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13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 [第三章 第四节]


第四节  马华左翼文学的发展

一、马华剧运普及化

马华剧运的发展在战后也是分阶段推进的,主要是政治的客观因素所致。从1945年到1949年是战后的第一个蓬勃期。

根据方修的分析,马华剧运从1919到1956年有下列的分期:1919-1925的滥觞时期。称为新剧(文明剧)运动时期,但不被大多数人所欢迎,可被视为话剧的胚胎;‚1925-1931是发展时期,带有新兴文学的味道;ƒ1932-1936年是低潮时期,因有受到一定的约束,反而刺激本地剧作有所成长,有反映本地现实和反对中国向日本投降的题材;„1937-1942是成长时期。抗日也带来了热潮,充满了战斗精神;…1942-1945是沦陷时期,剧运转入游击区发展;†1945-1948是战后初期的中兴时期,反殖运动空前高涨;‡1948-1953是紧急法令初期,剧运全面消沉;ˆ1953-1956年是反黄时期,大力提倡健康文化,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诗歌造型剧及朗诵剧应运而生。相对而言,詹道玉在其硕士论文中认为战后的马华剧运可分成四个时期如下:缤纷多彩的戏剧世界(1945-1949);‚蜇伏潜藏的冬眠时期(1950-1951);ƒ学校剧运鼎盛时期(1952-1954)及„戏剧艺术提升时期(1955-1959)。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战后剧运则是统指1945年到1957年的发展情况,用以比较它和中国剧运的发展步伐。除了在抗日时期(1937-1942),双方在统一战线上同步运作外,其它阶段尚未全面吸纳延安解放区的戏剧内容和思想。因此在战后马华剧运也还是未能与延安文艺直接接轨,不过已逐渐地向左转。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马华剧运又再统战下形成一支强大的抗争文化队伍,逐步地赶上中国的革命剧运。

根据一项统计,从1945到1949年间,马新各戏剧演出的团体共有137个,上演435次;演出的剧本,本地和中国的平分秋色。使用的语言以华语为主,余为地方方言,如琼语、闽语,厦语及粤语等。演出的方式有公演、筹款、游艺会及庆典。[1]在这些演出团体中可分成四类。一类是剧团组织,比较规范,新加坡17个,马来亚15个;二类是社团内的组织,属于业余性质,有一定水平,新加坡28个,马来亚27个;三类是学校团体的戏剧会,新加坡22个,马来亚23个;四类是职工会内的剧社,新加坡7个,马来亚12个。除此之外,外来的剧团有2个,即香港明星剧团与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这段期间(1948年之前),马共尚属公开活动组织,其新民主青年团在新加坡演出19次,在马来亚演出37次,有浓厚的左翼现实主义色彩。演出剧本中国及本地各一半。本地剧以杜边的《岛上夜曲》较为轰动。

杜边原名苏仲人,另有笔名许涯、苏夫、力一、拓夫、丹鸣等。原厦门人,1914年生。约于1935-36年间南来,在马来亚任教职。七七事变后,参加抗战救亡戏剧运动。沦陷时期仍参与马华抗日剧运。战后更积极搞剧运。思想左倾,1948年被英殖民政府逮捕,1949年初回中国,仍继续编辑及导演工作。1986年离休。[2]从杜边的身份来看,即便是本地创作,也还是脱离不了中国革命的思想。

新加坡的新民主青年团演出的中国剧本计有《升官图》、《禁止小便》、《希特勒还没死》、《未婚夫妻》等。在马来亚的新民主青年团亦推出左翼色彩的剧本:《火焰》、《解放之花》、《逼上梁山》、《思想与时代》、《新群魔乱舞》、《汉奸的没路》、《末路》及《明天吃饭不用钱》等等。[3]其它的剧团表演也不失现实意义,但以马共领导的剧团最具政治色彩,以争取民心。

除杜边外,还有一位南来剧作家岳野的“本地创作”《风雨牛车水》、《风雨三条石》的演出,也掀起热潮。前者描写华人聚居在新加坡牛车水区内的穷困生活;后者则描写马来亚乡村小民的平凡生活中发生的悲剧,两剧的特点是应时应地用不同的方言演出,甚至连马来语也派上用场,赢得不绝的掌声。岳野的话剧是通过来自中国的“中艺”团带出的。

岳野,原名岳喜瑞,山东郓城县人,1920年生,1947年随“中艺团”南来演出,在马新期间,创作了《风雨牛车水》和《风雨三条石》优秀剧作。1949年返中国,活跃于中国剧坛。[4]1956年在中国发表《同甘共苦》话剧,引起关注。

毫无疑问的,在1947年8月南来的“中艺”(中国歌舞剧艺社)在马新造成的热潮是在马华剧运界中燃烧起一把红火,把剧运进一步导入与中国相类似的题材和内容。这个“中艺”剧社是以抗战演剧队为班底而在香港组成的。这个名称是夏衍所起的,在一年又四个月期间,在马新的巡回演出高达309场,于1948年12月31日离境。它演出的剧本主要是来自中国的:《马车夫之恋》、《小人物狂想曲》、《国家至上》、《重庆廿四小时》、《夜之歌》、《艳芳酒家》、《岳飞》、《镀金》、《草木皆兵》、《黄河大合唱》等,其中以《马车夫之恋》最受欢迎。[5]四个剧社演出的节目,加上中学生的与职工会的节目,都有杜边等左派作家在进行指导。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王秋田(范统、鄞申)。他于1905年生于晋江,1938年南来,专门从事剧运工作,他后来为中正中学导演《家》成功而名噪一时。在分析下,此时期本地剧作62出(许多是南来作者的创作),而中国的剧本有57出,内容是反映现实生活,反封建和反映小市民的卑微生活,在思想意识上是倾向左派的。

转入1950年,因时局的不安,剧运暂时受挫。这时发生了警方包围华侨中学与南洋女中,被指涉及共党活动,逮捕师生多人(此事在前文已有提及),打击了华校剧运的推动。这种低迷状态要在1953年后才告复苏。1953年马共通过外围组织,借助反黄运动,再配合华校生和职工会的相互支持,左派统战形成一股锐不可挡的势力,冲击着英殖民地的统治,剧运再一次成为团结左派的有力媒介。例如在1953年内,各华文中学不断地上演《打黄狼》,前后达300-400次之多。所谓“黄狼”,一语双关,即是打击黄色文化贩子,也象征着反殖民政府,进而指责黄祸是由于殖民地政府纵容所致。最具意义的是中正戏剧会于1954年3月推出《家》的话剧。《家》是巴金1931年的力作,也是华校生崇拜的作家之一。1942年抗日年代,剧作家曹禺根据巴金小说,改编成四幕话剧。在王秋田(鄞申)、郑民威及吴敬细联合导演下,他们使《家》的演出获致空前的成功,被形容将学校的剧运推上高峰,为马华剧运竖立了新的里程碑。[6]

