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13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 [第四章 第三节]

第三节  个人崇拜与鲁迅“远渡”南洋

从1958年到1965年的变化是巨大的,文学已经等同政治,政治又反过来影响文学路线。虽然中国方面体现的文学斗争与马华左翼文学体现的斗争有时差,但方向是一致的。这个方向结果导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马华左翼文学也赶上文革的列车,在60年代中期之后使到文学与政治“水乳交融”,无从分辨到底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政治?这样的转变,也与50年代末期及60年代初期一些重要人物的转变与左派人物的粉墨登场是休戚相关的。

一、鲁迅成南大精神校长

当6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中国建立起无上权威时,在另一边厢的马新左派统战,则高举鲁迅的旗帜,也就等于间接地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因为鲁迅的方向也就是毛泽东的方向。鲁迅之所以被马华左翼文学及南大生“抬进”校园,是有多方因素促成的,此乃指鲁迅精神飘扬在马华左翼文学的上空,其用意包括了:

①进入60年代的马华左翼文学需要一位国际性的偶像作为统战的“灵魂人物”。抬出鲁迅(一位死了的文学家)相等于毛泽东的影子在后面晃动。

②马华左翼文学尚未诞生一位具有权威和影响力的文学战士,在抗争文学方兴未艾之际,鲁迅的形象显得格外重要。虽然方修继承了鲁迅的“衣钵”,但其形象和声望远远不及鲁迅,更何况中国在鲁迅逝世后,已把他塑造成无产阶级的文化巨人。起用鲁迅正可以显示马华左翼文学沿着中国革命文学的路线走。

③相等重要的,南大在林语堂走后(1955年)就未再有校长之设,直到1960年才扶起一位在本地有名望,但在国际尚未有形象的教育家庄竹林博士,因此需要用鲁迅来压阵,以抵销林语堂走后对南大造成的负面影响。再者,庄竹林的名气也远远不及林语堂,甚至可以说他不是文学中人,鲁迅的“复活”不仅对南大生是重要的,而且对马华左翼文学也是不可或缺的。鲁迅的精神正可弥补这一空档。

(一) 借鲁迅抵销林语堂

1961年11月,也就是左右派在人民行动党正式决裂后的三个月,南大中国语文学会通过《大学青年》推出“鲁迅逝世廿五周年纪念特辑”,用以配合整个国际形势的转变。

鲁迅被南大左翼阵线公开奉为导师,除了要消除林语堂在南大留下的阴影外,也在另一方面用来托高庄竹林的形象,使两者能相互彰显,从而建立起一个南大的新形象:抗拒外来的种种压力和反击南大校园内一小部分右翼分子带来的挑畔。

下列的系列文章就是要为鲁迅造势的,以在南大为鲁迅安置一个崇高的地位:

在一篇题为《鲁迅的创作道路》(作者雨山)中的一段这样说:

“鲁迅从191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以后几个月发表《我之节烈观》起,到他最后停止呼吸为止所写的六、七百篇杂文,是一个无限广阔战场,这些杂文本身证明,这个战场不仅适合于他作为一个「闯将」和「猛士」的自由驰骋”。而且“这些杂文几乎每一篇都闪耀着一个典型塑造的巨匠和一个天才的讽刺作家的艺术光芒;而它们用来激动读者的,是一个真正人民战士的一颗热烈的心的跳动,从那里发出烈火似的爱,烈火似的憎恶,烈火似的愤怒,以及大无畏的所向无敌的战斗威力”。“鲁迅在他的杂文里,成为伟大的政论家和中国前无古人的文化革命巨人,同时是伟大和最有他自己特色的散文家”。[1]

公木的《鲁迅──中国文学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开头这样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2]

当鲁迅登上南大学术舞台的时候,意味着一场战斗即将在南大传送出去。在1962年的《大学论坛》,也借纪念鲁迅逝世26周年,推出鲁迅特辑,无非是要唤起学生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至少有三篇文章是借鲁迅挖苦林语堂的,以达到将林语堂的最后阴影一举抺掉。如在《向鲁迅学习》(作者维扬)一文中指出鲁迅抨击林语堂的「帮闲文学」时形容是「将人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要它成为小摆设,供人抚摸,并且想青年摩抚了这「小摆设」,由暴而变得风雅了。在《鲁迅先生怎样指导青年读书》(作者崖鹰)一文中又骂林语堂之流的西崽:“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来思去,不过「奴」得巧妙一点而已。又说:“潦倒而至于昏瞶的人,凡是好的,总归得不到”。还有阿刚的《鲁迅与杂文及其它》中说:“比方说林语堂,在先,鲁迅先生对他的英文造诣原是很看重的,甚至可说是尊重,及至后者完全暴露出那副买办阶级文人的面目之后,鲁迅先生这才不留情面地加以鞭挞”。[3]各文只是简单几句,就彻底把林语堂给否定了。

有一篇杨桦的《学习鲁迅的文艺思想》──文中,就把抬出鲁迅形象的目的一一说白了:

“我们必须探入学习鲁迅先生光辉的文艺思想,以便提高我国文艺理论的水平,更好地指导我国文艺创作实践,发展爱国主义的文化事业。第一,文艺必须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鲁迅说,文学不仅要反映人生,更重要的是写出人生的血和肉。第二,文艺必须服务于革命政治。鲁迅的文艺道路,就是中国新文艺的道路。无时无刻地要求文艺服务于革命政治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中国人民包括了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成一条阵线,进行不妥协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第三,文艺创作中的典型问题,只有把文艺看成不仅是生活的再现,而且是典型的创造,才能说明文艺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第四,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改造思想。鲁迅说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革命人」,那么他的作品才能成为「革命文学」。第五鲁迅对古典文学的态度。鲁迅对古典文学的态度是肯定的,但不盲目的接受,「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承传,于旧文化仍然有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土德与城」后记),可见鲁迅是有批判地吸收古典文学对新文艺具有建设的部份”。[4]

