运动，反独断，反成见，反宗派，互相督促，共同进步。第三是一种理性运动，即反盲从、反迷信、唤醒愚蒙，启发民智，提倡新科学，自由批评及提高理性认识。第四建立新文化运动，研究与继承马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深入大众，建立马来亚大众的真正自己的文化，而不是拟模中国的文化。[25]
我们不能否认新启蒙运动是在上述三场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但它的根基需要追溯到1927年勃起的新兴文学时，已出现一种启蒙运动，旨在反独裁，反封建和创建民主。因此10年后搞新启蒙运动就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况且有了抗日做为背景，有了大众化文学的支撑，也就顺着大潮流再次抬起头来。这种比较偏重于思想的启迪和文化的改造，为日后的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加了筹码，而且更容易与中国的革命文学接轨，以至凌宵想要让马来亚文化与中国文化“断奶”，已非他主观所能转移客观的发展，因为左翼思潮从来没有间断地牵动两地的文学水乳交融。
四、沦陷时期的马华文学
1942年2月15日后，日本已占领整个马来亚包括新加坡，马华文学自然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一部分转入地下散发，另一部分则在监狱中孕育而成。原本接手这“任务”的应是当时的马共中委黄耶鲁（黄望青），他是党内的文化部长，[26]但不久后（42年4月）即被日军逮捕而后叛变。为此，他一度被马共追杀但不果。[27]其它领袖也相继落入日寇手中；尤其是允文允武的知识分子不是忙于武装抗日，就是被逮捕或避难他乡。另一方面，马共在英国弃守马来亚后，又秘密与英政府组成的136部队接头，展开游击战争，代表国民党的林谋盛是这个组织的领袖之一，也在1944年被日军拘捕后病死在狱中。虽然面对日军的残暴镇压，马共从1942年1月4日起至1945年日军投降前，先后在8个州区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势力一度膨胀到7000人左右，加上民运（后援队），成员不下12000人，可以说是最强大的抗日军，当然马共及其支持者也付出惨痛的代价。
此时辛苦建立起来的统战文学已经支离破碎，暂时被日军出版的《昭南日报》（新加坡），《兴亚日报》（吉隆坡）及《彼南日报》（槟城，报社设在原星槟日报社内）所取代，大肆鼓吹“汉奸文学”、[28]“色情文学”及“消闲文学”等。一般无耻的文人歌功颂德“大东亚共荣圈”，美化杀人如麻的寇军的凶残面目。其中一首刊在《南光周刊》（昭南日报副刊）（1943年10月3日）作者林萍就很露骨地吹捧日军，是较为典型的汉奸作品：
红红的颜色正遍吻着大地/吻照着东亚的每一个角落/我凝视着那万丈的光芒/那不是皇军将兵为/东亚解放而流的鲜血的征象吗/只有旭日（日本国旗是一面太阳）才会驱除/人世间的一切污辱黑暗/只有旭日才带来生命的源泉/目今/大地上呈现蓬勃的气象了/啊！东亚新生了[29]
这种肉麻和出卖民族国家人格的无行文人的所谓作品徒只激怒人民对日军的憎恨与反抗。
另一方面，转入地下从事抗日的抗日军，则出版了《自由报》，《解放报》的油印报纸，每月出版一期，每期有半版或一版刊登文艺创作作品。可惜这类报纸已无法保存。方修形容是“沦陷时期马华文学产量的95%都包含在其中，因此使到马华文学史在这个重要的环节上只能永远留下空白”[30]当然经过方修的努力，仍然在其它方面找到另外的地方刊物，但已残缺不全，只有吉光片羽，显得十分珍贵。例如：
黄河的《荒岛之献》就这样写道：
叫啸着/回旋于教堂的塔尖/音响是多么的嘹亮呵/烈火般的歌声/撼动这荒岛的天空。[31]
此外，在监牢内诞生的文学作品，在战后被整理出来也或多或少地补上这个空白。这些个作品可以从方修著的《马华文学史补》（1996年）；新加坡“星洲出狱抗日同志联谊会”编辑的《血碑》补增本（1997年）；南岛出版社出版的《马来亚风云70年》（2000年）；雪兰莪加影牛骨头山殉难烈士家属委员会出版的《永恒的虹影》（2001年）及南岛出版社的《为独立而战》（陈凯著）（1998年）等书中窥见沦陷时的战斗文艺和报告文学一二。
抗日战士在监牢中的作品并不是写在纸上或墙上，而是靠记忆藏在难友的心头上，只要他们不死，必能将诗歌的创作背诵下来，成为不可多得的创作。从内容和写作技巧上，它在表现人物英勇就义形象等方面与中国的革命文学及抗战文学所表现的慷慨就义同样令人荡气回肠。
如萧扬（林义平）和金锺合写的《珍珠山上》，就是他们在新加坡的监狱中就义前的悲壮诗集，在战后被背诵下来：
题目为《诀别诗》，作者萧扬。