曹禺[7]的名气在五六十年代为马华左翼文人所熟知,自从1954年《家》上演获致好评外,曹禺在抗日战争之前写于30年代的名著也纷纷被搬上舞台。如1954年5月,中教剧团(中学老师组成)在陈振亚指导下,公演《原野》,佳评不绝。1955年,中正校友筹组业余剧团,命名为“艺术剧场”,公演《日出》。1957年“艺术剧场”再接再励,推出曹禺的《雷雨》。曹禺剧的演出,成为进步团体的一个象征,其影响力之大,在那个年代的马华剧运,无人能凌驾其上。

在反黄运动中出现的“中学联”组织,鼓吹工农学团结一致反抗殖民统治的决心,1956年被查封,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在这之后学运核心转移,剧运也转移阵地,插旗在南洋大学。

虽然直到1957年马华剧运的内容停留在延安时代和抗战年代,未走激进路线,但它已从中国的革命戏剧中吸取灵感和养分,而在60年代迸发出来,调子是慢了一拍,方向却是一致的。在“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旗帜下,剧运也融入政治议程。、

二、马华诗歌战斗化

在马华诗歌普及化的运动上,左翼政党总是一马当先的,对于这个时期的诗歌革命化可以分成两个时期来表述。第一个时期是战后的1945-1948年;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到1957年。前者还是以南来作家的诗篇最具战斗力量,也沿用中国革命文学的基调继续激起人民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包括反封建的意识;后者则是真正的马华新生代歌手的诞生,他们的革命豪情丝毫不逊于南来的作者,而且诗风则继承了中国著名诗人如艾青、臧克家、何其芳及田间的写作形式和内容。虽不是及时搭上新中国的列车,而是以他们较早期的作品作为摹仿对象,但也印证了胡愈之的中马文艺是一家(指思想意识形态和诗风),同时也表现出马共代表周容强调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的一面(指创作的内容题材是本地化的)。

以下是战后初期第一阶段的作品。一位自学成功的诗人铁戈(战前从中国南来,战时曾被捕入狱,战后辗转回到内地不久逝世)留下《在旗下》(1947年底出版)的诗集成为战后以来的伟大篇章,脍炙人口。这位被形容带有田间急促有力的诗风和艾青散文诗特色的诗人自认早年“热爱郭沫若及蒋光慈的诗篇”,而高尔基的创作又给他如同“冰谷中发现了太阳”,因此孕育了革命的战斗气息。例如:《在旗下》(摘录)

这旗,

是我的眼睛,

指示我

紧跟着被压榨的人们,

前进。

这路,

是我底生命;

没有它,

我的步伐踏不响,

没有它,

我的歌喉唱不完,

我要把生命

永远跳跃在

旗下的道路!

从这路

去迎接

人类的

春天!



《生活是美丽的》

生活



美丽的啊!……

当我  拥抱着

燃烧的

爱情

投进  工厂

工友的宿舍

农村

农夫的茅屋

和  怒吼着的

海涛上的

鱼寮

当我

拥抱着

燃烧的

爱情

静静地躺在

发出浓厚的汗息的人们的身旁

让  回忆

计算着

在白天

已从这些人

得到了

更多的

现实底故事



《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

我们是

赤道底土地上

生长的孩子!

我们是谁?

我们是

被镣铐锁住的

苦难的人民!

我们是

失去自由

失去欢笑的

殖民地人民!

我们是谁?

我们是

被压榨的

工地的孩子!

我们是谁?

我们是

不愿再被凌辱的

五百万人民![8]

铁戈的诗作在50年代初期是战歌。带有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特质,为战后的马华左翼诗坛奠下一块新的基石。

我们也看到另一位诗人米军,原名林紫,1923年出生于马来亚的吉打州,后回中国念书并到西南大后方流亡和学习写作。1946年经泰国回马来亚。1947年转赴新加坡。1949年离开新加坡,经港返华。1950年出版“热带诗抄”。

他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何其芳的影子在跳动(诗人原甸语)

例如《热带诗抄》中的《悲歌》

如今,你底声音嘶哑了,

你底语言和哀歌,

连同你底生命,

都遭受这个世界所否决!

只有你那深陷的眼睛

还埋葬着这个血泪的故事。

另一首《不叫多隆》(多隆系马来语Tolong,意指哀求帮忙),兹节录如下:

那些走投无路的失业者哟,

在叫“多隆”!

那些被饥饿的压迫人哟,

在叫“多隆”!

这是吃人的制度制造出来的名词呀!

人与人之间才存在着“多隆”。

如今我们要起来和“多隆”挑战呀,

在新社会底生活呀

没有谁叫“多隆”!

在自由、平等的日子里呀

没有谁叫“多隆”!

看呀,就有那么一天呀!

人与人之间不再叫“多隆”![9]

一部集体创作的“史诗”也是在这个时期推出的,表达了马来亚人民对殖民者的控诉和反抗,为日后的战斗式的长诗开拓一条革命的道路。这首诗继承了郭沫若与艾青的长诗风格。

四位作者是丁家瑞、彦群、汉青及若耶,首推丁家瑞最出名。丁家瑞原名许元正,又名许诺。1916年生于安徽芜湖市。抗日时期参加宣教工作。1946年转赴新加坡,推动文艺活动。1948年回国,在文革期间遭受到批判和关押。1972年才获复职。[10]

虽然他来自中国,但他的作品也不忘反映马来亚现实,被当时用来比喻“侨民作家”也是有热爱马来亚之心的。以下是成名诗作《怒吼吧,新加坡!》的简介:

诗序:我们的歌唱

第一部:历史的里程碑

第二部:血!泪!

第三部:半岛上的景色

尾声:怒吼吧,新加坡!

