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华文学意识形态与主导权的斗争
战后到马来亚独立这段期间内，不论是中国或马来亚，政局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艺路线也随着政治的脉搏在跳动。这时，不仅中共指导了马共的思想路线，中国的建国文学也主导着马华左翼文学的发展。这个时期中国文学对马华左翼文学的影响，一方面延续和强化了战前的革命文学模式，同时也有新的影响，主要是文学思想上的绝对主义，导致马华左翼文学的偏差。另一方面，由于马来亚争取独立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马华文学的独立性问题也提到日程上来，产生了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的分离趋势。这个争论也伴随着左翼与右翼文学的斗争。
我们将从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功利主义、文学创作的大众化、文学批评及戏剧的普及来论述和比较中国文学与马华左翼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马华文学独立：马共与中共的交锋
在马来亚方面，战后的马华文学也发生了两场大论战，属于同一类型的批判运动，但其中一场性质不涉及意识形态，而是涉及马华新文学的主导权应由中国的革命文学来推动或由马来亚本地化的左翼文学来推动？至于另一场则属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且是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我们先说第一场影响深远的论战。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正如马华文史学家方修说，“马华新文学固然是以马新地区为主体，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性质，都与中国相似，所以它也具有类似的三个特点：
马华新文学是贯串着反侵略反封建的基本精神；
‚马华新文学是受到新兴阶层（无产阶级）的思想所领导的及
ƒ马华新文学是以人民大众为主要的服务对象的”。
又说：“中国作家的创作风格、文学技巧等等，也常常成为马华作者吸取滋养的对象。如鲁迅的小说、杂文；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人的诗，就有很多人在摹仿学习。中国新文学在这方面的这些影响可以说是积极的、健康的。但消极的、不健康的影响也有一些，如徐志摩李金发式的唯美派象征派的诗，林语堂式的幽默闲适的小品散文，就同样是从中国文坛传布过来的。不过积极的、健康的影响却始终是主要的，因此研究马华新文学史，就需要同时了解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情况及彼此相仿的社会背景”。[1]
不过，由于战后马华的民族主义产生，独立意识增强，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分家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当马华新文学在战后恢复元气呈现一片新景象时(1947年)，马华文艺界爆发了一场持久又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学大论战。这场论战的主角竟然是各有身份和大有来头的重量级人物，在当时人们并没有察觉他们背后隐藏着的动机，今天揭开来却形成中共与马共在文学上针对写作方法与题材的大论战，也为马华左翼文学重新定位。涉及的主角之一是胡愈之。
1945年12月，胡愈之回到新加坡后未再回到《南洋商报》，而是自创一份《风下》周刊，专门针对时事发表政论，富有文艺的气息，主要的目的是配合中共的军事斗争，大力抨击国民党的独裁专政，指责蒋介石把中国当成私产，同时也极力维护陈嘉庚。1946年11月21日，在陈嘉庚支持下，胡愈之掌权的《南侨日报》在新加坡正式问世，也是胡愈之文化事业的一个顶峰，标志着他与陈嘉庚的关系更上一层楼。继之他又拉拢在槟城的《现代日报》的主编洪丝丝，与他一道建立起中国革命文学的舆论阵地。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天衣无缝的，为中共文化统战吹起了号角。《南侨日报》的言论是更为泼辣和大胆，除了在1947年邀请夏衍曾来主持笔政一个短时期外，也有其它中国著名文人给《南侨》及《风下》供稿，他们包括郭沫若、茅盾、陶行知、黄炎培、许广平、楼适夷、何其芳等人。从中明显看出，身任社长的胡愈之是摆明共产意识形态来办《南侨日报》的。这份报纸的立场也是十分坚定与毫不含糊的。在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同时，它颂赞了毛泽东的伟大。采取了亲中共但又认同马共的斗争路线，不过对马共的斗争方式也偶有批评。