(二) 南大生高举鲁迅旗帜

南大学生会高举鲁迅的旗帜,作为战斗的力量泉源是由于整个国际形势已告风起云涌,国内左右派斗争白热化,鲁迅精神此时在南大上空飘荡已是形势所需了。在1961年10月23日南大学生会特地举办了一场鲁迅纪念晚会。在晚会上,学生会主席吴盛才正式宣告「鲁迅精神」是南大生的鲜明旗帜。他说:“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仍旧处在水深火热当中,一切腐化的渣滓依旧得逞的今天来纪念鲁迅先生,意义是显得更加重大的”。“要学习鲁迅先生的伟大战斗精神,首先必须学习他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其次要学习他爱憎分明的态度,然后还要学习他的灵活掌握客观事物发展法则的科学方法;同时不忘自我批评,勇敢地放下自己思想的包袱。综合了上述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所以在文学上,他成了出色的文学家,在思想上,成了个卓越的思想家,在改革社会的队伍中,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今天,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将这种「鲁迅精神」贯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里去,为马来亚的幸福和美丽的明天而奋斗”。

配合着主席的指导方向,署名方阳的作者指出:“鲁迅经过事实的教训,终于认为「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而在我国,也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单靠少数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去奋斗,是不可能埋葬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今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更崎岖不平,到处荆棘和陷阱。然而,天快亮,更黑暗。在更艰苦的岁月里,让我们时时刻刻记起鲁迅先生的遗训,让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做一个像鲁迅先生一样的硬骨头的人吧”![5]

在打响学习「鲁迅精神」的口号后,鲁迅俨然已成为南洋大学的精神校长,虽然在现实中校长是庄竹林,但在思想乃至行动上,学生都跟着鲁迅的方向走。

正是这股力量的推动,在1960年后,马新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尤其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巩固了主导地位。根据文史学者杨松年的统计,从1960年到1965年间,新加坡出版书籍共达240种,比起前5年的42种多出6倍。同时马来亚出版业,从1960年到1965年共计156种,比起前5年的60种增加两倍有余。

杨松年也发现到“对坚持写实道路的马新作者来说,国家的独立固然引起它们的兴奋,然而他们仍然关心社会的问题,因此社会的矛盾,下层人们痛苦的生活,是他们关心的重要课题。他们同情穷困的人们,不少作者将他们的笔指向劳苦的人民,写他们的失业,写他们被雇主的剥削,写他们的穷困让他们一家人的生活陷入恐慌之中,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普遍的题材,特别是小说创作。他还引用宋丹(韩山元,马华左翼作家)的话说,“我国艺术的最优良的传统在于它从不切断与人民大众的联系,在于它的不可转移的现实主义艺术方向”,以加强他的论说。[6]

对南大生而言,他们也用鲁迅精神维护南大作为华文大学的完整性(不让南大变质)。例如象征马新学运核心的学生楼被美化成一座洋溢着鲁迅精神的山岗。从1960年起开展的大学周的内容分析,整个方向是要改造知识分子走向劳动。“生活在这个腐朽的、恶毒的社会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血淋淋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提起勇气大胆割舍纠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包袱,铲除一切劣根性,尤其身为知识分子,绝不能不严厉地批判「歧视劳动」的毛病,跟着大伙身奔到劳动的队伍里去熬练吧!”(学生会主席吴盛才)。

由于这样,南大在风雨中不断地抗争,不断地突显其左派统战的形象。当笔者在1964年进入南大读书时,参加“大学周”各式各样的活动,而没有一样不是与现实社会和政治挂钩的,其中一个节目令人毕生难忘,那就是“把红旗插遍祖国(马来亚)的每个角落”。这是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

其实,本地的文人作家在林语堂事件发生后不久,早已站在鲁迅的立场对林语堂作出批评。

例如马华文史学家方修在进行编纂文学史工作之前,醉心于文学评论,50年代成为鲁迅的捍卫者。他在林语堂离职不久又痛斥南大之后,便通过其一贯的立场对林语堂进行批判。

在一篇《林语堂旧事》(写于1955年5月2日)一文中,方修拿林语堂1944年在重庆一场演讲内容的论战与1955年在新加坡的一场“南大事件”论战相提井论。他说,“林语堂在中央大学讲中国文化问题(讲题为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搬出庄子和易经来,希望青年们去钻研,这简直等于提倡复古和读经,要扭转时代前进的巨轮了……难保不会发生一些坏影响。郭沫若为之予以严正的批判,于是展开一场热烈的争辩。……林语堂那种不利于抗战救亡的论调,我们身居海外,在事过境迁的现在看来,仍觉得确有澄清的必要”。

方修又说:“照当时的情形看,我以为态度「殊欠公平」的,不是中国的文化界,倒是林语堂本身。他在无法以学问来攻倒论辞的时候,就拿出一顶红帽子戴在人家的头上,藉以压制对方,这简直是告御状,不是辩论的态度了”。[7]

林语堂怎样告状和反唇相讥左派作家的呢?原来他在同年回美国前夕,写了一首《赠别左派仁兄》的诗,内容形容这批左派文人(主要是指责郭沫若)是“读易原难闻吠犬,弹琴何必对黎牛”,又认为“骂街何补国家事,饮醋合该肚皮酸”,“且看来日平寇后,何人出卖旧家园”,“有识悠然付一笑,蚊雷终究是土声”。[8]

