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马华新兴文学的发展
一、文学大众化与剧运
在中国“革命文学”取代五四文学后，瞿秋白等批判胡适倡导的“白话文”是“死的白话”，是“新文言”；而他要推动的是大众化的“俗话文学”，因为识字的人极少，应当提倡和口头文字离得很近的作品（话剧运动的蓬勃，也与此大有关系）。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运用最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胡愈之认为“大众语”应当解释作“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大众语言’和五四时代所谓的‘白话文’不同的地方，就是‘白话文’不一定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而大众语文决不容许没落的社会意识混进了城门”。[1]
同样的，文字大众化也在马华文学界顺利推开。这主要是因为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有两位报坛主将张叔耐和林克谐（林穉生）率先提倡白话文。虽然他们都是用文言写作的高手，但有鉴于“从中国南来南洋的华人，间中目不识丁者，原来不少，可是略释之，无知晓文字的，也多多呢！因此需要通过浅显的文字来传达信息。张叔耐更表示“报纸是开通风气的东西，自要使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好”。林克谐进一步表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在学校推广白话国文教授。虽然也有少数的保守派分子反对，可是不成气候。经此力倡后，1925年《新国民日报》副刊《南风》开创马华文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全部包含纯白话文作品的文章，为马华新文学的发展带来一个新纪元。[2]
由于白话文之成功，给新兴文学带来极大的便利。虽然大众语运动发端于上海文坛，而于1934-1935年在马来亚展开，但马来亚所接受的是思想感情的大众化问题，不只是语文问题。正如中国也把此转成语言的大众化，意指无产阶级口语的通俗化，毕竟拉丁化汉字不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与大众化相适应的是话剧的推动。最初是槟城剧运最为活跃，但在1929年《星洲日报》《繁星》刊登诗剧《十字街头》被对付后，南洋文艺色彩一落千丈。接着1930年《光华日报》因出版《革命的五月》被勒令停刊三个月；还有《叻报》也发生文字狱，终于造成剧运趋向低沉，直到1933年又再新加坡蓬勃起来。[3]方修认为马华剧运重心由槟城移返新加坡是一个重要现象，因为剧运本来由新加坡发难，而后由槟城取而代之，复再回到新加坡又促成剧运活跃。[4]
在我们肯定剧运的发展有助于文学大众化的当儿，也要了解在1926-1936这一段“革命文学”成形期间，演出的话剧主要是要努力探讨戏剧的改革，尚无法满足“革命文学”的要求。方修说: “这里所谓‘新兴戏剧’，并不等于新兴文学中的戏剧创作，而是兼指剧本创作与表演方法而言，也就是要建立一种内容和形式完全崭新的戏剧表演。当时这一个新兴戏剧运动是取得一定成就的，不过剧本的内容与演出艺术并没有很好的配合，未达到浓厚的新写实主义的色彩”。[5]因此我们将此阶段的剧运视为走向高潮（抗日时期）的奠基，伺机再出发。而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于把文学大众化变成强有力的宣传工具。
二、新兴文学的创作方向
