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小说辐射马华小说
在文学创作上，小说一直是主体之一，而让小说走上舞台及电影是中国解放后的头等大事之一。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其中一个主要渠道就是要通过小说表现和反映出来。这个时期主要是长篇小说取得丰收，短篇小说局限在描写某一件事某一个变化；中篇小说反而热不起来，于是长篇小说成为时尚，但一定得紧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不然批判的棍子随后而至。马华本地创作小说（指纯粹土生土长的作者，而非南来的作者）刚刚萌芽，但一起步就面对政治风暴的冲击。在左派统战的引领下，第一批本地作者也走上左的道路，并吸收中国小说的思想意识，从反映现实生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题。由于功力尚未到家，长篇小说只好靠边站，造成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蔚然成风。以下是同一个时期马华小说的变化和发展：
在反黄运动后涌现的马华小说，基本上是继承了战后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色彩，而使之马来亚化乃至以马来亚作为祖国的斗争路线。换句话说，马华左翼文学并没有放弃其主导地位。在统战的号召下，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并进一步结合当地政治环境的变化。方修把这个阶段的马华文学（1957-1965）形容为“六十年代”的文学。他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仍然保持反黄的精神；第二类是与反黄精神有不同的倾向，时代气息比较薄，爱憎态度不太鲜明。它们写的大都是小市民阶层的生活，而且比较偏重负面事物，如教育界的败类、奸商市侩的丑态，赌博或吸毒的遗害，恋爱或婚姻的悲剧等。这方面的作者有姜凌、黎航、李汝琳、黄叔麟、梅拉、莾原、杰伦、淡如、年红、端木虹、游牧、陈孟等等。
因此，方修比较推崇的是第一类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小说，指他们是一群“意态奋进、斗志昂扬”的写作者，他们对于黑暗的现实，腐朽的现象的抨击是猛烈的；对于新生的事物，美好的憧憬的赞扬与支持仍然是热切的。他们的作品成了这个时期──反黄退潮期创作界的可贵收获。先后涌现的作者有宋雅、马阳、夏彬、史雷、谢明、罗林、高静朗、曙辉、流军、李过等。[1]
由于第一类的作品带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意识，也在走着先辈过去所走的道路，对新中国既向往，又期盼；由于对中国旧社会的革命文学情有独钟，自然而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和鞭达，对改革社会义无反顾。在这方面，左翼作家贺巾的小说备受推崇。他是在1953年反黄运动中崛起的小说家，走的是一条战斗的道路。
（一） 贺巾走无产阶级路线
继《青春曲》及《沈郁兰同学》短篇小说（1953及1955）在马华文坛引起热烈回响后，贺巾再接再厉，于1960年又出了一本在文坛引起热烈评论的小说《小茅屋》。这个短篇比前两篇更具有战斗性，内容是描写一位代课老师马速的崇高形象，用新颖的教学法来教育和改造学生，把被认为最顽皮的、朽木不可雕的一个小学生变成“顽石点头”，达到“点石成金”的效果。作者这样来托高马速的形象：“他为了方便工作，决意住到学校里，虽然学校没有宿舍，但他把校长从前的汽车房修好了，便住下来”。
然后作者又通过上课和下课时间，刻划马速老师与一位顽皮学生王玉成的关系，亦师亦友，达到用爱心去感化一位被校长和其它老师看死不长进的学生，他甚至深入学生的家庭生活。有一次先生去王玉成的家，一间小茅屋，开展一场老师与孩子母亲的对话：
她坦率地侃侃而谈：「我玉成坏，你先生尽量给我打吧！」
先生苦笑着说：「我是从来不打孩子的。孩子们有时做了事情，其实他不懂得对不对？做大人的应该讲给他听，有时讲还不够，就做给他看，帮他改正。打，表面上他怕你，内心他恨你！现在新的先生不喜欢用藤条了。」
「是，是，先生讲得真对。」她连连点头说：「我早就说，识字的人多好，不识字，像他爸爸真牛！……」
又另外一段：
「马先生简直忘了今天不快的事。如今，他被喜悦所激动，他不但了解玉成功课坏的原因，也略略懂得他个性的由来。他相信，这孩子是能教育的。这样一个精力充沛，热爱劳动的孩子，他的优点远远超越了他的缺点。他一定能在功课上也狂热地「劳动」起来。
他觉得：「教育别人的同时，也在教育自己！」
于是他投入孩子的家庭生活，与他一起劳动，让孩子从错误中改正过来。