方修认为这种律诗,把学术的争论染上政治色彩,又骂人家是“吠犬”和“黎牛”是真正不公平的。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所需要的,是明辨是非;属于行动的老百姓,绝不是那些在屎里觅道,舞文弄墨的学者”。

“文坛旧事,茶余谈资,也可以无须认真考究,但因林语堂最近故态复明(指南大事件),由于办不成‘第一流大学’,便在坎城大发怪论,使用其告御状的惯技,乱抛红帽子,因而引起马来亚的公愤,一致口诛笔伐,激烈程度,不亚于当年桂林或重庆的情形;而感于林氏虚名,想替他文过饰非的,恐仍不乏其人,所以我认为虽是旧事重提,也是不无意义的”。[9]

二、马华文坛鲁迅精神的“代言人”──方修

在这一章节里,我们要特别引出对马华左翼文学历史的建构有巨大贡献的文史学家方修。他横跨两个时代(战前和战后),5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60年代独领风骚,成为马华左翼文史学家第一人;并且,他全程和全力地支持南大生,在参与统领马华左翼文学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他的作品和研究文学史的方向来看,他十分努力地把中国的革命文学理论引入马华新文学中。最为重要的是,出于对鲁迅的崇拜,他对鲁迅的深入研究且著书立论为鲁迅辩护,在马华文坛中成为“鲁迅精神”的代言人。[10]同样重要的是,他支持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并未置疑大搞个人崇拜,反而是加入中国的反右批判运动,成为马中两国的革命文学的拥护者;成为毛泽东思想在海外的演绎者。

虽然方修没有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也没有在文学创作中刻意把左派政治运动和林清祥拉进来,但无可否认的,方修的作品是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并从中建立起他的马华文学史观。认真地分析,方修表现在文学的隐意和史观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称之为“现实主义”;而林清祥则是赤裸裸地诉诸言行来演绎其社会主义思想和全心投入左翼统战。这就是说,方修展现的形象不像林清祥那么“锋芒四射”而成为当权者必须加以铲除的重要人物,因此他得以避开政治加诸于身上的束縳,因为他在五十年代的中期,已转向文学批评而后专治马华文学史,不再与左翼政治活动直接挂钩。结果让他创造出一个春天,在马华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由于本文不是方修的研究,而是侧重彰显方修的思想与立论正好与中国革命文学的思潮“对号入座”,也带动马华左翼文学与中国革命文学相互呼应,因此我们从这方面回顾方修的心路历程,梳理出他与中国政治变革和马新的左派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字关系,而他也通过文学创作和批评诉诸出来。

方修,1922年生于广东潮安,他比李光耀大1岁,比林清祥大11岁。他出生之时,他的其中一位导师胡愈之(1896-1986)已是27岁。胡愈之于1941年南来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主编。翌年日本南侵新加坡之前,胡愈之组织了“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由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开办了青年干训班,讲师中还有洪丝丝,而方修是其中一名学员,自然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

1945年日本投降后,马共出版“民声报”(地点在吉隆坡),方修曾是这家报社的记者,后升为采访主任。由于职务关系,方修认识马共书记长陈平(陈平的马共在1945年后成为公开的组织,因此陈平有时也到民声报“办公”)。方修向笔者透露,有的时候,陈平就坐在他的旁边的桌子办公。[11]

1946年中,他转入《中华晚报》工作,其中也发生文字案。于是又转行当了教师,兼与人合作开办“求知社”,举行聚会讨论文学和理论问题。1949年学人编小报“夜灯报”,办得不理想,再执回教鞭(他在4年半中,一共在8间小学当过老师),直到1951年被《星洲日报》总编辑黄思赏识,邀请成为《星洲日报》编辑,这样他又再踏上报人生涯。从此《星洲日报》成了他下半生的家,做到1978年才退休。

方修在其口述,林臻笔录的自传性的著作中,从未提到他为何没有参加胡愈之于1946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南侨日报》工作。以他和胡愈之的交情和他的思想来看,他理应成为报社一员。虽然如此,方修在书中有一段描写对胡愈之文采的佩服:

(1946年)胡愈之从新加坡来到吉隆坡,那一天有个什么团体请他演讲,傍晚则由《民声报》编辑部请他吃饭。席间,林芳声(总编辑)请他把当天的演讲写出来,以便第二天在报上发表;于是他(胡愈之)便一面吃东西,和众人谈笑风生,一面则在一本便用笺上挥挥写写,一顿饭完毕,他的一篇演讲辞也写完了。我这才知道胡愈之文才的敏捷,真真达到了李白说的“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地步──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而只听别人在说,我还不大相信呢。[12]

在1979年,方修还为胡愈之在《南洋商报》服务时撰写的时评编辑成《胡愈之作品选》出版,以纪念这位文人对马华文学的贡献,形容他是名「政论散文作家」。

在《前言》中,方修说:“胡氏的社论之所以广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笔的优美。他本来是个优秀的作家,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有很高的写作才华,因而写的虽然是议论文章,文艺性却很浓郁,流丽生动,完全没有普通报纸社论的滞涩枯燥的毛病,这就易于引人入胜了。通常一般报章的社论,很少被列入文学的范畴,但胡氏的社论却被视为政论散文极品,可当文学作品来欣赏,其原因也在于此”。[13]