诗中精彩的片段如下:

百年前

这里没有汽车马路

百年前

这里没有摩登洋房

百年后

这里是文明的都市

这里是世界的商场

他们的辛勤

他们的劳作

一年年

一年年

中国人改造了南洋

惹得西方人眼睛发亮

他们是不肯当壮丁的庄稼汉(指不愿被国民党征抽当兵)

他们是不饱饭的小公务员

他们是受怀疑的新闻记者

他们是亏了本的书店老板

他们是被追捕的文化人

他们是满怀理想的大学生

他们被指作违叛政府

他们被指作共产党员

他们含着冤枉

他们受着迫害

他们是借债来的

他们是卖了衣物来的

他们就这样来了

来了

新加坡,一阵暴风,一阵暴风

有人在暴风中跌下去

有人在暴风中爬上来

有的人跌不倒,爬不起

只在挨,挨,挨……

现在,夜深了……

把秽脏腐烂的摔到海里去

把躺着不动的拉起来

把该死的打死

把要生的拉出来

把合起的眼睛睁开

把闭着的嘴唇打开[11]

这部长诗的主要用意是唤醒人民向卷土重来的英军事政府发出怒吼和抗议声,只可惜艺术感染力不足,削弱了“史诗”的共鸣力量。

再有一首针对政局转变而提出控诉的政治诗。作者桃木是战前的著名作家,原为广东潮安人,1936年南来,先后在报社工作,曾任《南侨日报》文艺周刊编辑。他极力鼓吹中国抗战前后发扬的大众化创作。战后返回中国,于1960年病逝于北京。他的这篇诗作《不合理,要反对》发表于战后。1946年之后,英军事政府数度改革马新政制,因而有所谓白皮书及蓝皮书的出炉,成为重要的政府文件。

祖父来开荒

父亲来建筑

轮到我们来

人家不喜欢

荒已开拓完

摩天楼已建筑好

你要干什么

严厉限制不放宽



入境又有新法令

呈准劳工司

再请移民厅

无银压底不应承



白皮书  蓝皮书

总是换汤不换药

我们要的是面包

偏给我们大石头



祖父成骨灰

父亲归泥土

血汗化云烟

我们在受苦

先人业  后人得

我们先人流血汗

我们后人无所得

应争取  勿缄默

不合理  要反对

人人有权来过问

民主自由与平等

大家通通有一分。[12]

透过大众化的创作,我们看到左翼文学在困境中用诗的语言来抗争。

战后第二阶段的最具代表性的革命诗人是地地道道本土化的。伴随着“中学联”的成立和罢课的抗争,杜红[13]的《五月》在1955年出版,如同平地一声雷,为华校“中学联”的斗争唱起激昂的歌。这也是由本地人自行创作的第一部“革命文学”,运用诗的语言,虽然艺术性尚缺精炼,但对一位中学生来说,他所表达的战斗诗情是十分紧扣人心的。因此说他的诗歌为统战的革命文学打响第一炮是不为过的,也为新加坡左派运动增添亢奋的激情。书名用《五月》,正是要纪念“中学联”在1954年5月13日反抗殖民统治的大游行斗争。

主题诗“五月”这样唱道:

五月,

这多难的五月。

热风吹遍了大地,

我忆起了往年的「五四」。

人们为什么站起来了?在枪口。

人们为什么站起来了?在牢中。──

那是中华民族的火花

民族的火花灿烂辉煌!

五月,

这多难的五月。

苦难的原野──

没有风却起了骚动,

那是古代长城留下的精灵在翻身,

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复活。

五月,

这多难的五月。

炎夏的太阳使人难受,

亲爱的,

到黑阴的墙角下去,

让我们也讲一个自己的

五月的故事(1954年5月)

这首诗既有“中学联”的五月的风采,又有中国五四的精神的唤醒,恰到好处体现了马华新文学的斗争路线是从五四运动跨过来的。

但今天发生在新加坡的苦难土地是一幕幕血淋淋的斗争,斗争的场所就在武吉智马的山岗山,在华侨中学的校园内。

《在武吉智马的高山上》,杜红唱道:

在武吉智马的高山上

没有河流却会掀起波浪

那便是我们的英雄

行动在自由的山岗。

……

他们建下自己的堡垒

晚上还要看守在路上

「如果有人敢来侵犯

我就高声歌唱。」

「如果有人敢来侵犯

我们就会显示我们的力量!」

背着希望,

背着力量,

背着自由的十字架──

歌声飘荡着满山岗



《中正湖是我们的歌》(中正中学与华侨中学是学运的两个核心)

黄昏的红霞哟,

染遍了中正湖,

这股红,

不是少女的唇;

这殷红呵!

是壮士的热血!

我记住每一个脸孔

──疲乏、愤怒。

我记住每一句

从牙缝中迸出来的话语;

还有那一个难忘的晚上。

通夜的灯光

灯光映红了中正湖呵!

──血一样!

杜红的《五月》,也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激进青年的理想是要把“地狱”变成“人间”。一如中国在1945年推出“白毛女”戏剧要把“鬼变成人”,就必然要摧毁旧社会,才能创造出一个新社会。

《地狱狂想曲》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那里是地狱,

我却要把它写成人间。

因为我听到了,

有心在跳动,

因为我看到了,

有血在奔流!

什么地方是他的战场呢?

《血肉的城》说了:

不要把破榻看成伤人院,

不要把这草棚看成猪栏…

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战场![14]

与杜红同一个时期,对学潮有刻骨铭心的回忆是高宁的《守望》:

呵,朋友

就在这黎明的前夜里

我看见了

你钢铁般的身子

站立在山岗上

哦,朋友

你的眼睛

一直望向远方

想偷探些什么

是不是

要等着天边

涌上第一线黎明

那时──

你就要吹响哨子

将沉睡的同学

唤起──

但是

黎明还没有到来

而雷声

却从赤道扫来……

朋友,站紧你的岗位呀!

黎明前的暴风雨

是会更疯狂

更残忍(写于1954年8月5日,即离开中正学潮约三个月后)[15]

另一位作者坚石也与杜红那样,用诗对学生们的援助工友和农民发出热情的颂赞。

《白裙子姑娘》

姑娘跳着舞、唱着歌

这儿奔奔、那儿跳跳

象壮健的鹰鸟

姑娘梳着长辫发



红着脸儿笑

象红熟的鲜果

姑娘的心里有热血在流

流着正义、热情和无比的力量



你们淌血的脚在烂泥沙中奔跑

把亲热的慰语送给每一个痛苦的灾民

你们壮勇的呼声穿过云空

无数哀伤的灵魂深受感动

而在那灯光灿烂的舞台上

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声音里

在渴望站起来的人群中

白裙子的姑娘呵,你们多么伟大圣洁

你们说舒适的生活是思想的镣铐

广大的学识来自人丛

贫苦、灾祸、病痛、死亡

你们把它们从这世界上扫除



你们把身子投向火焰

勇敢地承受千百熬炼

你们说鱼离不开水,人脱不开群众

要大步前进,唯有打破个人的樊笼

你们在走着先烈的光辉之路

而赤道上白昼的炎阳和夜晚的繁星

象自由幸福之火照亮了你们的眼睛。

更具战斗性的诗篇表现在坚石另一篇诗作:

《旗》

旗在群众的头顶上

用星光的眼瞰望世界

它走过的地方卷起狂风

风暴下万物开始了骚动;

它的笑声是大海的浪

呼啦啦震遍大地;

它矫健的英雄之姿,

是胜利和荣耀的象征。



铁的手掌──旗子的根,

从力量的沃土里旗升高而飘。

不能摇撼的是它的根!