最后马速因为没有中学毕业，校长提出教育局不准为理由，不能再继续代课了。那是因为马速的教学法是与学生一道生活，被认为有失“师严”，也与他们的“老师形象”不符，便找借口把他给辞了。
孩子不懂为什么会这样，老师只好说因为高中没毕业，不合格，孩子又问：为什么不毕业？老师说：因为那时乱。学生又问：为什么乱了就不毕业？马速没答。
答案读者都知道了，因为那是个动乱的年代，许多学生被开除了，马速是其中一个。离开学校后，马速到联邦去谋生。两年半以后，马速又回到新加坡的那一间学校走走，他碰到了学生，尤其是王玉成，以下是他们的对话，画龙点睛地道出作者的思想已把学运提升一级而放眼未来：
他静了一会，终于庄严的说：「你走后，我一直想念你，要去看你又不能够……我想长大了学你这样！」他停了一下，说：「最近我看了一本书，里头有一段是这样，我念给你听……」他想了一会，演讲似的说：「我们要跟鲁迅走，走到群众的队伍里，做个英勇的战斗员。不怕豺狼、猛兽；不怕刀枪、子弹！」
先生静了许久不说话，后来才摸他的肩，说：「好孩子！」又注视了他良久良久，彷佛要找到他变化的痕迹；忽而说：「这要受苦，你知道吗？」
「我想过，不怕！」
「那就要先用功读书！」
「我样样都及格了！」
结局的那段，让人沉浸在怀想中：
「讲什么故事？」
「你走了的故事！」
马先生说：「我走了没有故事；这里倒有」他指着屋子说：「从前这里是一间大寮子──屋子长大了，你们也长大了！──这就是故事！」大家笑起来！
原野上的草在轻风中摇曳，彷佛也笑出声音”。[2]
精彩的落脚处就在作者开始含蓄地把游击队的斗争与学运连系起来，而产生这样作用的就是通过一位有政治理想的教师，把学生引向战斗的队伍中。
作者的政治思想，已融入了文学创作中。这种非常罕有的老师，似乎要建立一个未来的典型教师，因而被认为比现实主义向前跨进的新现实主义（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革命文学的味道更浓了。
我们不妨再看看贺巾继《小茅屋》的三篇创作《小偷的故事》及《青青草》（使用高静朗的笔名）和《阳光与雾》（使用顾军笔名），就发现作者已转入以农村为背景的创作，试图将小资产阶级型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转成无产阶级的形象。《小偷的故事》是写夜校教师周麟，采用谆谆善诱的教育方法，感化了一个由于家庭环境关系，经常在夜间到别人的菜园去偷窃瓜菜的农村少年阿泰。阿泰最后改掉偷窃恶习，成为爱劳动的农民。
《青青草》是以五十年代后期新加坡市议会竞选为背景，写乡材小学教师李章，鼓励村民协助宣传拉票，希望选出一个好市政府，来为人民做多些有益的事。（这是指1957年的市议会选举，结果人民行动党获得支持，组成市政府，由王永元出任市长）。另一方面，小说也通过农村里三个代表着三种类型少女──红兵、阿香及玉春的成长或腐化的过程，反映了当时乡村人民的生活变化。这是一个结构上接近中篇的三万字左右的创作。
理论批评家吕珊的文艺评论《关于《青青草》》给予很高的评价——
“出现在作品里的知识分子，不是弱不禁风的旧型的知识分子，而是气慨充沛，成长于旧社会，且又是旧社会的叛逆者的新型知识分子──李章和他的爱人琴。
在《青青草》里，李章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存在，而是成为劳动人民的一份子而生活。他不只会同情和体恤人民，正以人民的痛苦为痛苦，以人民的灾难为灾难，做到与劳动人民共呼吸、同命运。总之他以自己炽热的心，去温暖许许多多的人；以自己真理的火，去点燃别人的心……。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难以看到李章这样的人。因为这毕竟是少数的。不过我们的作者，却能够以他锐利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缜密的构思，创造了这美的典型，塑造了人们所崇仰的充满着新时代精神，饱和着美和力的新知识分子。作者大胆夸张和想象，只有让我们感到真实和生动”。[3]
就在贺巾把知识分子转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在1962年推出《阳光与雾》的短篇小说。这部小说描写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放弃白领工作，走进农村当教师的梅和惠，而惠又思念青梅竹马的同学王志强自从学潮（1954年）离开学校后，便锻炼自己成为工人阶段一份子，在建筑工场当粗工。这位老同学又利用工余时间帮助农民，开导文化落后的村民。做到了“工农学”三结合的创作。不仅于此，作者最后安排他抛弃了儿女私情，不得不出走的情节。他说：“不走？──等鸟儿被折了翅膀，要飞，也飞不动了”。
“志强走了，他不要任何人送他，独自悄悄地从山后树胶林小径去了”。[4]
志强去了那里？这正是作者自身的写照。
