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两结合文学”影响下的马华爱国主义文学
195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中国正式拉开“大跃进”的序幕，并推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一年，中国以外的世界第一间华文大学──南洋大学在新加坡举行开幕盛典。
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不断运动中走上高潮；马华左翼文学更在南大的主导下遍地开花，形成马华爱国主义文学。左的思潮把中国文学和马华文学的关系拉得更近而迸射出“血染的风采”。这是革命文学第四个发展阶段。在时间上是从1958到1965年的8年间的巨大变化。以“大跃进”和“南洋大学”作为主题是因为它们是“革命文学”在那个年代的标记。
第一节 中国文学与苏联模式分道扬镳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的社论《乘风破浪》，为“大跃进”拉开序幕，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进行各项建设。这是一场毛泽东思想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自主实践。毛泽东开始偏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上动员群众运动，政治体制搞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更在文化上实践了自己的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在此时开始与苏联文学思想分道扬镳。在文学创作上大搞群众运动，并且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针以取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至此，毛泽东文艺思想开始独立地登上文坛，支配中国文学。虽然它还未公开与苏联文学思想发生冲突，但已经预示了这种前景。[1]而后开展的反修运动则揭开了中国与苏联论战的序幕。
一、向修正主义宣战
中国和苏联虽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革命理念上以及国家利益上存在着冲突。在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偏离马克思主义，必须由他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他也觉得国内中共领导阶层存在着变质的危险。因此，他着手独立于苏联，酝酿进行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当步入大跃进的年代，毛泽东开始与苏联决裂，认为苏联走的是修正主义路线，不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时加强与世界各地的革命力量相结合，以求形成一个泛革命队伍，向“苏修”和“美帝”两面开战。毛泽东不相信克鲁晓夫提倡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平竞赛”是正确的，是以有了中苏两党长达17年（1960- 1977年）的思想论战。
必须注意到，在1963年，毛泽东已恢复他的活力和更具备进入“战争状态”的战斗精神。他坚决认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如果不开展这三大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2]
在国际关系上，1963年掀起的中苏大论战确定了反对修正主义的路线。60年代，东南亚掀起反英美的斗争，尤其是印度支那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1964年苏联克鲁晓夫的下台以及美国蓄意通过印度、东南亚及日本对中国的包围和封锁，都让毛泽东相信革命是不分国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席卷全球。
1963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国内的反修斗争。在同年2月的中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断言防止修正主义的唯一方法就是开展阶级斗争，有助他成功地在全国范围贯彻农村中的“四清”（清理账目、仓库、财物与工分）和城镇中的“五反”（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时在文化战线上也开展了一系列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导致对所谓“黑八论”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苏联文学理论的批判。这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苏联文学理论分道扬镳。
以下的一篇论战中的文章是毛泽东两面开弓的典型，也是“革命输出”的一条伏线，对马新政局有很大的冲击：
“历史经验证明，民族解放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的联盟，也必须同那些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者划清界线，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历史赋予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3]
毛泽东要借助国际的革命运动和支持世界革命运动来强化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核心，藉以代替苏联的地位。正因为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相信世界的革命浪潮中心必定向中国转移，因此他必须先在思想上统一中国人民的思想。出于这个目的，他要在“大跃进”期间塑造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模式，“人民公社”成了他的试验“标本”。为了尽早走入“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要利用文艺武器来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他一向以来从未改变的立场：“文学艺术是手段，政治改变是目的”。
二、“两结合”的创作方针
当1958年的“大跃进”的号角吹遍中国各地后，文艺界也需要来个思想大跃进，以支持党所推行的“大跃进”方针；也就是通过文学来教育人民及早走进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场斗争中，文艺界的“大跃进”基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文艺工作者思想上的“大跃进”，也就是要加快思想改造，消除头脑中的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和其它剥削阶级思想，并且跟上“大跃进”形势的飞跃发展；二是指创作上的大跃进，即在思想大跃进的前提下，尽个人最大努力，以大跃进的速度，写出或生产出为“大跃进”服务的，反映大跃进现实生活的大量作品来，实现创作上的大丰收。[4]
1958年7、8月间，一向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理论的代言人周扬在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文艺理论”的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新的文艺思想战略。他在一个题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讲话中，批评了对苏联文艺及其理论的崇拜，提出了与苏联模式一分为二以建立自身的文艺体系。这个体系就是“两结合”。[5]所谓的“两结合”是指“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苏联文学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包含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这种文学思想一方面具有新古典主义理性化、理想化的特性，同时也保留着欧洲文学传统中对文学反映（模仿）现实的客观性、真实性的认同。而毛泽东把“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提升到与现实主义并列的地位，用理想主义、主观性来取代客观性、真实性，这一方面表明文学思想的更彻底的新古典主义化，同时也表明与苏联文学思想的决裂，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更彻底的独立。