一道带出的是，胡愈之对马来亚的左派统战也留下一个“重要的贡献”。事缘战后初期，在250万华侨中，至少有100万是年轻人，他们绝大多数没有机会受中学教育，陷入失学的苦闷中。为了辅助青年失学的痛苦，《风下》提供课本和读物，让学生自修，呈交作业，久而久之，从小学班到中学班，乃至大学班，并为他们设立考试制度，学费特廉，到了1948年2月时，社员已逾千人，影响之大，包括这些人日后回国时有的成了国家干部，活跃文化，新闻及教育战线上；也有的留下来，在马新崭露头角，成为左翼文学的接班人。胡愈之推广的读书运动，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极力推荐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一书，以培养青年人的爱国精神与人格的修养，达到了团结与培养教育广大华侨青年的目的。[2]胡愈之的“读书会”在50年代后，成为马来亚文化统战吸收成员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即通过小组的秘密学习，培植无数左派分子，尤其是酷爱文学者在日后成为左派文运的先锋，包括成为马共分子或马共外围组织的“文化旗手”和“文艺尖兵”。从胡愈之要为中国革命培养文化人才到马共外围在50年代兴起“读书会”或“学习小组”做为左派的摇篮，在某种程度上，也多少是胡愈之所激发的。
鉴于胡愈之的报办立场和所鼓吹的文学路线，主要是以中共路线作为考虑的重点，以致对当地的马共来说是一种「舍此逐彼」的立论，对当地的左翼统战，尤其是马共的文学统战未产生正面的积极作用，于是出现了另一位与胡对峙的人物。换言之，他们在引用“读书会”组织的同时，却反对胡愈之的只重中国的政治动向，而忽略马来亚文学本土化的发展。这位主角就是马共一支笔的周容（他是继黄耶鲁之后，成为马共第一笔。而黄耶鲁则是在1939年掀起与郁达夫笔战的马共作家，真是无独有偶）。
周容（1912-1988），原名陈树英，其它笔名有“金枝芒”，“殷枝阳”，“乳婴”等等，在马共内使用“周力”为名。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早年在中国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曾受过师范教育，喜欢舞文弄墨。1936年，周容应聘到马来亚霹雳州督亚冷地方的同汉华文小学任教。这个地区是马共当时的据点之一。此时他已开始在报章发表文章。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刺激周容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抗日战争中为人民提供精神粮食，大力唤醒全民抗日。他因而参加马共领导的文化界公开活动。初期的作品，如《逃难途中》，《小根是怎样死的》，《姐妹俩》，都是以中国背景为题材而揭露日军的凶残与汉奸的嘴脸。但在1938年之后，他开始以本地题材描述工人的苦难生活，如《八九百个》、《弗琅工》及《采锡矿工人》等作品。此时他的笔调已有所转向（这是南来作家最快转型的文人之一）。
方修在其所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第四卷《小说二集》中指出抗战时期马华新文学作品取材倾向两大类，第一个偏重中国题材的；另一类是取材于当地救亡动态的作品，这方面的作者可以“乳婴”（周容）为代表。虽然同样是来自中国，周容因为介入马共活动而流露出对马共的支持与对本地乡土的热爱，当然也没有因此改变他与中共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
1942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周容参加了马共领导的地下组织“抗日同盟会”。1943年在农民群众中生活的他，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比胡愈之在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迟了10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周容先后担任马共公开出版的报纸《北马日报》和《怡保日报》的编辑。1946年初，《怡保日报》被英帝封闭后，周容奉调到吉隆坡，先是担任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机关报《战友报》编辑，接着又去马共喉舌报《民声报》任副刊编辑[3]（马华文史学家方修也曾是《民声报》的记者后升为采访主任）。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胡愈之在新加坡的《南侨日报》及《风下》周刊擎起中共文化大旗；而周容则在吉隆坡的《民声报》竖起马共的权威。两人的笔战前有一段背景是无妨交待的：1947年初，马共总书记莱特内奸身份暴露，失去踪影，但于1948年被马泰共联手在曼谷将他杀害。继莱特之后出任马共总书记的是年方26岁的陈平。