方修对胡愈之的“惺惺相惜”,也因为两人有很相似的处境。胡愈之半生报办,其文学功绩似乎被「报人精采生涯」盖住;而方修着墨强调胡愈之在文学上的成就,除了敬佩胡是《鲁迅全集》的编者外,也赞赏他通过报办来抒展文学的情怀,这也正是方修的个人写照。两人的关系,也就被方修加以深化下,并通过文笔流露出来,以致我们看到方修不免想起胡愈之。而方修在撰写评论方面,受到胡愈之的影响则是十分明显的。

方修为《星洲日报》服务多年后,便施展他的文学才情,不但对中国文学批评有所掌控,也为自己在日后的马华新文学方面开创出一条带有左翼思潮的现实主义的道路。由报人转为成功的文史学家,方修是第一人;由文学家转成成功的时事评论家,胡愈之则是第一人。

他们的共同点是:思想是左倾的,立论是针对时弊,有时是一针见血的,他们用“现实主义的文学”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理想。

不过,方修作为南来的作家,有几个理由是他不直接涉及政治活动的:他不想成为被驱逐回中国的作家;‚他在马共喉舌报《民声报》工作的时间,目睹一些他不能接受的怪现象,包括相互攻击和背后整人的小动作,而且工作人员良莠不齐,因而即使他也与马共人员相识,且在同一屋檐下工作,他则采取与马共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情况就如鲁迅是左联的领袖,却未参加中共一样。大概这个关系,他醉心研究鲁迅而在本地成为鲁迅学专家;ƒ他的思考比较谨慎,不相信社会革命是短时间能带来美好与完整的制度,可能需要一两百年的才能逐步落实;[14]„他宁可在文学上下苦功,而不介入林清祥在50年代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是以他的作品中对本地政治运动的评论是相对少的。这样可避开尖锐的政治斗争,不成为被关押或被解递的其中一份子。

既然要改变和转移,方修就不得不“独善其身”(原本他是专门采访马共新闻,并作宣传的记者),与马共的关系越来越模糊,也与林清祥领导的统战保持一定的距离,成为被容忍的一介文人。他本身则利用职务上的方便走文学的道路,在其有限的空间转向对新中国的拥护与支持也转向挖掘马华文学史料。这样一来,他所评述的也不成为敏感性的文字了。没想到方修在这方面的苦心钻研却有意外的收获,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

(一) 加入批判胡适行列

我们可以从方修的创作中,看到他的思想脉络,他的第一部处女作《谈小品散文》中,就有下列这么一段话:

“由于中国解除了一切内忧外患,取得了几十年来第一次真正的统一局面,消灭了几千年来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各种思想流派的冲突斗争,也先后得了结论。反映到文艺界上,就是思想有了规范,风格较为单纯。目前的文体,也可以说是「趋向束缚」了”。

“然而,与其说是文体的束缚,倒不如说是文学潮流的转变更为适合些。文学是社会的产物,时移世变,不免影响到有些旧的内容,旧的风格不再出现。而且,这影响是好的,是进步与发展的”。

“旧现象的消灭,思想的规范化,固然使到文章风格,题旨显得比较单纯。但新的东西却另有其更加丰富与深入发展的一面。中国作家虽然不必再创作杜甫那种描写河山变色的史诗,但却更生动的表现出山川形胜的壮丽,提高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的情感;虽然不必再创造出鲁迅笔下那些被旧制度迫害的典型人物,但却雕塑出无数的新英雄的现象,丰富了新文艺的内容;虽然不必再展开波澜壮阔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却把一切文艺和学术问题研究得更加深刻精确,大大地提高了一般理论水平。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更是百家争鸣,多姿多采;文章句法也不显得束缚,倒是比以前那些呆呆板板的学院式的文学更加爽朗生动了”。[15]

在颂赞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带来了革命文学的同时,方修也是中国的当时文学路线的拥护者。如果他不是第一位马新作家把中国的左派批判思潮带入本地,那么他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播人。

就拿中国在1954年开始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的批判来说,方修也在本地对《红楼梦》进行文学批评,虽然日期较为推后三年,但也看到他对“红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功力。他的立场是站在李希凡和蓝翎这一边的,支持《红楼梦》是一部反封建的伟大著作,不是俞平伯所说的是曹雪芹的自传。

方修针对《红楼梦》一共写了13篇文章与7首旧诗,其中在1957年至1959年写的9篇,全收录在其著作《红楼梦简说》内。他说:“红楼梦是一长阕凄婉的挽歌,它悲悼着中国的封建社会那不可避免的没落的命运。它用巨大的篇幅来描写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豪奢糜费,挥霍无度。它也暴露了当时政治上的黑暗腐败,是如何达到了顶点:统治阶层、官官相护、贪赃枉法,豪门贵族,尽可肆意虐害平民。这样的一个社会,还能够维持多久呢?”[16]

在著作中,方修除了批判来到南洋大学执教的潘重规教授的《红楼梦》是部“反清复明”的小说不当外,也批判了俞平伯及周汝昌对红学的研究钻牛角尖,往曹雪芹自传中旋转,因而看不到这部著作的重大历史意义。潘重规在新加坡出版的《红楼梦新解》,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原名“红楼梦辩”),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等都是五六十年代的热门批判书。但更大意义是毛泽东借此再发起对胡适的全面批判。革命文人指责“红学”专家们都是根据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来论述,是唯心论的观点,不值得提倡。这样一来,《红楼梦》成了一部唯物史观的巨著,也被用来进行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左翼思潮冲击下,《红楼梦》变成反封建的代表作;马华文坛也在方修的影响下,观点倾向中国的革命派,以致年青的一代把读《红楼梦》当成对历史的认识和通过《红楼梦》来理解阶级的斗争。