贺巾从反对《回国》（中国）到欢呼学运的斗争到把地下工作与公开统战结合起来，而孕育出一条“工农学”三结合的创作路线，又再演绎参加地下的工作，把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战士，正是试图在作品中将马共的斗争与公开统战连系起来。这是那个时代的左翼文学思潮的路向，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二） 马阳小说表达阶级感情
另外一位被方修点明表扬的作者是马阳（由于他也是诗人，笔者将在下一节为文介绍），他在50年代后期发表的《祖父的故事》及《青春的火焰》是反映左翼学生的群体生活，搞出版、搞读书会，在野餐会上朗诵诗歌。这是五六十年代学运的典型活动。使他声名鹊起的是在1960年完成而在61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沙河岸上的恋歌》。初版只印2500本，没想到竟成热卖，在学运界更是锋头无两，前后共印了六版，销售逾万册。[5]即使在今天，也似乎没有人打破一本文艺书可销售逾万册，马阳打破了记录，也保持这个记录，尚无其它作家的作品可达到此数量。有些不可思议。
虽然方修对《沙河岸上的恋歌》的评语不高，认为作者笔下的李小群和石松的恋爱，有点儿接近知识分子的方式，尤其是学生腔浓重的满纸埋怨的情书，更难使到读者相信那是一对整十年在新村长大，很少受教育的青年男女胶工所写的。[6]
但是马阳却出乎意料之外创造奇迹，根据笔者理解，《沙河岸上的恋歌》之所以在左翼学运界轰动一时，其一是马阳的文字案使他一举成名，备受学生界的尊敬；其二他描写的是爱情故事，很适合年青人的口味，笔者也是其中一名追看《沙》书的人。在我们的周围也热烈地传看。
马阳在他的再版序言中一再强调他是没有订下什么创作计划，只是“心血来潮”，感情倾泻而出写出这部虚构但有现实意义的小说，他此时的笔锋转向描写工人阶级。他自己说，女主角冲破恶势力，但没有安排坏蛋「破脚陈」毁灭是因为他认为：「我们的敌人并不是他们三几个，而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借女主角引出这段话）。
另一方面，马阳在序文中又说：“尽管我们所处的地方不同，然而我们的心依然连在一起。这是因为我们所信仰的东西将要在全世界开花。因此我深信我们脚下的道路是通往同一个目标，一个阳光普照、花山蔟海，再也没有哭泣和眼泪的世界”。[7]
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马阳出版了《沙》小说后的第二年，即1961年，他溜到新加坡，然后乘踏轮船回中国了。他说：“我的突然离开，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是‘自我放逐’，而是被变相无形‘驱逐’（在与笔者的访谈中，马阳说有风声要再抓他，他不得不再溜到新加坡，等待时机回中国，理由是马来亚他已不能再呆下去了，分分钟有再被扣留送进监牢的危险）。他的第三版样本，是刘笔农寄来的，四五六版本，他连见都没见过。因为两地气候突变，他与笔农等彼此失去了联系。一二三版样书及其它稿子，也在“文革”期间全都失落了。[8]
马阳回到中国后的第二年，即1962年，他又出版短篇小说《天涯》，这是他离马前的旧作。方修形容这部小说显示“马阳的创作才华有进一步的发展”。[9]整个来说，马阳这部小说还是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转型，其中更夹着爱情故事如同斐多非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正是为了一个理想，已是工人阶级的男主角走了：
“看见火车头哇了。小刚抖着口唇，含泪说：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会面呢？」
「别难过，总有一天！」坚明嘴角裂开一朵凄然的笑。
「那一天？」第一滴眼泪滚下来了。
「当我们的祖国开放美丽花朵的那一天！」他的粗大的手扶着小刚的肩膀。
「那要多久呢？」一串泪珠落下来了。
「不会很久！」……[10]
含蓄的话语，却掩盖不住火热的激情。那种向往和那种行动，叫人知道作者所指的地方在那里。
从《沙河岸山的恋歌》到《天涯》，刻划出作者的思想是深受中国革命思潮的影响而将之诉诸文字，来激励马来亚的左翼文学是与战斗的生活结成一体的。为什么呢？这与作者在中学时参加“学习小组”（一般被视为马共或左翼统战的一个学生秘密组织）不无关系。马阳说：“艾青的诗句，像火焰一样，煽起我思想的热潮。生活使我迸发出诗情，诗又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和认识生活。我们的‘读书小组’充满了探求知识的奋进精神。我们竟不知天高地厚地用稚嫩的肩膀去挑那历史和时代所赋予的重担。我们走出书斋斗室，让青春的火焰在芭野熊熊燃烧”。[11]
许多年以后，马阳在“物换星移”下，才获准返马来西亚旅游。他后期的著作《瀛外诉评》、《散墨集》、《柳花岛》、《文林飘絮录》乃至《南洋奇侠》等有不少回忆篇章，也有新的突破，但已没有早年奔放的革命豪情。“文革”让他看到理想的破灭。然而早期的时代篇章，又何尝不是“文革”前夕在跳动的影子呢？