正当马共内部面临危机时刻，马新社会也因罢工事件频频陷入不安。民族资本家给工潮搞得无所适从。据统计，1947年，总共爆发300次工潮（陈平回忆录，第173页），造成胶园、锡矿、商船运输遭受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即1947年，陈嘉庚邀请马共驻新加坡办事处党代表张明今，秘书沈黎凤到他家用餐。在座的尚有胡愈之，席上陈嘉庚建议马共向中共学习，团结民族资本家。胡愈之则直接指出：“马共领导的罢工工潮犯了过左的错误，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吓走民族资本家”。另一方面，李光前（陈嘉庚女婿）在宴请马共领导张明今时，直指「马共领导的罢工工潮，矛头不应针对华商」。当张明今把他们的意见转述马共中央时，党领导人之一的李安东（老谢）（1917-1999）（1935年由汕头南来，1937年加入马共。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前，参与“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宣传部长是胡愈之，宣传部秘书则是李安东。在党内一向负责宣传与文化报业工作。1960年出任马共副总书记。1962年到北京，1967年再返马泰边境马共根据地，负责党中央工作，因陈平人在中国，未在根据地，1999年在泰南和平村逝世）[4]已走向激进路线，形容“陈嘉庚、李光前反动；胡愈之软骨头”,[5]加深了马共与中共个人之间的恩怨。
巧合的是，在1948年1月1日的新年特刊上，周容在《战友报》向胡愈之发起笔战。借较早前（1947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在以《谈马华文艺》为题中，他开门见山提出一切文艺都有独特性，都是表现「此时此地」的，没有独特性的文艺是「侨民文艺」。「侨民文艺」不是马华文艺的主导方向，所以「手执报纸，眼望天外」，决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态度。侨民文艺的倾向，或者说是中国文艺的“海外版”的倾向，必须及时加以纠正。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讨论的意义所以重要，就在这里。……和马华作家脱离的马华文艺运动，怎么能够对马华利益有所帮助？
马华文艺独特性，在形式上暂时可以是中国的，内容却必须永远是马来亚的。中国南来的作家，不熟悉马华社会现实，因而暂时不能创作具有独特性的马华文艺，这是有道理的。要是身处马来亚而等待中国人民的大翻身，那就连侨民作家都够不上，只好做“逃难作家”。[6]
另一方面，作为表面代表中国民主同盟而实际是中共的喉舌的风下周刊和《南侨日报》对于这样的说法就不以为然。胡愈之（沙平）在一篇驳斥文章《朋友，你钻进牛角尖里去了》中这样说：“所谓「文艺独特性」这个名词，是足够把人弄胡涂的。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文艺应当有和别的国家的文艺不同的地方，那应当是指民族形式而言。如果在马来亚的中国人的文艺作品，应当有独特的民族形式，那只能是指文字、技巧、题材、表现方法等等之中国化而言。离开了中国化，便不能想象马华文艺的独特性”。
“在马来亚，作家所应当努力的是多多介绍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作品。换句话说，就是要出「中国文艺的《海外版》。我们不怕马来亚有中国文艺的「海外版」。因为有了新的种子，才有新的收获。外来的肥料，可以增加当地土壤的土产。这是极其浅显的道理”。[7]
这挑明胡愈之要把毛泽东的《延安讲话》移植入马华文学中。
数日之后，周容再以《也论侨民文艺》为题，抨击胡愈之的论调是不能被接受的，坚持马华文艺有其独特性，不能和中国文艺混为一谈。马华文艺也不是轻视中国文艺，只是反对“侨民文艺”。[8]双方针锋相对，引起更大的争论。同时也对胡愈之的文章题目《朋友，你钻进牛角尖去了！》大作文章，促使胡愈之再次提笔写了《牛角尖图解》再作辩护，他认为不论钻进“左牛角尖”或“右牛角尖”都是错误和自寻绝路的。