其实,当年毛泽东之决意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真正的目的是要清除胡适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中国年青人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一个以唯物史观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

方修对胡适的评论是这样的:“郭沬若的精深博大,始终使到胡适在中国文学艺术上黯然无光。胡适从金元王国镀了金回来,本来颇以渊博自负,但一碰上郭沫若,却就一筹莫展。胡适写论文、写新诗、写小说、剧本,又搞翻译、搞历史、搞考证;郭沬若也是诗歌、小说、剧本、理论、历史、哲学、翻译、考古,十八般武器样样来,而且每一方面都远远盖过那位实验主义大师杜威博士的得意传人。于至甲骨文的整理,一般出土文物的辨识,以至古代社会制度的研究等等,胡适则是完全外行,连比也没得比”。[17]

显而易见的,在五十年代中期全面与彻底的批判胡适之后,中国已从根本上扫除胡适思想造成的影响,这一坚持直到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又看到胡适“重返”中国文坛。

所以方修挖苦胡适,也是从这一批判思想着手。在他的心目中,有份量人物是这样排序的:“如果写起中国现代文学史来(假定由五四时期到1949年为止),则几位名作家所占的篇幅,大概是这样的:鲁迅占二个专章,郭沬若一章,茅盾一章,巴金、老舍、曹禺合占一章,沙汀、艾芜、张天翼也合占一章”。[18]

(二) 批判胡风维护鲁迅

继俞平伯和胡适之后,遭受严厉批判的是左翼文学理论家胡风。胡风的案件牵连甚广,更出现“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被逮捕下狱。

在这方面,方修的言论也是深受毛泽东的理论所影响,而他所造成的影响是当地的左翼文人基本上都接受五六十年代中国推动的整风运动和批判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不必置疑的。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学路线也加深其对马华左翼文学的冲击力。

为此方修适时作出反应,毫无保留地支持对胡风的批判和清算,他说,“胡风的「那里有生活,那里就有斗争」及「起点在那里?在你的脚下」的论调是很有毛病的。(因为)文艺所反映的必须是生活的本质,必然的现象,而非偶然的状态。生活尽管多种多样,但有些具有代表性的,有些则否。偶然的事例,只显得琐屑零碎,失去现实的代表性,那已经不是文艺创作的好题材了”。

方修这段文字是驳斥胡风的“到处有生活和有创作题材论”。接着他进一步批判胡风的立场是“反动”的。

他说:“胡风那种强调到处都有文艺源泉的理论,原是用以反对作家须深入群众,写工农兵生活的说法的。其实,现代很多国家,都以工农兵为立国的根基,它们可以没有财主与地主,却不能没有工农和兵士。而且在数量上,工农兵又占一个国家人民的绝大多数,他们无论比较商人、店员、知识分子,以至其它各阶层的人士都来得多,所以,一个文艺作家如果想为社会国家服务。他首先不能不为工农兵的利益着想。尤其正当一个社会在急剧变迁,工农兵的新型人物在大量涌现的时候,一个作家倘不深入这一方面去体验生活,发掘题材,塑造典型,那么,他还有什么更正确的写作方向,更可贵的文艺源泉呢?自然,上层阶级和一般小市民的生活,仍然是可以写的,然而这显然不是作家们最迫切的任务,而用什么态度来写,站在什么立场来写,也得十分讲究。这就牵涉到作家必须有正确观点和健康思想的问题,但胡风又是反对这一套的,善辩如他,真也难以自圆其说了”。

“此外,胡风的反对继承民族形式,否定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把中国的古典作品看成「封建文学」,主张应该侧重接受外国新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也是讲不大通的”。

“不错,外国作品自有不少的优点,但它们无论怎样的进步,也无法代替中国的文学遗产。中国的古典作品中,有很多东西是无从在外国作品找到的”。

方修也分析了包括民族的性格、表现方法和语言文字的差别是无法中西相提并论的,“但这并不是说外国作品完全不值得学习,而是把继承民族形式放在第一位,接受外国作家的经验居于次要位置而已。同时所谓继承民族形式,也并不等于取消新文艺,更绝不是复古,而是利用旧形式以容纳新内容,发展旧形式来充实新文艺,使中国文苑益加光辉灿烂。这样来理解继承民族形式问题,相信会比胡风的理论更其恰当些吧”。[19]

方修对胡风的批判的话语,和中国当权派坚持的“工农兵文艺路线”是一条线的。这在当时的马新社会,是少有人能作出这样的针对性的批判。方修则是例外的一位引用“工农兵文艺路线”来演绎马华文艺的路线,这也符合了那个年代马新左翼统战推动的“工农学三结合”的路线。尽管这样的路不是方修开辟的,但他的文艺思想吻合了马来亚的左派政治思潮,无形中推动了左翼文学纳入中国革命文学的轨道,藉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是方修在从事文学批评中所起的作用。更贴切地说,方修在五六十年代成了中国革命文学与马华左翼文学的中介人。由于方修的响应和通过报章广泛地推介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战斗路线,助长了马华左翼文学呈现火热朝天的激情。这也是为什么方修直到今天仍然被视为马华左翼文坛的第一人(就如毛泽东把鲁迅捧为中国革命文学的泰斗)。

就事论事,林清祥(参阅第三章最后部份的注解有关林清祥的简介)没有也不可能领导方修的文艺路线必须为“工农学服务”;而方修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通过对中国新社会的歌颂,对革命文学的赞扬,来影响马华新一代的左派作家创作出无数的颂扬“工农学”的作品。

(三) 批判丁玲自行其是

当方修在海外对俞平伯,胡适和胡风的批判插上一脚后,他似乎言犹未尽,也继续地鞭挞中国当权派所批判的作家。

例如在1957年中国再次出现对“反右斗争”的热潮时,不幸被划为右派的知名作家丁玲遭到整肃及下放后,方修也有话说。他先在一篇《从丁玲“擦地板”说起》中对丁玲寄以同情,并说“我们远在南洋,对于中国文艺界的问题,还是保留批评的好”(写于1958年4月2日)。但在一周之后,方修又有不同的说法:

“几年来,中国文艺界陆续掀起了整风运动之类,几个从前和鲁迅比较接近的作家,如胡风、冯雪峰等,也先后被“整”了,于是,本地有些写作人,常常喜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假如鲁迅还活着,又将怎样呢?”