此外，在1961年出版的左派小说有战后已成名的夏彬的《火的回忆》，但被查禁。方修也赞他是写在籍中学生生活的高手，曾发表的小说《怎么办？》，就表达了女主人公素清在思想上的转变。在一个火红的年代，严格要求自己完全无私、忘我、整个投入学运的工作是普遍存在的心理，因此主角通过自我批判，清除私心跟着大伙儿走。
表现乡村恶势力对改过自新的青年的欺压有曙辉的《黄泥土》；而罗林的《静静的山村》短篇小说则讽刺在山村教书的老师与女工恋爱，因后者不幸被工头强暴就丢下她不理，暴露了封建思想在作崇，认为女子贞洁最重要而不理会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暴行。反之女工却坚强地面对一切压力，衬托出胶工的进步思想。
此时期写长篇小说的是李过，他的《浮动地狱》揭开飘洋过海到南洋的“猪仔”（苦力）的悲惨遭遇，也表达了他们的反抗精神，但也只此一部被方修提及。
还有是战后初期即南来的方北方（非本地土生土长）也推出他的长篇小说《迟亮的早晨》（1957）而热卖。这是他的风云三部曲的第一部，而后又出版《剎那的正午》（第二部）（1968）及《幻灭的黄昏》（1978）（第三部）。
小说是通过一群热血青年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的活动和经历，从1937年到1949年为止。方北方说：“《迟亮的早晨》揭示中国军民抗日的艰辛与长夜迟迟未亮的原因；《剎那的正午》反映老百姓用千辛万苦换来的胜利，却由于国共战争而转瞬即逝；《幻灭的黄昏》点出了没落的政权，终于退出大陆而幻灭”。[12]
方北方的《迟亮的早晨》没有如同中国的革命历史小说那样澎湃激昂，只是借时代来表达年青人的热血。有历史背景，但没有以古喻今之意，倒是有些学习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写法。他和李过是这一时期努力走向长篇小说的少数的新一代作家。
（三） 南大鼓励现实主义创作
在这时期的南大中国语文学会也承担起推动小说创作的任务。从1961年起就每年主办全校性的文艺创作比赛，而在1963及1964年由南大学生会接过承办，其选稿及评稿标准以现实主义为原则，并逐步走向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在小说组的优胜作品中，有两位得奖的作者被列为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立场。他们是流军和谢明。
流军是以《热爱土地的人》及《可怜的孩子》（小说）先后荣获南大文艺创作小说组（1962及1963年）比赛特优奖。
流军原名赖涌涛，1940年生于柔州的边佳兰。1955年移居新加坡，1964年入读南大中文系。1980年成为新加坡公民。年轻时曾当过割胶工人，杂货店店员，家庭老师及工厂书记。后从商，并在50岁退出商场。先后结集出版的小说有《热爱土地的人》、《暗渡陈仓》、《蜈蚣岭》、《归去来兮》、《浊流》及《赤道洪流》等。最新的长篇小说《海螺》于2002年出版，尚且还搞了一本《评论集》配合小说一起出版，[13]试图引起重视，但由于时代已经不同，作者这部描写华人百年生活面貌和斗争的小说似乎有些事过境迁，未掀热潮。
倒是作者早年的《热爱土地的人》曾在学运界引起热烈的回响，小说内容反映农民的悲惨遭遇。
其中一段这样描述：
1955年，这里实行了铁丝网政策，把所有的村民都赶到街上，然后用铁丝网围起来，并且还吃“大锅饭”。
三个月过后，又有一个山古佬投降了。
第二天，那投降的出来街上到处认人，不到两个点钟就有十几个百姓被带走了。
晚上，果然有三个新调来的“黑脚”（指警察）来到老家宾的家。
“老家宾，走，上车去！”那个叫肥狗的杀气腾腾地说。
“为什么要上车去？我犯了什么罪？”老家宾抽着长旱烟管，慢斯条理地答道。
“哈！那个投降的人认识你呀！”
“这家伙，他的儿子呢？还有一个叫阿牛的呢？他们跑了么？快把他捉起来”。瘦猴躲在警车后面大声喊道。
“你儿子他们到那里去了？”瘦猴大声问。
“我儿子他们？你们这些狗东西小心，当心他报仇”。老家宾说着，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警车。[14]
流军这篇小说反映了在英殖民时代，对农村实行铁刺网的新村政策，遏止村民接济马共。老家宾的孙子小坤和阿牛打游击去了。老家宾也因之下狱六年，出狱之后回到家，发现铁丝网撤了，也不必吃大锅饭了，但他的孙子和阿牛仍未回来，老人家终于因年纪太大倒了下去。
除了流军，还有一位夺奖的作家谢明，他先后以《没有作品的作家》及《草木皆兵》荣获南大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62/63及63/64年）特优奖，是杰出的“工农作品”。
本名谢继宗的谢明，194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50年代移居新加坡。16岁开始写作，17岁出版处女作《怀疑》。1963年入读南大中文系。他的成名代表作是《夜来风雨声》及《生活的鞭子》。