“周容先生（胡针对他的《谈马华文艺》及《也论侨民文学》（刊在民声报）进行争论）搞不通的地方，是在于把文艺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分离开来，在他认为只有以“此时此地”的马来亚作为主题的文艺，才是反映马来亚现实的，却不知道一切现实主义的作品，不管是中国人写的，苏联人写的，英国人美国人写的，或多或少在马来亚也有其现实性。同样的，以马来亚为主题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多少反映中国以及世界的现实。反之，把马来亚划一个圈子，使它和世界分离，同时把所谓“马华作家”和国内来的作家硬生生隔开来，这种思想路线，正是典型的牛角尖路线”。[9]
这场论战也把中国名作家郭沬若拉进来，他在“申述《马华化》问题的意见”中希望不要把马华文学切割成“马华文艺”和“侨民文艺”。他反对把马来亚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机械地分割开来。[10]另外一名中国著名作家夏衍加入的论战就更表明“统战文学是以无产阶级作为基础的，而且也没有国界之分的”。在一篇题为《马华文艺试论》中，夏衍指出，在马来亚的华侨是具有双重任务的，因此他赞同郭沫若的立论。文章这么说：“就马华文艺发展的现阶段来看，假如有这么一群诚实的外来作家能够总结一下中国五四以来卅年间所谓「新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本着「文艺问题的讲话」（指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著作的精神，全心全意从事于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那么不论他描写的题材是「殖民地反动政策统治下的马来亚人民的痛苦生活」，或者是「南京的选举丑剧」和「东北人民大翻身」，对于马华文艺的创作和发展，都有同样重要的贡献，而反过来说，不管当地的作家也好，外来的作家也好，假如不能清除掉小资产阶级的有意无意企图跨在人民头上的自高自大，不能诚心诚意地做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那么不管他写眼前的当地也好，写天外的祖国也好，尽管把调子提得很高，话讲得很漂亮，其结果也只会自欺欺人，害人害己，对于整个马来亚人民解放的事业，对于马华文艺的推进和发展，都不可能有丝毫实际的贡献的”。[11]
这篇文章刊后虽然也使得论战走进尾声，但我们不得不提另一位作家洪丝丝对胡愈之的拔刀相助以及后来他们如影随形般的密切关系。差不多在1948年2月至3月期间，在他所主持的《现代日报》先后发表三篇文章。
第一篇是《侨民作家与逃难作家》。他指出：“十几年来，外来的种子对马华文艺界也有不少的贡献，诸如胡愈之（沙平），巴人（王任叔，1901-1992，支持革命文学，推崇鲁迅，与胡愈之言论一致，1950年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72年被“四人帮”逼害而死），郁达夫等，至少都增加了当地文化界的生气，值得欢迎的”。他认为，真正害怕和担心进步的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的是统治集团，他们要的是律师和医生。反过来，为了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这些人（中国文学家）是迫切需要的。因此，他指出提出文学的特殊性虽有意义，但不能与路线脱节，毕竟两者是相关连的。[12]
第二篇文章《马华文艺之路──谈独特性的问题》：“我们应当指出：现代最凶的侵略者是帝国主义，而现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当前世界人类负有推翻这个侵略魔王的任务，马华文艺在大体上当然也不应放弃这个任务。
马华文艺有没有特殊（独特）的任务呢？有的。它的特殊任务，至少有下列三项：反映马来亚的现实；‚服务于马来亚新民主运动。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期间，马来亚政治运动的主流应当是新民主运动。假如我们根本唾弃「为艺术而艺术」这种谎话，认定艺术可以（有时甚至必须）配合社会和政治的运动，那么，马华文艺在大体上当然应当和马来亚民主运动配合及ƒ协助中国人民解放运动。这有许多理由。其一，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成败，直接间接会影响亚洲其它地域的解放运动。其二，在马来亚的人口中，华人几占一半。就算他们多数应作而且愿作马来亚的公民，但要他们完全和中国绝缘，不但不近情，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其三「马华文艺」分别有个「华」字，如果要和中国完全绝缘，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协助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正是马华文艺的特殊任务之一。