在新兴文学思想影响下，创作方向与内容有了一定的改变。比如增加描写中下层阶级的生活；以南洋作为背景，再提升马来亚化（指内容表达）的作品；加强对中国命运的关注；致力于话剧的演出，倡导和实践文艺平民化和大众化。
配合时势的需求，当时作者的作品，都出现上述写作倾向。例如，早年著名的新兴文学鼓吹者林姗姗（战前在《光华日报》及《现代日报》服务，战后出任《星槟日报》总编辑，六十年代起曾与笔者同事，也是笔者的直属上司）。他的话剧创作《良心之狱》描写济南惨案发生后南洋各地华人群众的反日反汉奸行动。方修形容林姗姗从当时的一些社会事件中，发现了群众的力量，把群众的洪亮的吼声带上舞台，这是我们把它列为新兴思潮的滥觞中的产品的原因。[6]
寰游的诗剧创作《十字街头》更是引发文字狱。他写的是马来亚经济不景气下，失业群众流浪街头，终于结队游行。失业矿工大骂雇主刻薄可恶，宁愿把白米饭喂猫狗，都不肯救济一下自己的老工人。剧中又引导群众要团结和寻找出路，因为工人是创造世界的主人。结果群众四面八方响应，要讨回生产工具，舞台发出雄壮的歌声。[7]此剧被英殖民政府视为有煽动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意图，乃采取行动对付报馆。
这篇刊于《星洲日报》副刊《繁星》的诗剧在结尾时有如下充满革命的豪情：
繁华的世界，
灿烂的河山，
不是我们劳动的血汗，
谁有本事创造这一片？
我们的血汗酒遍了大地，
我们的力量充满了全身，
我们是造物的神，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全世界的饿者们，
烧着我们的心火，
振起我们的精神，
和恶环境拼个死活！
全世界的饿者们，
请听我一声口号，
大家一起努力向前进，
去夺取我们的自由和面包！[8]
被方修指为马华新文学史第一部中篇小说的《峇峇与娘惹》是丘士珍1932年在报章连载，1934年出版的单行本。此书内容涉及乱伦，情节接近荒谬，但点出马来亚社会本土华人的没落与悲剧，具有南洋色彩和本土内容。它是写一个买卖树胶商人受到不景气的打击而破产的经过。当老商人的营业还很顺遂的时候，洋楼汽车，一妻二妾，生活极尽奢华，但家庭内部十分糜烂，儿子峇峇与女儿娘惹在闹姐弟恋爱，三姨太与车夫有染。外甥女阿美由中国南来，寄居舅家。虽进入华文中学读书，与峇惹姐弟之英文教育有所拦格，但不久也被这个洋化家庭所同化，由一个乡下小姑娘变为摩登女性，接着就与峇峇结婚，当起少奶奶。
峇峇婚后，姐弟恋陷溺更深，终为阿美发觉，引致夫妻反目。老商人为解决此纠纷（丑事），特遣峇峇赴英留学。但因老商人生意破产，乃将女儿娘惹送给同业张亚添做填房，希望利用裙带关系，重振商业。可是张亚添也是受世界经济萧条打击，家道中落，不但帮不了老商人，连娘惹也养不起，被逼为娼，以维生计，其母更因此被活活气死。
家庭遭变故后，老商人意志沉消，经常流连鸦片馆。峇峇也辍学返家，但与阿美分房而居。日唯变卖家中器物为业，夜间则寻花问柳。一夜在妓院与姐姐娘惹重逢，遂相偕归来，买凶弒父，并资助三姨太与车夫苏芒离家私奔，造成悬案。姐弟俩从此成了一家之主，公然同居。最后被阿美侦悉事件真相，出而告发，将峇峇与娘惹绳之以法，自己也离开破落之家走上新生。[9]
这个故事虽然不可理喻，但点出马来亚社会上层阶级的荒唐生活。其中的奥妙处是引用“峇峇与娘惹”作为人物，而在马来亚社会，泛指本地土生华人，属于受英文教育的族群，效忠于英伦，也成为英殖民者的“宠儿”。我们不知道作者丘士珍用意何在，但他在结尾留下一段是耐人寻味的话，也力图使他的创作在马来亚化下又带有新兴阶级文学的意识：
“阿美在理智的评判下，她似乎已经醒觉了。南洋的社会是这样的。她想到她是一个女子，不能即刻走到时代面前去，不禁索然。但难道女子就不能为人类求解放么？她又矍然了。她的思想跟着光阴急速的转变，她愤恨这个吃人的社会。这吃人的社会沉没了她的青春，泯灭了她的理智。现在她是醒了；她认清楚了谁才是他的敌人，谁才是社会的始作俑者；她决意踏上征途，牺牲一切，为盘石下的大众谋解放，争自由！
阿美，她经过了惊涛骇浪，她不灰心，不像旧式的女人一经挫折之后，就要削发做尼姑、投水、吊颈。时代展开在她面前是美丽的；她已在时代狂涛里跟着浪头涌去了”。[10]