他在1962年进入商场后少有创作，80年代才又再继续创作，但已是从工农形象转向写自己生活的经历了。
在《生活的鞭子》的小说中，有这么一段精彩的对话：
「刚才你说那个萧严明他们那些人怎么不照顾你呢？」
「萧叔叔和阿芳姨他们都被拉去了！」他回答的迟缓而沉重。
「呃──」青年人迷惘了。
「先生，」冰儿突地站了起来：「我要走了。」[15]
只是短短几行的对话，我们就可看到冰儿的不幸遭遇和他亲近的人已被逮捕了。其所产生的感染力是深刻的。作者谢明在《序》中这样说：我写《生活的鞭子》的动机是通过一个高傲、自负、任性和暴躁的青年悲剧遭遇，从而进行批判，并进一步指出要制止悲剧的上演，只有积极地参与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工作。[16]
综上观之，马华左翼小说仍是以短篇为主，长篇小说尚未具备条件，更无法达到两结合的要求，惟在短篇中则显露出“无产阶级文学色彩”。
（四） 革命小说主角成偶像
马华左翼文学虽不能及时和公开地和“两结合”齐步迈进，但也私下和秘密地讨论中国的政治和文学作品，此时中国的革命历史小说悄然走进学运和工运中乃至左派政团中；尤其是《青春之歌》与《红岩》的主要角色更成为左翼青年的偶像。以下的情况足以说明这一切。1962年，槟城的韩江中学成为北马的学运核心，左翼学生在校内先后成立“文艺研究会”及“戏剧研究会”，以在文艺工作上灌输革命的思想。这个“文艺研究会”又搞了一个纯文艺刊物《韩风》，由这一年起每年出版一本，前后出了5期。也就是说，这个组织从1962年一直维持到1966年止。其中第一期的委员陈达荣及第三期的主编李亚保，双双在70年代上山参加马共游击队的路上遭遇埋伏而丧命。前者陈达荣在毕业后曾到南洋大学深造，参加过罢课与示威游行，被新加坡政府监禁两年被遣回马来西亚。
后者李亚保是韩江中学左派学生，一向喜欢舞文弄墨。思想左倾，在高中那一年，他写了一篇文章《一封信》──春青、爱情、事业。内中引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脍炙人口的名言来表达他的理想并藉以勉励其它文艺工作者也要有此思想准备。[17]
作者（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这部小说中留下的名言成了左派分子的座右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渡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渡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18]
在当时，几乎所有左派人士；尤其是年青学生都被鼓励阅读这一本书。它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畅销书，而且也成为海外左派人士私下传阅的热门“禁书”。这本书最早由梅益根据英译本于1942年译出，半个世纪以来，保尔·柯察金（书中主角）成了年青人普遍尊敬和爱戴的英雄人物。
本书作者于1904年出生于乌克兰，是个普通的工人红军战士，共青团基层干部。年幼家贫失学，后来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身陷绝境的情况下，他靠口述，历时三载，完成了这部不朽的著作。于1936年12月22日去世前的两年内，他的小说用各种语言重印了五十次，是一本激励人心的佳作，乃至他的名言伴随许多人走过这样的人生。[19]
不仅于此，来自苏联和中国的革命书籍在60年代也成为马华左翼文艺青年必读或被鼓励阅读的“禁书”（私下传阅）。例如那个时期的马华左翼文艺工作者朱齐英在其撰写的《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中有一段这样说：“求知欲也使到当时（指60年代初期）的青年男女冒坐牢的危险，往往半夜挑灯看禁书。这些书诸如：中国的《刘胡兰传》、《红岩》；意大利的《牛虻》、《斯巴达克斯》；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斯诺的《西行漫记》，都对各有关历史时期革命人物的顽强心志，视死如归精神以及壮丽的事业，给予相当突出和生动的描绘，年轻人读之无不热血奔腾，恨不得马上投入类似的生活中”。
作者朱齐英又说：“那个时期，执政当局对许多进步书籍刊物，不只是一本一本地禁，连出版社也禁，致使许多求知欲强烈的青年在别无选择明下，凡是报章上的好文章，能够进口的刊物及书籍，都不轻易放过阅读的机会，甚至连香港出版的《伴侣》、《知识青年》等刊物，都受到如痴如狂的欢迎。当时，中国的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田汉、冰心；俄罗斯的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美国的马克吐温、海明威等，都是他们所熟悉的名作家”。[20]