比较熟悉中国事情的文艺工作者，在马来亚发表以中国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是不是会妨碍马华文艺的发展呢？我以为是未必会的”。[13]
接下来，他又用通讯文学的方式写了一篇《关于马华文艺的论争》，再次为胡愈之辩护。他坚持推崇胡愈之的著作《少年航空兵》是没有错的，而且也认为“是马华文化园地的一株奇葩”，在间接上肯定侨民作家对马华文艺的贡献。
又说：“侨民作家未必坏，进步的作家要来作侨民，倒值得欢迎，侨民能够成为作家，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逃难作家也未必坏，许多革命家，如列宁，孙中山，都曾经逃难。在今日，从前政府压迫下逃出来的作家，至低限度，是不愿意当独裁者的走狗，所以也值得欢迎。
因此用「侨民作家」或「逃难作家」是愈早停用愈好。老是用这种名称来讨论问题，当难产生良好的结论”。[14]
这种从“海外中国版”到“侨民文艺”到“逃难文艺”再到“马华文艺的独特性”的争论对后来的马华文学路线向左转也产生极大的影响。不过这场争论只是涉及对地理环境不同的争议，而统战的大方向是存在的。问题出在马共有其政治议程，要争取更多的文化人支持其斗争，而不要一味向中共看齐，忽略马共对解放事业的重要使命。其时，中国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毛泽东尚无法分身来处理文化统战，也就由胡愈之及其它中国作家根据延安《讲话》来阐述文学是有阶级性之分但无地域性之分。一方面不反对马华文艺服务于当于政治的需求（主要指马共领导的文化统战的路线，创作出反映当地人民的实况）；另一方面则坚持马华文艺与中国文艺是直接相连的，没有切割的可能。
作为马共喉舌报的《民声报》刊登了铁戈的一篇文章是一个小总结，在认定马华文艺有其独特性的同时，也不否定中国文艺的重要性，试图将两者的功能作一些区别，但总的方向是革命的，字里行间蕴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指导原则。两者之间终于有了某些的共识，也就逐渐的冷化争论而彼此都担心会迷失方向，进而危及民族解放的重要事业。铁戈同意夏衍的观点「马华文艺」是有双重任务下，有幸地消除了一场文艺主导权的大论争。
铁戈在题为《文艺独特性、任务及其它》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马华文艺的萌芽是在中国新文学运动步入「革命文学」那个阶段。这就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在残酷的白色恐怖威胁之下，流亡到马来亚来，他们在这儿散播着革命的种子，同时也带来了中国的「革命文学」。后来中国文学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直接间接地影响到马来亚，以及又不断地向马来亚移植，终于形成了中国文艺运动的一股海外支流。在这相当长久的时期，马华文艺工作者是在开垦着一片荒芜的处女地。一切都是模仿与搬运中国的文艺。所产生的作品不论是内容与形式，都和中国文艺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说她是附属于中国文艺，成为中国文艺领域内的组成部分之一。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是产生不出马华文艺自己的东西，一切还在开始，幼稚的状态，谈不到「自立」与「独特」。
到后来，随着马华救亡运动的展开，马华文艺运动也活跃起来，尤其在八年抗战爆发之后，马华抗日救国运动更热烈的扩大起来，许多知识分子都被卷进了这个运动，因此便大量地产生了革命。马华文艺工作者，他们把马华文艺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马华文艺现实性」的口号，这是因为马华革命运动的发展，迫切地要求马华文艺运动和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只是一味介绍，搬运中国的文艺作品，是不能满足现实（读者与观众）的要求。为了提高马华文艺的战斗性，需要文艺工作者更多的反映马华活生生的现实，拿出群众更亲切的东西来感召马华大众，而鼓励马华文艺工作者大胆地创作，去挖掘马华社会现实生活的题材，写出马华文艺自己的东西，开辟马华文艺自己应走的道路。