不能倒下的是它的身!



在辽阔的空中前进,

披戴着阳光的金装;

旗在群众的头上,

用星光的眼瞰望世界。

高宁的《一粒也别让它失落》形象地勾划出远方带来的喜悦:

当我们正在需要你时──

来啊!

你终于从遥远的地方

滚来……[16]

从《守望》到《一粒也别让它失落》,高宁两次提到未署名的远方,让人心领神会。他没有说明这远方是在北部森林打游击的马共,或是来自新中国的援助,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一股力量。高宁的诗作被方修认为是刻意摹仿艾青的风格。[17]笔者则认为,不论是杜红,坚石或高宁的诗作都离不开艾青、臧克家、何其芳及田间的诗风,尤其是散文式和大众化的诗句,更是流行一时成为学运中的朗诵诗剧。

由新加坡学运带动组成的“中学联”,它是一个综合性组织,在强烈的政治意识引导下,年青的诗人投身于文艺活动,与工农建立密切关系。在文学作品中努力表现“工农学”是一家人,闪耀着毛泽东思想。一本由亲国民党而被视为反动的单行本对“中学联”的文艺活动就有如下的描述:

“中学联”(1956年9月24日被政府查封)的大本营在中正中学,而中正中学是于1938年创办的。1956年3月8日庆祝国际妇女节,该会出版一本歌集,名叫「我们要和平」,其中一首乃采1953年上海出版之「新生活歌选」内的「伟大的毛泽东」,更改其名和内容为「伟大的中学联」:

我们的花园的护卫是伟大的中学联,

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伟大的中学联。

其合唱句是:

我们呼欢中学联万岁,

中学联万岁,万万岁。

这首歌原来的歌词是:

伟大的毛泽东是我们的护卫者,

伟大的毛泽东是我们生命的意义,

而其合唱句是:

毛泽东我们敬祝您万岁。

1956年3月18日“中学联”参与主催一项在羽球馆召开的成立群众大会后,学生大跳“秧歌”舞与高唱「胜利之歌」(中学联之会歌),其歌曲是取自中共的「胜利的秧歌」。原歌词有下列的词句:“有的在唱,有的在跳,秧歌越扭越有劲,欢迎人民解放军。打起锣鼓,放鞭炮,人民翻身日子过,感谢我们的毛主席,全靠他的主张好”。

这本亲国民党右派的书也抨击“中学联”其实是在搞政治活动,通过“学习小组”向学生灌输亲中苏的思想,并开展如同中共在延安推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反对宗派主义。[18]

三、马华小说本土化

战后的马华文学,在小说方面不及戏剧及诗歌之普遍化和大众化,但它作为文学中的主要体裁之一,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战后初期,比较有名气的作家也先后出版了他们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在中国已蔚成风气,但马华的长篇小说的内容未具毛泽东思想),计有苗秀的《火浪》(1950年),以日军侵略马来亚的七十天战争为题材。韦晕的《浅滩》,写日治时代汉奸的丑恶嘴脸,光复以后又摇身成为“小侨领”,无恶不作而不得善终。第三部长篇小说是赵戎的《马六甲海峡》,描写当地的救亡抗日运动。这是继战前林参天的长篇小说《浓烟》(1937年)之后的另三部长篇小说。

当时的作品(指小说)还有韩萌的《七洲洋上》,写中马两国的抗日情节;萧村的《国术师》,揭露挂羊头卖狗肉的欺名盗世之辈的丑恶嘴脸;白寒的《新加坡河畔》,写下层人士的生活;貂问湄的《金马仑胶园》,写出异族人士被殖民地官员侮辱事件;威北华的《桥》,写可怜的印度尼西亚娼妓的遭遇(他与郁达夫过从甚密,受后者的思想所影响);岩尘的《胶工日记》,是自传式小说,写自己的胶工生涯,谢克的《为了下一代》,用大众化的语言反映现实生活及于沫我的《线索》等等。[19]

以上所举的创作,只能说是具有写实主义的精神,缺乏中国当时所标榜的革命现实主义内涵。不过,方修认为丘天的《复仇》(中篇小说)(1947),具有战斗的精神(丘天即是在1934年提倡“马来亚地方文艺”的废名),内容揭露马来亚沦陷时日军的暴行,而吴仇被汉奸出卖,全家被杀。在战后找到汉奸扬雄算账,报仇雪恨,情节生动。1948年后,作者回中国,动向不明。

另一位被方修形容为战后的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的是周容。

周容也被日本文史学家不二原夫形容为马华新文学最杰出的作家之一。[20]他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件是与中共南来一枝笔胡愈之在1947及1948年进行一场轰动马华文坛的大笔战。(详情参阅第三章第三节)

他在战后发表的短篇小说《牺牲者的治疗》曾引起关注。它描述了一位受雇于日本军部的林医生,他每天进入监牢为被毒打的政治犯敷药。有一天,院长给他一盒好药膏,要他为一名政治犯上药。原来是这名政治犯十分倔强,死不屈服,日军只好判处死刑,明日要执行了。这是军国主义者的一种宗教上的玩意儿。当林医生准备为这名政治犯上药时,这名犯人要他把药用在其它战友身上,因为他知道他不行了。医生从中体验到牺牲者的伟大情操,泪眼朦胧地为青年涂上了药膏。

小说中这样写道:“突然地站在他面前的牺牲者,成为一个英雄,于今第一次亲身体验到革命的伟大和牺牲的崇高;他想表示一点爱戴之情,却一下子不知如何开口。于是显得有点儿勉强的敷衍那么地接下去说:‘不!先生!’他的声音颤抖着,心头一阵酸,眼泪一下子就流溢出来,闪亮着光泽。‘医生,我告诉你,日本鬼子的世界,并不怎样长久的’”。[21]这篇感人肺腑的短篇小说在后来被选入华文课本中,足见其感染的力量与教育的功能。