又例如来自北马山城华玲（马共与马新政府于1955年谈判的地点）的王惠平（马共分子，南大生）通过他的“写实主义”的小说《春青颂》就有下列的描述：“（书中主角赵岩青）是槟城某中学（应指韩江中学）高中毕业生，此刻正启程南洋大学深造（1963年）”（连系韩江中学与南洋大学的关系中有左的因子在贯穿）。提及南大生被抓的情景，作者写道：“特务一进宿舍便开始搜查。陆云（书中另一主角）担心着抽屉里的四卷《毛泽东选集》、一盒《洪湖赤卫队》歌剧录音卷和几本进步书籍（被搜到）”。当赵青岩被捕入牢房后，意外地发现牢房内有前拘留者马共留下的诗篇（尽力用钮扣挖墙壁才睹见）：“孤眺铁窗十余年，/苦煞毒形无数遍；/为党豁命死何憾，/抛头洒血染红天”。
“赵岩青到了审讯室，没立即被带进去，而是在室外静候叫唤。头脑是不平静的。他又想起看过的长篇小说《红岩》中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惨烈情景。他崇拜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和《青春之歌》里的卢嘉川等革命英雄人物，一定要学习他们为真理而不惜坐穿牢底和勇于牺牲的精神”。[21]
笔者举出学运中的左派如何通过文艺来开展活动，旨在说明马华左翼文学是向中国的革命文学看齐的，也与马共对号入座。
[1]方修编《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华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7及11页。
[2]贺巾著《小茅屋》，文艺出版社出版，1960年。
[3]方修编《战后马华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华艺出版社出版，1998年，第7-8页中有关方修撰写《导言》中引用吕珊的评论文章。
[4]贺巾（顾军）著《阳光与雾》，长空文化出版，1962年。
[5]马阳著《散墨集》，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9页。
[6]方修编《战后马华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华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3-4页。
[7]马阳著《沙河岸上的恋歌》，新马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62年，有关三版序言及再版序言。
[8]马阳著《散墨集》，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9页。
[9]方修编《战后马华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华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4页。
[10]马阳著《天涯》，长空文化出版社出版，1962年。
[11]马阳著《散墨集》，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14-15页。
[12]《爝火》第十五期，爝火文学季刊出版，2004年，第11页。
[13]流军著《海螺》（上下册及评论集三册一起出版），中国文骚出版社出版，2002年，作者声称“这是一部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华人社会百年变迁的英雄史诗”。
[14]流军著《热爱土地的人》，青山文化社出版，1964年，第28-31页。
[15]谢明著《生活的鞭子》，文工出版社出版，1963年，第417页。
[16]同上，第1页。
[17]《韩午校讯》第十号，韩江中学下午班出版，1963年1月1日，第64页。
[18]（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黄树南等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漓江出版社出版，1994年，译者前言第3页。
[19]同上，译者前言第1－3页。
[20]朱齐英执笔《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出版，2001年，第206页。
[21]王惠平著《青春颂》（中篇小说），王惠平出版，2002年，第2、142、175及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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