廿年的光阴填满了悲愁与疼苦/死刑场是我最后的归宿/如今我是一只待杀的猪羊/生与死已失去了界限
并不是对死的恐怖/也不是对旧世界的留恋/我只是有一颗妒嫉的心/见不到那理想王国的颜面/
方室里洒满了明月的清光/谁不爱那团圆的温馨/
我愿以革命的坚贞/呈献那双亲与兄长/
死的人并不空耗一腔热血/
狱城外蔓延着复仇的行列/
那历史的转换并不久远/
地狱里的欢唱与人间齐鸣
萧扬（林义平）是30年代的马华青年作家，被形容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投身马共和抗日行列。在1942年被出卖入狱。1943年3月25日，萧扬被日军送上绞台。[32]
他的诗作是在1942年被捕后写成的。他的另一首名作《珍珠山上》有如下的激昂的声调：
管什么十年八年的徒刑/
怕什么那一对对豺狼的眼睛/
谁能在虎口里去求得哀怜/
年青人的心决不会凋零/
远方的炮声不断地向我呼唤/
警报发出了末日的哀鸣/
隔着那重重的铁门哟/
我祈祷着自由的降临
与他合著诗集《珍珠山上》的另一位作者叶金锺亦是一名文艺青年。生于1925年，由于天资聪明，竟能博览古今中外名著。1941年得到《南洋商报》编辑主任（总编辑）胡愈之的赏识，以17岁的年纪，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后升为记者/编辑。日军占领马来亚后，金锺继续搞他的地下革命工作。在1942年6月5日被叛徒出卖而入狱，受尽各种苦难而不屈，判了15年徒刑。1943年10月18日与另一位狱中难友李铁等人被转移到太平监狱。1944年8月20日在狱中备受折磨而病逝，终年才19岁。
李铁回忆起金锺在狱中总是向他们传播苏共党史和苏联的名著，并通过种种的办法把一些书弄进来，包括鲁迅的著作。而金锺之所以博学广闻，据李铁说，是因为金锺在胡愈之的床底下找出许多好书来阅读（他因在南洋商报工作，结识了胡愈之），以致狱中的同志形容他是活字典。
叶金锺的遗作《悼翁仕贤同志》突显了他的斗志：
同是挣扎于狂涛骇浪里/
谁能为翻沉者洒泪伤情/
活在牢里的不必喜/
老翁！你也无须要有人来怜悯/
朝露在阳光下消逝了/
一颗脆弱的心也开始了腐蚀/
放下武器的决不能生存/
让我们更振奋博斗的威力（写于1943年3月）[33]
上面提到的李铁是在1941年底，参加由郁达夫和胡愈之领导的“文化青年干部训练班”的成员，他与方修和大礼一同参加训练班，不时结队到市郊各地宣传抗日卫马，招募义勇军。[34]新加坡沦陷后，李铁被捕下狱，与萧扬和金锺一起关押在四排铺监狱。1943年李铁和金锺被转移到马来亚太平监狱。1945年9月15日日本投降，李铁才离开监狱。
大礼并没有被捕，但他的住家是充作抗日分子集会的场所，且负责出版《自由报》和《解放报》。战后李铁与大礼等人于1946年出版了《血碑》一书。李铁后来移居香港，年前写成《在日本法西斯监牢里的1178个日日夜夜》，收录在《血碑增补本》中。李铁认为增补本能够问世，大礼贡献很大。
在1946年《血碑》问世时，大礼在《华侨日报》写了一首纪念诗──《真理是永恒的生命》：
不须恋恋墓前的悲悼/看四野有红花的影/长闭的双眸是明亮的光星/看阳光下闪闪晶莹/求自由的乐园/为人类的春天/死吧/真理是永恒的生命。
大礼姓黄，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他凭着回忆撰写了《悼传奇烈士林江石》、《黄诚和他的揭叛歌》等。大礼在文章中这样回忆林江石：
他是代表马共参加陈嘉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的负责人。原名黄伯遂。1916年出生于广东增城，后来到霹雳布先居住，在育才中学受教育，因家境贫寒，无法完成教育，但他是天生的多才多艺的青年。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在马来亚参加宣传反日活动。
已在1935或36年参加马共的他，在1939年担任雪州地委书记，翌年又调任新加坡市委书记，1941年被英政府逮捕，罪名是参加非法组织。1941年12月8日日寇南侵，林江石等马共党员被释放，参加陈嘉庚领导的抗日活动。这是得到英殖民总督汤姆斯的同意下安排的。接着他在马共的地位提升，成为中央组织部长，又名老黑。
1942年4月被日军扣捕，同年7月18日死于狱中，年仅26岁。
他留下一首七言绝句（在自由报刊出）：
奋身投入血泊中/遍体麟伤瑰血红/
手无寸铁难言勇/昔年威武逝如风
（按：第三句是黄大礼加上去的）
大礼的另一篇文章是关于黄诚的。题目是《黄诚的揭叛歌》。
黄诚的生平更富传奇性，他又名张元豹，1913年生于福建省，1933年加入中共（这也是胡愈之加入中共的一年）。1936年，黄诚来到马来亚，参加马来亚共产党，经常在《南洋商报》发表作品。1937年七七事件后，他转进霹雳，以《星洲日报》记者身份活动。他的太太李明是槟城人。黄诚在1942年被捕，8月9日被处死。而他的夫人于1945年9月5日日军投降时出狱，于1994年辞世。