1948年6月紧急状态后,进入森林作战的周容也主要负责文教宣传工作。不但未中断写作,而且还主编了马共的文学杂志《十年》(1958-59年)。这迟来曝光的史料说明了周容并没有停止舞文弄墨,同时“出土”(公开)的有周容在游击队生活中的三篇中篇小说,分别为《督央和他的部落》、《烽火中的牙拉顶》及《甘枋勿隆》。这三篇小说描写马共在抗英的过程中,企图在吉兰丹州的牙拉顶建立根据地或解放区不果的经过,也反映出马共如何争取马来族和原住民(阿沙族)参加抗英游击队的斗争,以及解放军如何为民除害,并暴露了英军的“三光暴行”,即房子烧光、农作物摧毁与牲畜几被打死,使村民陷入流离失所的惨景。[22]

有关作品在五十年代通过油印在边区流行,但未见天日,如今“出土”,终于让我们发现到马共游击队中对左翼革命文学的坚持与执着。

1961年,周容与马共总书记陈一行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翻山越岭到越南去,随后转赴中国。在中国他出任马共的代表之一,负责收集马新资料,编成“简报”集。1969年,马共在湖南设立《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周容成为华文组的第一把手,负责撰稿、审稿与编稿的繁重工作。一直到1981年马共电台受促撤出湖南,移入马泰边境,改名为《马来亚民主之声》。周容并未撤入马泰边境,而是继续留在中国当马共海外代表团秘书,一直到1988年(1月2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马共的悼念活动与中共一样,在悼词中形容周容为马来亚共产党忠诚战士,颂扬他为党的宣传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1989年(12月2日)马共与马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全面解除武装斗争,重投社会,马共的《马来亚民主之声》电台在1990年1月1日停播,结束了长达21年与马政府在军事上,舆论上的对抗与针锋相对。[23]

我们从相关的资料中无法找到在1961年起已长住中国的周容是否再与胡愈之和洪丝丝联系,因为后两者的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记载,也许是“敏感”关系,又也许是双方各有“默契”,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相信在北京的周容与负责侨务工作的胡愈之及洪丝丝不会没有接触过。这里有一个吊诡之处:坚持“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周容也与其它左翼革命作家一样,最后的落脚是落叶归根。周容的际遇固然是形势所迫,但如果他们这样身份(指革命)的人,不与中共紧密联系,又怎样坚持战斗下去,包括用文学作为武器,以教育和唤醒人民对左翼斗争事业的支持呢?

继周容之后出现的本地小说家被方修誉为最出名和最出色的当推贺巾。他们俩人一前一后,推动马共主导的左翼文学,成为文坛佳话。因此我们以这两个人的小说创作进行演绎,就可清楚看到中共的革命文学已流入马华左翼文学的血液中。

贺巾是在1953年反黄运动在新加坡诞生的第一位被公认的年轻左翼小说家,以两本短篇小说突现了本地出生的作家也具有震撼性的文采,在学运界中广泛流传,确实令人刮目相看。这就回应周宁在評述方修时所说的“有了作者,也要有许多热情的读者发生共鸣,才能使文学产生效果”。[24]贺巾的创作在当时就具备作者和读者共呼吸的文学现象。第一,它反映出本地人的“此时此地”作品的成熟;第二,本地的左翼统战需要本地的人来推动,以传承中国南来作家的思想和精神。

贺巾原名李金泉,1935年生于新加坡,曾在华中与中正念书,卷入五十年代的此落彼起的学潮。他在1951年开始写作。1953年出版《青春曲》短篇小说一举成名。继后的重要作品有《沈郁兰同学》、《小茅屋》、《青春草》、《阳光与雾》等。曾任华校教师、电台广播员、商行书记,也曾从事农牧业。在50年代中期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斗争。80年代初到泰马边境参加森林游击战,直到1989年马共与马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才走出森林。目前侨居于泰南。[25]他曾来过马来亚旅行,但回不了新加坡。

像许多热血青年,五六十年代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大地上,前仆后继地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而投身入火热的斗争中。有的人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被强制遣回中国,也有的人放弃斗争,但更多的人投身进入公开统战的洪流中,有部分自我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贺巾是属于后者,他在60年代过后便销声匿迹,不知所踪,其实他是追随他的前辈周容参加共产党,成为马共分子。

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是:一手拿笔,另一手拿枪。而更大的成就则在左翼文坛上擦出火花,在马华文学史上争得一席之地,也成为马共的两支笔。

贺巾在文学生涯中的转变,是那个时代的思潮的其中一个典型。在学生时代和未正式转入地下活动前,贺巾像其它新生的文艺工作者一样,力图表现出周容所要的“此时此刻”的具有现实主义的文学。他的成名作《青春曲》(短篇小说)被方修列为反黄时期最有名的作品,而另一篇署名韦嘉的《沈郁兰同学》也被列为同级名作。[26]

《青春曲》是个三万字左右的短篇。故事叙述一位家境清寒的中学生马宾不向恶劣的环境低头,也拒绝同学的帮忙和接济,勇于投入学生运动,热心帮助同学功课,改造思想。在这方面,他帮助一位出身小康家庭,一心想逃避现实要到中国的女学生张燕,而张燕在他的开导与影响下,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和信心,并且积极地融入集体生活中。“回国”问题已被抛诸脑后,眼前的她“什么也不要,只需要做一件事:为劳苦而不幸的人们谋幸福”。

故事中更溶入友情、爱情和亲情,集中反映中学生的生活和在学习中思想的转变。由于情节感人,又具有艺术性和吸引力,很快成为中学生的热门读物。虽然在叙事中难免有说教的成分,但作者善于将诗歌及歌曲穿插其中,使之生动活泼,也掩盖了小说创作的缺陷。它的感染力量在于活生生地衬托出学运界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同学们有不同的思想和感情世界,怎样将一群同学引向同一个战斗方向,便成为作品内容的中心和主轴,有力地影响和鼓起在学潮斗争中的学生的斗志。小说的成功一方面说明周容的“此时此地”的本土化战斗文学真正诞生了,另一方面又符合当前的学运的需求。《青春曲》就这样从南到北在全马的学运界中“火红起来”,被万千个学生所追读。[27]