方修这样分析:

“鲁迅的性格不是固执的,他很肯接受别人的意见。鲁迅是自愿加入‘遵命文学’的,这样从善如流的性格,直到晚年还是保留着”。“这样的一种性格,和丁玲等人那种自行其是的顽固态度,恰好是正正相反的”。

“鲁迅淡泊萌志,喜欢敛藏锋芒,不欲勾心斗角,去和人家争套名位。鲁迅这样实事求事,不怀什么雄心大志的态度,和胡风丁玲等人的喜欢争套什么文坛领导权,也恰好是正正相反的”。

“鲁迅对于新的社会不会“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也早有深刻的远见。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这就显示出鲁迅在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是相当充份的。现在某些曾经是‘左翼’的作家,一个个栽了大筋斗,变成‘右倾份子’,大概就是他们以为劳动者一定会请他们“坐特等车”和“吃特等饭”的缘故吧?”(写于1958年4月9日)[20]

方修在字里行间否认鲁迅会变成“右派”,也不以为鲁迅会遭受批判的观点是比较主观的,用今日的眼光来审视,方修是带有认同中国当权派的立场,下意识的认为被批判的是“堕落成右派”的人,而不堕落的,是不会被批判的。鲁迅就是属于后者。他就是借鲁迅之名来弹胡风、丁玲和冯雪峰等人,显见他的文艺观也是一面倒向中国的。

下面这一篇文章,可以概括性地看出方修的文艺观:“「伟大」的作品之所以成其伟大,经常是由于它们是各个阶段的改革斗争的产物,是适应着一个特定时代的要求而出现的,并非只由于作者们的艺术手腕的高超而已。同样的,在现阶段中,文艺作家如果要想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他首先必须服从于现阶段的战斗的要求,必须适应着目前人民大众的要求。此外,它还要能够反映新环境的风貌,描写新群众的生活,塑造新英雄人物的典型,表现出人民的意志,希望和要求等等”。[21]

(四) 与中国革命文学共呼吸

从上述不难发现方修与中国的主流文学(革命文学)是共同呼吸的,也认可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正如中共当年的文学理论权威周扬这样说:“现实主义是同政治功利性分不开的,中国的新文学是沿着现实主义的主流发展来的,现实主义和文学的功利性常常连结在一起,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曾占有过地位。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诸人,就都是文学上现实主义的主张者。他们反对雕琢虚伪的文学,反对把文学当作装饰品,而主张文学的实用性,主张文学应当于群众之大多数有所裨益,应当成为革新政治的一种工具”。[22]

作为对鲁迅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方修毫无掩饰地表达他对鲁迅的钦佩并服膺他的文学主张和风格。这样一来,方修拥护新中国的主流革命文学是极其自然的趋向,但他的这一“文学观”也曾遭受到他的“文敌”指责为“向遥远的当权者邀宠”的文人。[23]这类攻击和批评在80年代后尤为突出。

虽然已经烙下“唯物文学史观”标记的方修不曾公开表明他的文艺观带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他在后来注重编纂马华文学史时,也对选稿和收集资料订下两个标准。其一是要求作品能够反映作者所处的文学历史时期的重要现实,或者内容上具有本时期的时代特征;其二是要求作品能够体现作者所处时代的先进思想。在这两个标准中,或者是具备其中一个。

方修认为马华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全部的创作历史,是马华文学创作的主流”。[24]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方修编纂的《马华文学新文学大系》并没有把被视为台湾派的《蕉风》等刊物和文章列入其中。虽然方修在选稿的标准不能算是十全十美的,但他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例如他在1967-70年出版《马华新文学选集》四册,即《小说一集》、《小说二集》、《戏剧》及《诗歌》。1970-72出版《马华新文学大系》,十册,即《理论批评一集》、《理论批评二集》、《小说一集》、《小说二集》、《诗集》、《戏剧集》、《散文集》、《剧运特辑一集》、《剧运特辑二集》及《出版史料》。1979-87年出版《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四册,即《小说一集》、《戏剧一集》、《散文一集》及《诗集》。1988-91年出版《马华文学作品选》八册,即《小说》(战前)、《戏剧》(战前)、《诗集》(战前)、《散文》(战前)、《诗集》(战后)、《小说》(战后)、《散文》(战后)及《戏剧》(战后)。2000年出版《战后马华文学大系》六册,即《理论及批评集》、《小说一集》、《小说二集》、《戏剧集》、《诗集》及《散文集》等,不愧是马华文学史的一大丰收。