“两结合”进一步加强了对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认同。毛泽东于1958年3月在成都举行的党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周扬顺此进一步为两结合建立基调。他在1958年6月1日的《红旗》杂志创刊号发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6]
“两结合”也配合中国的“大跃进”热潮。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文艺方向也要集中表扬“大跃进”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既然是向往，便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但单是浪漫主义是不足以反映当时的现实，毕竟这个文艺名词也曾被贬斥流于个人的浪漫主义而不具备时代感，因此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为此，《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在1958年春制定了《文艺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提出了“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文艺放卫星”等口号。郭沫若对此补上一句说“两结合”在“大跃进”的年代提出是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他还进一步预言“两结合不仅适用于现在，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后也还是适用的”。[7]
在肯定“大跃进”和“民歌价值”后，有两位作家的言论是具代表性的。臧克家说，提出“两结合首先是从大跃进以来的形势着眼的，广大人民要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忘我劳动，冲天干劲，本身就充满了英雄气慨和伟大的浪漫主义精神”。邵荃麟说“在这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时代，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空前高涨。这个要求反映到文学中，因而必须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新民歌不但为我国新诗的创作方法，并且也为所有整个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上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即使是群众写出来的东西，也被肯定是“两结合”的产品。[8]
中国刻意把文学创作路线从苏联“解放”出来，一方面出于国际需求，另一方面也在展示中国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的，连苏联也没有：“人民公社”的创举，是步向共产主义的“桥梁”；‚中国固有的古典文学遗产，不仅历史悠久，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它有条件也有资格把现实（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想（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起来。
三、文学走向新古典主义
从延安《讲话》到大跃进的“两结合”，就是毛泽东文艺理论产生和发展过程。对“两结合”赋予美好形象思维的是文艺理论家胡经之。他说：“只有到了现在（指大跃进时期），美的已存与更美的未来达到了根本的统一，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认识，信念等等与共产主义理想连结了起来”。
“由于客观生活中已经呈现既存社会主义现实和未来共产主义辩证联系，由于作家已经能了解这种客观联系和客观规律，无论在社会理想和现实认识方面，都可以避免内在的根本矛盾，社会理想已是真正符合于客观规律的共产主义理想，摒弃了一切幻念、空想，对现实的认识，又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正确的认识，理想、认识都统一于客观规律中”。[9]
郭沫若进一步把“两结合”与毛泽东思想相靠近，除了颂扬毛泽东的诗词是典型表现外，也认为文艺“活动的本质应该是现实主义的，但文艺是形象思维，它是允许想象，并允许夸大的，因此它也应该是浪漫主义的”。[10]在这个理论下，浪漫主义是以集体的浪漫主义反对“个性的浪漫主义”，逐步把中国当代文学引导到创作方法一元化的方向上。[11]
就这样，在1960年7月的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上，正式确认“两结合”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比起苏联更加先进和具有共产主义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即从1958年到1960年，郭沫若和周扬精选全国大跃进以来的民歌300首，合编一本《红旗歌谣》，收有“党的颂歌”48首，“农业大跃进之歌”172首，“工业大跃进之歌”51首，“保卫祖国之歌”29首。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据民间文学研究会不完全统计，省市以上出版机构共出版民歌选集八百余种。大跃进民歌被捧上共和国之颠峯。[12]
根据茅盾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总结，1956年3月至1960年7月的四年间的创作成就时，提到各类著名作品就有史诗文学6种，小说46种，剧本34种，诗歌23种，散文、特写16种，曲艺9种，儿童文学8种，新老作家共138人。如果同五四时期30年代比较，那就不能不承认50年代中国文学没有达到它在前30年基础上本来可以达到的更高的水平，甚至还降低了。主要是因为精神生产上犯上物质生产（大跃进）的浮夸成风，大批作家下乡下厂；大力提倡「集体创作」；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拔白旗、插红旗，「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画中心」是文艺最流行的创作口号；整个文艺文学创作路线，都围绕在“回忆革命史”，“歌颂大跃进”两大主题，实践着、探索着用“两结合”方法建设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文艺的道路。[13]
对此杨春时指出，“理想主义的膨胀，必然突破‘社会主义’的框架，最终产生“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但“这种理想主义又是被意识形态化的，因此‘两结合’既非现实主义，也无浪漫主义，而是更为彻底的新古典主义。它突出政治理性，以理想化矫饰现实，它还制定阶级性的典型，工农兵题材和英雄化的人物等规范，实质上是欧洲17世纪古典主义和中国两千年古典主义的再现”。[14]
我们可以由此得到以下的“结论”：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塑造是不遗余力甚至是不惜代价的，他不能接受对他的思想和文艺方针有任何的置疑。这就是为什么他对“大跃进”形成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有所偏好和有所坚持。
[3]《中苏论战文献》（九评及其它），文化资料供应社出版，1977年重版，第219及235页，摘录《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车10月2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除了九评之外，还有另一本《中共反修文献》（「中苏论战文献」补编），文化资料供应社出版，1977年重版。这两大著作中侧重在1960年后的思想与路线分歧的论争。而这一年正好是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撤走在华所有专家和援助。两党的斗争也就无止境地开展，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造成两军对峙，发生了1969年的「珍宝岛」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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