由于文武双全，黄诚痛恨叛徒的出卖，在狱中写下传诵一时而历久不衰的《揭叛歌》（仿孟姜女古调）。内容摘要如下：
维护新主义/应为党尽忠/坚决的战士/敌前逞威风/使敌无办法/刑具各种用/战士志如铁/敌人都掠动/但是怕死者/认敌作祖宗
事实就如下/请你记在胸/叛徒黄XX/降敌骂马共/还有林义生/共同钻狗洞/
对党内文件/尽量向敌送/还有党机关/亲自带敌封/受他们害者/鲜血满身红/
党史与政党/写得很玲珑/所有的组织/起草各系统/交给法西斯/作投靠股东/两只大叛徒/表面很英勇/
这种无耻人/见他便切齿/众闻亦心痛/叛徒的臭迹/讲给大家懂/同志异常怒/联合来围攻/
党育十年来/到此一场空/死掉的走狗/叛徒做结终/不管那一条/价值不如虫/
奉劝后来者/不好去盲从/如果落敌手/
决死保党重/倘若当叛徒/前者如警钟/
不但丧人格/还污及马共
劝告同志们/努力向前冲/扑灭法西斯/
争做新英雄/肃清党叛徒/组织如铁桶/
掀起解放潮/遍及全远东
目的实现时/红旗飘在空/叛徒的臭迹/
录记后人诵/为党牺牲者/永远是光荣/[35]
在当时，黄诚只知道是黄耶鲁和林义生出卖了他们，尚不知道幕后的黑手竟是他的老大莱特（马共书记）。林义生，又名郑亚宁或郑声烈，当时在党的地位是联络部长，他与黄耶鲁被捕后，向日军投降。黄诚的揭叛歌就是要对付这两个人，无奈当时莱特大权在握，黄诚的声音也就被轻描淡写处理了。直到莱特在1947年被揭开为党内大叛徒后，真相才大白。无论黄耶鲁以后如何辩白（他有一份辩白书刊在《马共秘闻》一书中，指称遭莱特陷害）他的投降却是不争的事实。
《血碑增补本》中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文章，其中包括具有文采的作家的遗作，他们为抗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戴清才就是一位特出的诗人，在抗日时期曾任《人道报》编辑。1944年不幸被捕，囚禁于霹雳华都牙也监狱。继后被判死刑，与11位难友被绞死在太平牢狱中。他写作甚勤，惜能留下的只是他写给爱人蔡云端的一首感情丰富又悲壮的诗：
诗琴
献给蔡云端（引述最后一段）：
浑浊的年代/那暗示着灾害与放逐的日子啊/
我没有感觉到怆惶/一颗跳动的心/永伴着一群劳苦兄弟的呼吸起伏/诗琴是我的生命
为着它/今天/我勇敢地向压迫者/向丑恶的椰林宣誓战斗
收拾起幻想我走了/收拾起幻想我走了/
端，我会记得的/把工作扛在肩上/从苦难中捞个愿望
（刊于1941年5月9日《星洲日报》《晨星》）[36]
在沦陷时期，也有出现逃难者的创作，而以郁达夫的《乱离杂诗》最为脍炙人口。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草木风声势未安 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未旦埋纵易 楫指中流转棹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 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 我比前贤路已宽[37]
总而言之，沦陷时期的马华文学，主要反映在监牢抗日志士的遗作。也有揭露内部真相的，有慷慨就义的，和有血泪的控诉。对日军的凶残的描述，读来更是令人声泪俱下，他们都有不屈的意志，为追求理想而牺牲。从他们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可以看到他们已为“无产阶级文学”作了赓续的工作，没有因为日军的统治而中断。而这些怍品更多的是在政治斗争和战争的恶劣环境中产生的，绝大多数表现政治内容和斗争的内容，有明确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较强的政治实用主义色彩，艺术上也较此前显得更为粗糙。
当毛泽东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1942年5月发表时，马来亚已陷入日军的残暴统治3个月，根本没有公开的阵地来推动“无产阶级的文学路线”，马共也不像中国拥有一大片解放区宣扬毛泽东思想。但不容否认，转入地下的抗日军在森林建立多个根据地，以致有机会让抗日军从事文化文艺活动。马华新文学的火种断续在燃烧。