马来亚沦陷时期，马华文艺遭受着法西斯严重的摧残，但它还曾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员，在艰苦的环境中负起抗日反法西斯的一部分任务。譬如，在抗日部队里面，在抗日军势力范围的农村里都有演剧和歌咏队，尤其是手抄或油印的文艺刊物，墙报；在城市里，亦有手抄及油印的地下文艺刊物，它们是和人民的脉息呼应联系起来的，虽然，从作品底质量上来说，都是那么微弱，却不能忽视它在苦难磨折的岁月里的不可磨灭的意义”。
作者再不讳言中国的文化革命催生了马华文学，但站在马共领导的统战立场上，作者认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问题被提出和被肯定，只是说明了马华文艺和其它地域的文艺应有差别」，但在此时此刻，作者指出「马来亚的政治运动更迫切要求我们的文艺的结合」。这就不难明白在当时提出「独特性」，其实是含有政治用意的，因为马共也认为搞革命是需要舆论作宣传和教育，也就是建立起本身的「文化统战」，但也不否认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作者这样说：“我认为马华（文艺）的双重任务是存在的。中国的革命和马来亚的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的双重任务，作者说明有主次之分，而不是支持一个，放弃一个。作者这样说“如果马华文艺应有它底独特性的话，那么，在内容方面是包含这些的，马华要以马来亚的一份子去爱护马来亚，使马来亚从殖民地变成非殖民地；但又要以中国人的一份子去爱护中国，使中国人民「大翻身」”。至于形式方面，它应是历史的，变动的。我们不能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公式」的或教条的之类的东西。我们提出独特性的问题的出发点，正是为了要使我们的文艺能够和人民结合，而不是为了「独特」而独特。
从今天的马华社会基础上看来，目前的马华文艺独特性形式，和中国的民族形式还不至有多大的差别。作者在结论中说，“争论是为了要使某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获得一个正确的结论，来加强我们的战斗力──在纷歧中走向一致。没有必要在名词和枝节上大作文章”。最后作者点出了问题的本质：“战友们啊！在今天，我们固然不能疏忽内部问题的斗争，但是，更别忘记了我们的敌人正在我们面前张牙舞爪呵！我们要珍视此次的论争，不要在枪声上闹意气，不要再在态度上表现得怒发冲冠──论争需要得到结论（真理），但是我们要缩短接近真理的途程──不能再跑许多枝节曲折的冤枉路了──这是会有损失的”。[15]
铁戈原名陈果来。战前中国南来。日治时曾于1945年5月被捕入狱，1947年在香港出版《在旗下》，是战后的第一本马华诗集。作者思想左倾，后在中国从事某种活动而逝世（参阅马仑著《新马华文作家群像》，页99）。
无疑的，这一场论战的结果是没有否定马华文艺有其独特性的使命，也没有排除中国文艺的重要性。总之，《南侨日报》胡愈之的立场在日后政局的转变下，又形成一条不可分刈的「战线」，这与中国和马来亚时局的急转直下大有关系。
1948年3月，胡愈之返中国开拓新天地。身为马共的周容则在6月英军实施紧急法令，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后，转入森林打游击战。60年代回到中国，1988年逝世于北京，惟一生为马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左右之争：《南侨日报》与《南洋商报》笔战
至于第二场论战，就是左右派思想的短兵相接，极尽相互挖苦之能事。这涉及两份报纸的立论斗争。
《南侨日报》既然是战后由胡愈之拉拢陈嘉庚在1946年所创刊的。自然有其政治使命，也就鼓足力量与当时的第一大报《南洋商报》相抗衡。尤其是在1948年6月英军实施紧急法令[16]后，在中共及左派人士的眼中，《南洋商报》已沦为“反动报”，与国民党“反动派”划上等号。[17]职是之故，《南侨日报》找机会向《南洋商报》开笔战是可以归纳为政治立场的斗争（当然《南侨》也曾与《星洲》有过笔战，主要也是牵扯到对问题的看法和立场的回异）。
从1947年到1950年的断断续续的论战如下：
第一个论战是针对《南洋商报》的主笔曾心影的用词不当的“独创词句”而开炮，称主笔为“不通先生”，旨在挑动右派的神经腺。例如鲁人的《西江月》一词（刊在《南侨日报》）有如下的讽刺：
三张“拖泥带水”
每篇“航海梯山”
“协和万邦”事不难
看我“复员八版”
乱拉“兄弟四海”
惯写“时空两间”
“宇宙能量”信口谈
不通任由人喊
《南洋商报》不甘示弱，也通过讽刺文章贬斥共产党人：
问：某处有一寡妇，如何如何的风流，这是什么寡妇？
答：这是民主寡妇。
问：某青年团有一女团员，夜夜三更不归，如何如何，这是什么女子？
答：这是前进女子。
问：某庙有一和尚，六根不净，与女人如何如何，这是什么和尚？
答：这是民主和尚。