贺巾的另一部小说《沈郁兰同学》,虽只在报上发表,未结成集子,但受到更大的重视,评论文章不下二三十篇,影响力不亚于《青春曲》。

小说的主人公沈郁兰是个在乡村长大的富有男子气概的寻常女子,在学校中极不讨人喜欢,但她具有令人折服的内在美。她积极参加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活动,不但出版墙报,而且出版油印本。接着故事的情节又发展到爱情上,沈郁兰发现她的白马王子李桑虽然有一张漂亮的脸孔,才华横溢,但他缺乏坚定的信心,在困难面前决定到中国去“避难”。沈郁兰最终和他决裂,她也批判了李桑的错误态度。后来沈郁兰遇车祸,被父亲禁锢在家里,不准回校,她展开绝食斗争,父母拗不过她,又让她回到学校的集体生活,跟着大伙儿战斗在一起。[28]

这个短篇再一次批判“回国”(中国)的思想,也正是周容所极力批判并和胡愈之起笔战的主因。左翼学运正是有了像贺巾那样的作家在鼓励,又有林清祥的政治统战人士在指路,整个马来亚的学运继新加坡之后沸腾起来。

一位署名为“平心”的作者,以《从沈郁兰谈起》为题这么说:“《沈郁兰》这篇小说能够如此得到人们的喜爱,是作者选出现实环境中相当典型的人物来写,因此就构成了读者们的爱护,因为这才是他们所喜见乐闻的文艺题材。作者的可贵就是他能够沿着现实的道路前进,这也是说他已经开始掌握通过现实去找题材的创作方法,他的可贵处就是他企图用新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来创作”。[29]

四、马华文学理论的初奠

战后初期,有少数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试图为马华文艺建构一套理论指导,但总理不出一个系统来,除了我们在1947-48年的那一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的论战看到“马华文艺”试图抬头和建立本身的风格外,其余的文学批评文章仍然处在争议和摸索中。比如一位作者夏霖在提出以“民族形式”来推动马华文艺的战斗性和建设性时,他的“民族形势”是与中国不同的,而是指通过马来亚民族的团结争取“民主生活”,并以这样的“民族形势”来加强马华文艺的战斗性,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字和宗教乃至思想背景的各民族应该怎样来促进文艺的战斗性。[30]

赵戎的《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文学论》提出了“马华文艺界应该在工作上提高印马兄弟的文化水平,帮助他们,站在各民族自由平等的立场上,为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写下历史的最光辉的一页”。

什么是马来亚的“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赵戎说,它不是某一民族、某一阶层、某一党派的文学,而是以各民族各阶层的利益为前提,负起建设新的马来亚的伟大任务。这里所提的方向是中国抗日时期的“国防文学”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的团结抗日。因此,他的文学特征是:“必须是各民族各阶层的文学;必须是反奴役反压迫的文学和必须是反独裁反封建的文学”。

对此赵戎又认为要创造出我们作品的崭新的艺术风格,除了学习和研究、吸收中国前进的作家的艺术风格外(如茅盾等的小说、曹禺的戏剧、藏克家田间等的诗歌),更应该吸收廿世纪西方文学主潮所产生的伟大作品的艺术风格,来丰富我们的文化技巧。又说“我们是现实主义的写作者,我们站在最前进的最正确的世界观──以辨证唯物论作基础的──来解剖错综复杂的事物,凭着自己的写作经验做底子,消化了世界文学巨匠的艺术风格,用我们这里的活生生的新鲜的题材,创造出富有地方色彩的伟大作品”。[31]

这篇写于日本统治结束之后的文学批评,是作者尝试建立马华文艺特色的第一步,但由于理论系统紊乱,既非依据苏联的,又不全然是毛泽东的,用了一半又丢弃一半,只能在马华文学上空像云朵飘荡一阵,无法凝结成一股激流,更何况当时仍是南来作者独领风骚的年代,才有了日后的《侨民文学》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战。还有赵戎的所谓“辨证唯物论”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而且这种要把马华文学转变成马来亚文学的设想尚不具备成熟的条件,赵戎无阶级无党派的混合式的文学观不能自成一体地发展,也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更无法被左翼阵营所认同。

相反,另外一位南来作者白寒在1949-50年间一口气提出了与中国相适应的马华文艺理论,力图为马华左翼文学建立一套文学批评理论系统。白寒,原名谢耀辉,另一笔名莫干山。1919年生于惠安,早年进厦门中华中学,刻苦自学,博览群书。1938年投入抗日战争大搞巡回演出。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胜利后,于1947年被国民政府通辑,出走新加坡,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成为作家。1951年回国,59年毕业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系。除了在小说、杂文、戏剧及诗歌方面有所表现外,白寒在50年代初期试图为马华文学建构理论,著有《略谈马华文艺》、《马华文艺的创作路向》、《论个人主义与颓废文学》、《论新浪漫主义》及《文艺创作问题》等等,这些文章都是在1949年和1950年完成的。作者努力为“马华文艺的创作路向”作出指引。他说“我们的文学(马华文艺)正是双脚立在坚固的唯物论的基础上,并不避忌浪漫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换句话说,“就是要突破旧式的浪漫主义,突破那种描写不存在的生活和不存在的英雄,使读者逃避生活的矛盾和严酷而躲进非现实的乌托邦的世界的浪漫主义”。他要求的是积极的浪漫主义,不是被动的浪漫主义,以唤起对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乃至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在这方面,作者认为发扬“此时此地”的文学,应以广大的华侨群众为依归,把文艺当作改造现实,推动历史向前跃进的武器。一切个人主义、自然主义和强调主观精神倾向的,都只能使作品显得苍白而无力。而文艺要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作者认为应该与广大人民步伐一致。这自然是指占绝大多数的苦力、店员、小贩和学生。也就是说,“我们的文艺主要的也应该是为这些人的。为了达成这一任务,与黄色文学竞争,把创作的箭射向黄色与低级的阵营是很重要的”。同时写作者应了解“痛苦提炼了一个人的思想,净化了一个人的灵魂,助成了一个伟大的艺术的创造”。“痛苦是艺术生命的母胎,然而这痛苦是广大人民的痛苦,是时代的灾难,决不是顾影自怜,儿女情长的态度”。[32]

由于白寒有其一套从马克思主义搬来的理论,我们有必要摘其五篇文章的要点进一步阐明其左翼的文学理论基础。

“文艺不但应该紧紧地拥抱着现实,并且应该和现实结合,彼此打成一片”。

“文艺创作的形式是被它的内容所决定的,在某种场合,形式固然也有它的对内容的能动作用,但这并不能就被提升到主要的地位去”。

“把我们社会中那些新鲜的富有明确性的事物表现出来,把那些丑恶的腐朽的暴露出来,一句话,形象地把一切现实社会的光明与黑暗明朗地显现在马华大众之前”。

——《略谈马华文艺》



“颓废文学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一种潮流而存在。其颓废精神是以种种形象表现出来的。他们常是打着享乐主义、神秘主义、艺术至上主义等等的旗帜,其最重要的一点思想,便是个人主义的思想”。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文学家,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这种腐臭的颓废文学”。