例如在1943年，抗日军李少中和张维等被调往昔加末地区负责《抗日先锋报》和《自由之声报》（英文版）的工作。[38]又如成立于1943年8月的马共抗日军第六独立队在彭亨西部取得立足点后，有定期出版《人民报》，每逢节日还出版特刊或小册子来转等宣传品，对宣传教育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1944年西彭部队注意加强对战士的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提高抗日军的革命觉悟。此外，六独司令部还定期出版《革命军人》刊物，并举办学习班。正因为这样，西彭党组织从一百名党员发展到近800人，而人民抗日军和民运工作脱产人员共千余人，把根据地、游击区普及整个西彭，拥有人口好几万人。[39]
在彭亨东部和丁加奴州的马共组织（第七独立部队）更是把农场辟为文化阵地，他们建立许多农场，有的只二、三十依格（英亩），有的甚至三百依格，不仅生产供应粮食，而且也作为政治及文化学习的场所，内有图书馆，医疗所，也有许许多多的文艺活动。为了及时表扬好人好事和宣传马共的新指示和战斗号令，司令部定期出版《大众报》，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每天都举行升降旗仪式，高唱《红旗歌》。这个司令部的党部成为马共的革命堡垒，是东彭和丁加奴州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从1943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抗降，这个地区都十分活跃。[40]
马共和人民抗日军在3年又8个月的战斗中，武装实力大大加强，也在烽火的年代，通过文艺的活动宣扬无产阶级文学。但因为处在战乱的年代，且又是地下刊物，在战后被保存下来的几乎少之又少，大多数是抗日军凭记忆记录下来。而反映抗日时代的文学，也是在战后才陆续在公开的文化阵地出现，或多或少地弥补了日治时代马华新文学的“真空”。更为重要的是，马共坚持的统战和对革命战斗文学的推动，在战后已经在华人社会，特别是在华教界中落地生根了。[41]
[1]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4页。
[2]杨松年著《新马华现代文学史初稿》，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207页。
[3]郭惠芬著《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48页。
[4]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242页。
[5]杨松年著《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209-212页，其中引述1939年1月1日《新国民日报》的《新年特刊》。
[6]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248页。
[7]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243页。
[8]杨松年著《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209页。
[9]杨松年著《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第110-111页，引述1938年2月28日《南洋商报》。
[10]杨松年著《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引述1940年6月15日《星洲商报》副刊《晨星》刊登越朋的《马华当前剧运的路线》。
[11]以上各座谈会简况参阅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346-348页。
[12]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247-254页，引自1939年2月3日《南洋周刊》。
[13]杨春时著《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85-86页引述1938年1月6日《七月》第二期；1938年5月10日《自由中国》第2号的《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及1946年4月17日北平《新民报》中的《八方风雨》。
[14]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258-259页。
[15]有关纲领与工作方案，参阅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71年，第103-105页，引自1938年12月24日《狮声》，均由新加坡通俗文艺运动委员会发。