这一段结语与作品的内容显得格格不入，也十分含糊。一位少奶奶的摩登女性，怎么经过家变后会成为妇运的解放者？她的群众在那里，投身到什么运动去？作者都没有交待。所能做的解释是作者企图使其作品符合新兴文学的要求。
带有强烈南洋色彩但又不失新兴阶级文学路线的诗歌有张楚云（张楚琨，1911年生，9岁南来，1930年协助陈炼青编辑《叻报》副刊《椰林》。后离新北归。1937年再次南渡，在《南洋时报》主持副刊《狮声》。日本南侵前夕，与胡愈之及郁达夫人等人避难印度尼西亚。战后从商，曾出任《南侨日报》总经理。后回中国（应是1950年），曾任厦门市副市长，全国归侨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人大委员）[11]的《新世界之夜》（注新世界在当时是花花世界的娱乐场所，分设在新加坡及槟城等地）：
昨夜当那寂寞袭来，
我步入魔鬼的世界。
花露香，溢盈在周围，
五色中，我瞥见群鬼。
淫欲与快乐的声浪，
暗示着灵魂的灭亡。
在这里，充满了虚伪，
假的娇笑，伪的谀媚。
在这里，氲氤着铜臭，
市蝇与俗伧之行乐。
卑劣的享乐主义呀，
且睁眼看人间悲剧！
社会的榨取者呀，
我希望你们快亡，快亡！
还是个魔鬼的舞场，
朋友，离开吧莫彷徨！
走向十字街去，朋友，
看那血与汗之来由。
快离开呵我的兄弟，
去撞响时代的钟声！
人间无数诚恳之心，
正期待那响的钟声。[12]
最力倡新兴文学加入南洋色彩的陈炼青的散文《天堂》是一篇雷霆之作：
“宗教家庭永远是站在资产者一方面的。他们只怕穷人不愿永远做奴隶，所以处心积虑想出一个精神胜利底方法，散播在人间，使贫者遇到如何不平等事都抱无抵抗主义，天天梦天堂底辉煌，梦未来的美景，如是使足寻求灵魂的慰安。而结果是沉醉，是阑珊、依旧做牛做马！
天堂是一个陷阱，它会引诱穷人离开现实追求空虚，把一切反抗力全部由那天堂诱惑底波涛卷到海心里，一心一意只想死后享受灵魂底幸福。
聪明与愚蠢只隔了一张纸，可是这张纸无异是一道鸿沟。要打破这鸿沟，连带地要打破天堂的迷梦。
站在现实是反抗，追求空虚是自促灭亡。死后有所谓灵魂本来是宗教家骗人底技俩。你看，穷人们还多够愚蠢，偏信仰着。
然而我愿以生命之火，由口中冲出来，焚烧那空虚底天堂以及一切陷阱。[13]
陈炼青此时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导入他的思想中。这正是新兴文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尽管1932年至1936年是马华文学消沉和歉收的时期，诸多文人被英殖民政府驱回中国，但新兴文学还是在挣扎中成长。在1937年之后，马华新文学运动又进入另一个辉煌的篇章。
这个时期的新兴文学创作，大体上遵循了中国革命文学的路线，突出了阶级意识，描写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抗斗争，抒发革命斗争的热情，同时也向大众化倾斜。
[1]杨春时著《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64-65页中引述下列各文：《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载1930年3月1日《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载1932年4月25日《文学》第一卷第一期，《大众文艺的问题》，载1932年6月10日《文学日报》创刊号；《文言－白话－大众语》，载1934年6月18日《申报·自由谈》；《关于大众语文》，载1934年6月23日《申报·自由谈》及《大众文艺的问题》，载1932年6月10日《文学日报》创刊号。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