“铲除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个人主义的思想错误倾向就成为建立真正为社会的,健康文学最急切的任务了”。

——《论个人主义与颓废文学》



“当浪漫主义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基础,从现实生活中分开出去,它就失去了这种作用了。这样的浪漫主义对事物的认识,和历史现实的把握,也就不会是正确的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论,恰恰相反,而是唯心主观观念论。这就是被动的浪漫主义”。

“被动的浪漫主义与形主义的颓废文学和唯美文学,不管在以前或是在现在,它都只能充当统治阶级奴役人们欺骗人们的反动工具”。

“但是积极的浪漫主义不是属于主观观念论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是唯物论的现实主义的一部分,特别重要的一部份。所以这种浪漫主义被称之为进步的革命的新浪漫主义”。

“为了不使我们的现实主义流于庸俗化、公式化、形式化,变成自然主义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正确地把握住进步的浪漫主义原则,是何等重要的呵!”“新浪漫主义的特质是它的浪漫和幻想是可以实现的,至少也是离现实极近”。

——《论新浪漫主义》

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白寒也写小说、杂文、戏剧及新诗等,虽然他的理论系统取自中国,也是根据个人对苏联文学路线及中国文学路向的一般认识而写,但他的“理论”也带出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他说,“文艺应以劳动人民为对象”。

白寒留下的“理论篇章”在后来也告发酵。这主要是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文学路线的转向所导致的。白寒作为一个过路人(51年即离新返华)只是给马华文艺的方向留下一个时代的“印记”,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有迹可循左翼文学成长的历程。

到了1953年出现反黄运动后,文艺批评就集中在这个焦点上,主要是针对市场出现低级趣味的刊物,影片和情色场所。当然这也是有意识地向殖民地当权者发难,间或带有对国民党派的文人所鼓吹的闲帮文学和反共思想展开批判。它是“一举数发”的运动。

这时期报刊登出的反黄文章洋洋大观,例如如流的《漫谈黄色文化对青年的影响》就偏激地指责美国在贩卖黄色影片。这正是时下流行的反美的思想的发泄,但文章内容空泛而无新意(原载《新报》,1953.10.26)。

军虎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直接歌颂学生们反黄的壮举,向文艺界的叛徒开炮,以杀出一条血路(原载《新报》,1953.11.28)。

李奔的《扫落黄色文化》中指出第二阶段的反黄运动(1956年)必须要支持「妇联」和「中学联」组成「反黄总机构」,以便有力的践踏「黄狼」(用来形容殖民地统治)的尸体,走向独立的大道(原载「汇流」第三期,1956.9.1)。这些文章表达了反黄的延续是为了迎接一个“新生的马来亚”独立国,把它提高到较高层次的斗争,符合了“中学联”和“妇联”所推动“文化统战”所要落实的目标。

文艺理论工作者陈凡的总结性文章《泛论反对黄色文化运动》比较深刻地分析和解剖了黄色文化的成因,认为反黄的定义不限于明目张胆的黄色书刊,同时包括假借“文艺”之名,贩卖黄色情调和文字的所谓文艺界人士,这些人恶意地指说反黄运动是「赤色文化」的宣传。

文章也高度评价新加坡各中学在反黄运动中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把全马的华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泛马学联会」的联合大汇演,进而酝酿「星洲文化协会」的成立,因此他认为反黄运动已收到预期的效果(原载陈凡著《闷雷集》,1956.2)。[33]

方修更是批评姚紫是战后向色情生活找题材最成功的一位作者,他引述了姚紫一篇小说创作《窝浪拉里》(1953年6月作)来指证他所说的:

“是的,就是她!曾经这样对我笑说──当她站在画架的前面,斜阳的光晖饱满地从阿答屋的木窗外照进来,照着她那美丽的裸体,胸脯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像一只小苍蝇飞歇在上面,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分明认得是她!尤其当他俯身骂我的时候,那件缀珠的白绸礼服,只掩着丰胸,我还看得到那堆乳肉根上的一点黑痣……”[34]

姚紫的另一部较为人熟知的创作《秀子姑娘》也引起一番争论,尤其是他在再版题记中指控共党杀害其父,更激起左派文坛的大围剿。对他的批判,也兼带有对国民党的鞭伐。

在反黄运动高涨声中,姚紫受到批判是不足为奇的。即使连香港的徐订、孟君、冯玉奇及俊人等人的著作,连同蓝皮书、西点、玲珑、今日世界及黄色小报一并在中学联的聚会上被焚烧,也就理所当然了。[35]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陈凡为杜红的《五月》作序中为那个时代作出预告:“一切将死而未死的,是终归要死亡;一切方生或未生的,也终归要生长”。“然而就在每一个未死与方生;挣扎与突破的过渡时期,一切压迫的,被压迫的,坚强的,懦弱的血和泪就在这个时候将更多的流着,更多的流着。这血、这泪,有的是作为血债的偿还,有的则如杜红所说的作为「自由的祭礼」,迸发成真理的火花,于是多少充满着血和泪的悲壮的故事,就在人生的舞台上,紧接着挨近了前一场的尾声,终于又揭开了另一场的序幕”。[36]

陈凡,原名陈源发,又署名端木军,1932年生于新加坡。1954年反黄时期开始写作,曾任教师和广播电台撰稿人,先后出版《闷雷集》(1959年)成名作及《雕虫小技》(1969年)。从中奠定了他的文学批评家的地位,意味着“土生土长”的第一代文学批评工作者已出现在马华文坛,开始告别依靠中国南来作家书写文学批评文章。在反黄时期,他被誉为有相当成就的文艺评论家。[37]

在反黄运动的第二阶段开展时,初步出现“爱国主义文学”这一名词,但尚未形成一种文学理论,因为当时的左派文人理不清华人是心向中国或心向马来亚,无法把握“爱国主义”的对象是哪一个国家(当时马来亚还未独立)。不过,有文艺工作者认为应是争取马来亚的独立。取得民主和自由后,才来谈建立新文化。在这个前提下,《时代报》提出“爱国主义文学”必须以马来亚作背景,反映当前现实,鼓起人民的爱国热情,为实现马来亚的独立而奋斗。