[16]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259-260页。
[17]杨松年著《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198-199页，引述1939年9月30日《南洋商报》副刊《狮声》如贺立的《我们需要报告文学》及1941年4月25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紫军的《报告文学的特色》；1939年10月9日《总汇报》副刊《世纪风》文之流的《马来亚报告文学简论》及1939年10月7日《总汇报》副刊《世纪风》上官豸的《对马华报告文学的小提供》。
[18]黄修已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345页。
[19]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71年，第268-269页，引述1939年9月14日《总汇报》副刊《世纪风》沈明的《马华文艺通讯运动》。
[20]同上，第270-271页，引自1939年11月8日《总汇报》副刊《世纪风》内的《我们的话》。
[21]同上，第272-275页，引自1939年11月6日《总汇报》副刊《世纪风》铁亢的《文艺通讯写法》。
[22]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271页。
[23]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274-275页。
[24]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71年，第287-289页，引自1940年4月16日《文会》──大众诗歌论文专辑。
[25]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65年，第278-279页。
[26]郭仁德著《马新抗日史料──神秘莱特》，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2年，第176页。
[27]同上，第318页。
[28]这里所说的「汉奸文学」是指投靠日蔻而出卖中华民族权益的无耻文人所发表的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和涂脂抹粉的吹棒文章。
[29]方修著“马华文学史外”，春艺图书贸易公司出版，1996年，第3-4页。
[30]同上，第9页。
[31]同上，第10页。
[32]萧扬先被判15年徒刑，后改为绞刑。
[33]“星洲出狱抗日同志联谊会”编辑之“血碑增补本”，《血碑》补增本编辑委员会出版广东省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1946年第一次版，1997年增补本第一次版，第70-92页。
[34]“星洲出狱抗日同志联谊会”编辑之“血碑增补本”，《血碑》补增本编辑委员会出版广东省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1946年第一次版，1997年增补本第一次版，第3及4页。
[35]“星洲出狱抗日同志联谊会”编辑之“血碑增补本”，《血碑》补增本编辑委员会出版广东省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1946年第一次版，1997年增补本第一次版，第7-12页。
[36]同上，第140-147页。
[37]方修著《马华文学史补》，春艺图书贸易公司出版，1996年，第17页。
[38]《马来亚风云七十年》香港南岛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77页。
[39]同上，第140-147页。
[40]《马来亚风云七十年》香港南岛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175-189页。
[41]本章内有关郁达夫、胡愈之及沦陷时期的马华文学，部份资料引自谢诗坚著《“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论文，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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