另外,他还编辑战前及战后著名作家作品选集,如《郁达夫选集》、《胡愈之选集》、《铁抗作品选集》、《原甸作品选集》等等不下廿本。

至于他本身的著作,从1957年到2000年已出版的共有39本,可谓著作丰富,洋洋大观。

这些作品包括:1960年出版的《红楼梦简说》和《避席集》(大部份关于鲁迅的文学批评),1962年出版的《马华文艺史料》及先后出版《马华新文学史稿》上卷(1962年)、《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卷(1963年)和《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1965年),一时成为“轰动马华文坛”的大事,因为从来没有人对马华文学做过如此有秩序和分门别类的整理及评述,更大胆地针对马华文学的起源和发展作出年代的分期。他确实是第一个提出了马来亚存在着丰富的文学史料,而且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他在60年代即已奠定他的文史家的地位,更为左翼文学工作者视为“马华文学史权威”。自此以后,他陆续出版的著作有《马华新文学简史》及《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1974年),及至90年代终于完成马华文学史的编撰大工程,因而有了方修研究学的出现。例如欧清池的博士论文(新加坡大学)《方修及其作品研究》(上下册)(2001年)是为一例。而集大成者则是马来西亚董教总(华校董事联合会及华校教师总会)在2001年首次主办《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邀约国内外知名作家参与其盛,将方修的名气推向海外。董教总虽然不是政治机构,但它的捍卫华教及争取平权的斗争曾与左翼阵线同声应气,以致在千禧年后它仍然被视为左翼统战消失后遗留下来的硕果仅存的组织(虽不尽然是,但总有左的影子在其中),因而才有了颂扬方修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行,这对马华文学的传承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2年董教总出版了《方修研究论集》成为纪念方修的重要文献之一)。由此可见,方修在马华文学史中的崇高地位,不因遭受不同流派的批判而失色,即使到了今天,就收集文学史料而言,尚无人能出其右。

从方修的立论中,他明显指出马华新文学是历史的产物,它必带有反殖的精神。他这样说:“如果说反殖就是左翼,那整部马华文学史都是左翼。我认为写文学史的任务就是去记录和描写往事。至于把写文章的人看成左翼或右翼,那就不是写历史的人所关心的。尽管以殖民者的眼光看,反殖都是左翼。我们却应站在历史工作者的立场来看待问题”。[25]

他认为,马华新文学的主流以反侵略、反封建、争取独立、追求民族自力更生的现实主义为基础。这一观点不仅贯穿在其文学批评言论中,也反映在对马华文学史的编纂上。即使因此被指为左翼评论家,他也不以为意。由于他的“择善固执”也出现了中国学者在后期对他作了如下的评价。

其中之一的是广东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剑辉这样说:“方修不但以现实主义为基点来考察文学发展的历史,而且以此来审视具体的作家和作品。通观方修的史著,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在文学创作中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采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家,他都给予较高的评价;反之,凡是背离了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价值立场,又采用了现代派手法进行创作的作品,他的评价一般都不高,有的甚至被贬之为‘世纪末的形式主义文艺’。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难免有偏颇之处”。

“除了过于推崇现实主义,导致了对某些作家的批评失之偏颇外,方修的文学史著也还存在着其它的一些缺陷。一般来说,他在发掘、整理资料方面的论述也较令人满意,然而他对于作家的思想、风格、特征缺乏更具体准确的把握,对作品的分析有时过于简明,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学史著的理论深度和美学价值,因为从更严格的意义来说,一部真正具有震撼力,能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文学著作,应是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所说的文学史料、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者的圆融贯通。没有史料为基础的文学史必然流于空疏;反过来,只有史料的堆砌而没有批评的穿透力,理论的高度概括力的文学史,则很难达到血肉丰盈,神思飞动的境地。不能说方修的文学史著中没有批评洞见和审美的理论观照,但应当看到他的史著在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26]

其中之二的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宁提出:“即使出于某种正义或道德关怀,也不能为“史识”牺牲“史实”。因为“史实”能使人破除幻想、认识真理,并在此基础上改变现实。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真理就是力量”。

为此他认为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成就,有两点是大家共同认可的,那就是:一、这个民族,这个时代创造了一系列伟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情思,以经典形式广为流传。二、这个民族,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热情而有鉴赏力的读者,他们广泛的阅读使文学成为一种普遍的、大众化的活动。如果只有作者创作的呼唤,没有读者阅读中心点的响应,所谓文学也就半途而废了。[27]

周宁所说的“史实重于史识”也与陈剑辉的“美学价值”不期而遇地落在对方修编马华文学史的批评。他们在肯定方修的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方修在选稿的标准上的政治考量多于文学理论所要求的“美学和经典”的不可从缺(周宁的第二点,笔者已在第三章中的《马华小说本土化》一节中有所回应)。

既然方修的“马华文学史观”带有左翼思想,不可避免地在70年代初期,就有一批非“革命文学”或非左翼文学的文人通过“另类的编史”来与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打对台。这批作家包括李廷辉、孟毅、周粲、苗秀、赵戎及锺祺等人在1971年推出“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与方修的立场有所不同,在内容题材选择上也是形成两个对立面。

李廷辉当主席的编委会所出版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共有8册,即第一集《理论》、第二集《小说一》、第三集《小说二》、第四集《散文一》、第五集《散文二》、第六集《诗歌》、第七集《剧本》及第八集《史料》,内头收辑的文章,与方修所挑选的也大不相同,虽然有少数是重复的。最明显的是大量转录了《蕉风》杂志的文章。方修则未有采用。

前面提及《蕉风》的出现与左翼统战文学唱反调是因为《蕉风》的内容与所刊载的作品被左派视为脱离现实与群众的“现代派”的呻吟,所以也不被方修重视,未被纳入马华文学史中,导致“非左派”的文人借70年代的时机试图扭转局面,因而有了“另一部”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编纂。