另外一个文学座谈会明确指出,马华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只要努力去反映马华的现实,通过自己的艺术,唤起马华大众,组织马华大众,鼓励马华大众去战斗,就是正确的方向,也就无需分辨这一工作是属于支持中国或马来亚的民主斗争。[38]这宣告了马华的战斗文学是服务于中国和马来亚的双重任务,不认为两者是应该分开的。

总之,在1953年形成的反黄运动以来,出现了两个具有影响力的左派统战代表人物。一个是领导左翼政治统战的林清祥,[39]另一个是领导左翼文学批评的文史作家方修(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中独立论述这位对马华左翼文学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家)。

[1]詹道玉著《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这是詹君的硕士毕业论文,第43-44页。文中的统计数目系引用林顺福的《战后五年的马华戏剧》(1945-1949年)的荣誉学士论文。笔者的相关资料也从中引述。

[2]郭惠芬著《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49-50页。

[3]詹道玉著《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第46-47页。

[4]郭惠芬著《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51-52页。

[5]詹道玉著《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第48-49页。

[6]詹道玉著《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第56-57页。

[7]曹禺,中国著名剧作家,1910年生,1933年创作《雷雨》,1935年完成《日出》,1936年推出《原野》,1942年改编《家》为四幕剧。解放后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4年发表《明朗的天》三幕剧,1961年《胆剑篇》杀青。文革时被批判为“反动文人”,平反后于1978年出版《王昭君》五幕剧。1996年逝世。

[8]周梷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教育出版社印行,1971年,第29-39页收录铁戈的三篇诗作。

[9]原甸著《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及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7年,第83-87页,引自米军《热带诗抄》的其中一首。

[10]马仑著《新马华文作家群系》,风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249页。

[11]原甸著《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及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7年,第87-91页。及杨松年主编《从选集看历史》,创意圈工作室出版,2003年,第260-266页。

[12]杨松年主编《从选集看历史》(新马新诗选析1919-1965),创意园工作室出版,2003年,第270-271页。

[13]杜红,原名郑亚本,1936年在新加坡出生。后来进入南洋大学,于1960年毕业于史地系,曾担任教师,也在电视台服务过。1959年退出红色队伍,备受左派批判。1983年出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会长。

[14]杜红著《五月》,生活出版社出版,1955年,所引述诗歌的片段系取自此书。

[15]槐华编《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热带诗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第81-86页中摘自高宁诗集《黎明的海岸》的一首诗《守望》。

[16]三首诗歌参阅方修著《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董总出版,1987年,第106-110页。

[17]同上,第111页。

[18]《庄竹林是怎样的人物》,中联出版社出版,1957年,第96-107页。

[19]以上资料参阅《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四及第五集)(小说),教育出版社出版,1971年,孟毅及苗秀的《导论》。

[20]这是不二原夫于2003年在槟城与笔者交谈中的对话。当时笔者问他,马华作家中最特出的人物是谁,他不假思索地说是周容,因而引起笔者的兴趣,对周容这个人进行了解。不二原夫(Fuji Hara)著有《Malaya Chinese & China, Conversion i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1945-1957》。

[21]方修编《战后马华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华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3及64-68页。

[22]方山编《人民文学家金枝芒(周容)抗英战争小说选》,第3-12页有关方山撰《悼念金枝芒老前辈逝世16周年》(2004年)。

[23]方山编写《见证和解与回马》,纪念回马十周年,2002年,第33页。

[24]厦门大学教授周宁的《新马文学史见证》一文。收录在《方修研究论集》,董总教育中心出版,2002年,第133-143页。周教授在文中也认为文学作品若没有读者的共鸣,所谓文学也就半途而废了。

[25]贺巾著《峥嵘岁月》,香港南岛出版社出版,1999年,作者简介。

[26]方修编《战后马华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华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16页。

[27]贺巾著《青春曲》,青山文化社出版,1953年。从中可窥见作者这部作品为何会被学运捧为“本地的第一本最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

[28]方修著《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T.K.Goh出版,1978年,第111-114页中有关《沈郁兰同学》故事梗概。

[29]苗秀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教育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355-360页中平心撰《从沈郁兰谈起》。

[30]有关夏霖的文艺观点参阅《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教育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42-48页中引述《星华文艺协会会刊》《文艺》第43期及46期,日期分别是1947年11月5日及1947年11月26日。

[31]苗秀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教育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27-32页收录《南方文艺》创刊号,1945年12月赵戎的文章。赵戎原名赵大成,1920年生于新加坡,1931年开始写作,未参与党派活动,其它笔名包括以多及西樵,非左派中人。

[32]白寒著《白寒作品选》,作家出版社出版,2002年,第3-34页中有关白寒于1949年和1950年在新加坡时所写的数篇文学理论文章,计《略谈马华文艺》,《马华文艺的创作路向》,《论个人主义与颓废文学》,《论新浪漫主义》,《文艺创作问题》,《痛苦与艺术》等。

[33]苗秀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教育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281-297页。

[34]方修著《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董总出版,1987年,第103-104页。

[35]苗秀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教育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295页。

[36]陈凡著《闷雷集》,青年书局出版,1959年,第65-71页,收集了1955年作者《杜红作「五月」代序》。

[37]马仑著《新马华文作家群录》(1919-1983),风云出版社出版,第78页。

[38]苗秀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教育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106页,引自《南侨日报》《文艺》版61期。有关秋枫整理的《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一个报告》。

[39]林清祥,1933年生,小李光耀10岁,也小马共书记陈平9岁。1951年成为学运领袖,参加罢课被捕,旋被开除。1952年进入职工会活动,成为工运领导人。1954年与李光耀联手成立人民行动党,也参与领导学运罢课示威。1955年与李光耀一起当选立法委员。由那刻开始,他是左派统战、学运、工运和农运乃至文化统战和精神领袖,取代马共留下的政治真空地位。1956年再被逮捕,直到1959年人民行动党大选胜出上台执政才获释放,李光耀则出任总理职。

1961年与光耀闹分裂,另成立社会主义党。1963年又再次被捕。1970年被流放英伦10年后重返新加坡,但已不再参加活动。1995年逝世。

在五六十年代,林清祥是一代风云人物,他鼓吹「工农学三结合」,宣扬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偶像。他虽然没有毛泽东的《讲话》的威力,但他释放出来的言行,包括宁可牺牲个人的自由,在监狱内「发挥精神的威力」,确实无人能比。林清祥是一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统战灵魂人物,为马华左翼文学散播革命的种子和点燃革命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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