这些“极为无聊”的挖苦和谩骂，主要是背后都隐藏着政治动机。当时国民党在新马地区也因法令之限制，转成秘密组织或透过俱乐部形式生存。但据1950年统计，它共有党员逾25万人，专事针对中共的政治与文教宣传进行尖锐斗争。[18]就此看来，其势力仍十分庞大，也难怪《南侨日报》采取打压行动。
第二个论战涉及《南洋商报》的一篇文章《旧诗及其它》（刊于1949年9月）（作者主编陈振复）中在介绍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几首旧诗后下一个结论：“假如每一个造反革命人物都会哼几句旧诗，未来的中国，还怕它会成为苏联的附庸吗”？《南侨日报》在一篇题为《谈会哼几首旧诗》（作者余之政）中给予反驳：“未来的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附庸，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毛泽东李立三这些造反人物所以不会使中国成为别国的附庸，主要是他们有正确的政治认识，决不是他们‘会哼几首旧诗’”。
第三个论战更是短兵相接。在1950年2月份，陈振夏在《南洋商报》的《商余》副刊以《答南侨日报对南洋月报的挑战》为题长文大骂《南侨日报》好勇斗狠，几年来不断地向《南洋》寻衅滋事，喋喋不休，并对他个人进行不怀好意的指摘。陈也提及在《南洋月报》（南洋商报出版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内刊登一篇《黄昏底叹息》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一篇纯文学的抒情之作，却招来《南侨》的放肆。这一下子，《南侨日报》的主笔洪丝丝亲自出马。文章署名“周俊”，在题为《南洋商报的牛皮与马脚》一文中，旧事重提指责《南洋商报》惹事生非，竟说“新中国推行配给老婆”的谣言，诬蔑秧歌为“窑洞”。洪丝丝接着指《南洋月报》刊登浅薄幼稚的文艺作品和宣扬不良思想文章，竟自吹是“华侨社会已经开出了一朵鲜艳的文学奇葩”，他举例姚紫的《黄昏底叹息》作出批评。他说姚紫人在南洋一隅的小楼头，却描绘故乡是“枯叶飘满的地方，西风瑟瑟地盘旋在烟尘中，含着眼泪想起父亲”。洪丝丝说，如果他的故乡（新中国）的人民已经翻身，应该是朝气勃勃的故乡，怎么想起故乡会叹息呢？
还有姚紫在想父亲的文章中又穿插以下的词句：“太阳已经沉在街的背后，夕晕映着那浅青色天空的薄云，显得那么呆滞的、萎靡的，像一个扑倒在撩乱的床上的少女，裸着苍白的胸脯”。因此洪丝丝不明白他的想入非非的心情，究竟是想父亲还是为着什么？他进一步指责陈振夏的“优美的散文”，内容就是这样的幼稚、浅薄、空虚、无聊。接着又再举例证，说明何以称《南洋月报》为“不三不四的杂志”。[19]
由于洪丝丝提到姚紫，引发姚紫化名接二连三为文反驳，这虽不是《南侨》与《南洋》论战的主题，却也带出一场思想论战。姚紫当时也在《南洋商报》副刊任职，他的驳斥文章中蓄意挑起“老先生”三个字，意图扩大对象来讽刺陈嘉庚。陈嘉庚在1950年5月21日离开新加坡赴中国定居。在此之前，也即是1948年3月胡愈之返中国时，已把《南侨》大权付托洪丝丝主持。1950年9月21日，《南侨日报》被英军事政府查封，洪丝丝被逮捕后解递回中国。对此姚紫幸灾乐祸地表达自《南侨》关门之后，他已清闲得许多。自然对《南侨日报》只有恶感，没有好感，在他眼中，《南侨日报》是在搞“山头主义”。[20]
[15]苗秀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教育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250-256页，摘录自《民声报》副刊《新风》354期，1948年2月18日。及方修著《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董总出版，1987年，第53-84页。
[16]紧急法令（Emergency Act）是英军事政府于1948年6月24日颁布的法令，专用以对付马来亚共产党，限制结社和言论自由，可以不经审讯逮捕或扣留被认为共产分子，亲共分子或支持者，整个国家变成军警国家，致马共受到重创，转入森林打游击战。而左翼报刊被封，报人被监禁或解递出境不计其数，惟暂对《南侨》网开一面。
[17]何香淑编《马来华侨问题资料》，1950年在中国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出版的十分详尽的马新华人史料的丛书。其中小标题有把《南洋商报》定性为“反动报”的，而《星洲日报》则幸其免。这本书中有引述各报资料，唯独对《南洋》有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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