请注意李廷辉等人用的是“新马华文文学”,而方修坚持的是“马华文学”。这其中的奥秘是带有时代的政治色彩。方修倾向左派思潮中的“马新一家人”的观点,即使在1948年“马新分治”及1965年“马新分家”后,左派统战仍未“承认”分隔的事实,而是坚持“马新是一体”的,尤其是在政治斗争方面。方修没有改变他的大题目,原因可能就在此,但在后期(80年代)的改动而成为“新马华文文学”,则已是时移势易的事了,特别是在左翼思潮消退后,方修已不再有此坚持了。

不仅于此,《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委会主席李廷辉在《总序》中把方修的“文学史”分期打乱了,提出了一种对立的论调。他说:“自1957年后,马来亚很多作家就改变了作风,转而追求唯美主义了。在这种思想之下所产生出来的作品,其所强调的是文学技巧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内容方面的问题,这后者是被降贬到次要的地位去”。

“至于新加坡方面呢,可以说自1963年开始,文学思潮也开始分裂为两个源流,同样也有很多作家走上了唯美主义的道路。到了1965年之后,这种趋势是更加明显起来。至于在目前(指70年代),情况就好像是不但唯美主义的作品抬起了头,就是这一个派系中的极端代表现代派的阵容,也有了壮大起来的迹象”。[28]

李廷辉在文章中否定了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在那个时候所起的作用,反而被唯美主义或注重文学技巧所取代了。这种论调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是无视马新社会仍处在政治变革的大时代,也无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转而将文学与社会切割开来,形成文学是文学,与社会无关,仅仅是追求唯美主义或现代派的一种品尝的艺术。

尽管有所争议,方修一直坚持他的立场,而有了下列的评语:“强调马华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血缘关系,他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有较客观辩证的治史的态度,同时有较通脱的文学观念和较宽广的文学视野,所以他并不因为提倡马华新文学的独特性而无视马华新文学乃脱胎于中国新文学这一历史事实”。[29]

我们要补充的是,方修已承认他是受鲁迅和郭沬若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他的文学观和思想是具有左翼的立场,也就是离不开现实主义,正好说明他的思想传承了鲁迅的精神。

[1]《大学青年》第六期,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61年,第1-6页。

[2]同上,第12页。

[3]《大学论坛》第三十期,南大学生会出版,1962年10月22日,第5-8版有关《鲁迅逝世廿六周年纪念特辑》。

[4]同上,第6-8页。

[5]《大学论坛》第31期,1962年11月14日,第8版有关《我们应该向鲁迅学习些什么?》一文。

[6]杨松年著《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262-273页,宋丹之文引自《我国现阶段艺术工作的几个问题》,见《文艺与生活》(新加坡)赤道文艺出版社,1962年。

[7]方修著《避席集》,文艺出版社出版,1960年,第21-23页。这是方修继《红楼梦简说》后的第四本著作,也是一本鲁迅研究的评论集,间中穿插相关的批评文章。

[8]林太乙著《林语堂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89年,第207-208页。

[9]方修著《避席集》,文艺出版社出版,1960年,第23-24页。

[10]王润华著《从反殖到殖民者﹕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收录在陈大为、锺怡雯、胡金伦主编《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4年,第121页。

[11]这事是笔者在1971年在槟城认识方修时,他亲自向笔透露的。当时笔者是《星槟日报》的编辑,而方修是《星洲日报》的编辑。他来槟城小住一个月,其中一项他自己的任务是收集报章副刊中有关早期的文艺作品,尤其用心收集郁达夫的文章,因为《星槟日报》于1939年1月1日创刊时,郁达夫被《星洲日报》委派兼编《星槟》副刊的文艺版(双周刊)。《星洲》和《星槟》当时是姐妹报,同属已故胡文虎创办的华文日报。

[12]方修口述、林臻笔录《文学报刊生活》,仙人掌出版社出版,1987年,第70-71页。

[13]方修编《胡愈之作品选》,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出版,1979年,第1-6页。

[14]欧清池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上册,春艺图书贸易公司,2001年,第295页,本著作是欧君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的论文。

[15]方修(出版时署名任辛)著《谈小品散文》,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1957年,第48-49页中《谈文体》一文。

[16]方修(任辛)著《红梦楼简说》,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1960年,第1-23页。

[17]欧清池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下册,春艺图书贸易公司,2001年,第563页。

[18]同上,第562页。

[19]方修著《避席集》,文艺出版社出版,1960年,第9-13页中有关《生活、题材、及其它》一文,写于1955年7月5日。

[20]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1974年,第141-147页中《从丁玲“擦地板”说起》,内分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三篇,写于不同日期。

[21]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1974年,第148-153页,内收方修的《也谈“伟大的作品”》,写于1955年11月。

[22]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0-1990),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7年,第793-794页。

[23]甄供编《方修研究论文集》,董教总教育中心出版,2002年,第50页关于吴岸论《方修的诗与马华文学史》一文。

[24]同上,第34页中有关努山塔拉(韩玉珍)论《方修文学与现实主义》。

[25]甄供编《方修研究论文集》,董教总教育中心出版,2002年,第83页中甄供《试谈方修的生活与文学工作》一文引述方修著《新马文学史丛谈》第370页。

[26]陈剑辉著《杰出的马华文学史家方修》,收录在甄供编《方修研究论集》,2002年,第87-98页。

[27]周宁著《新马文学史的见证》,收录在甄供编《方修研究论集》,第133-143页。

[28]苗秀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教育出版社出版,1971年,第1-5页,有关李廷辉撰写的《总序》。

[29]甄供编《方修研究论文集》,董教总教育中心出版,2002年,第95页有关陈剑辉著《杰出的马华文学史家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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