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政治世界越来越精彩不仅是因为两线制已经成形，而且政治领袖开始不厌其烦的抖出陈年往事，让我们看到政治的内幕，也让我们感受到上层的斗争是影响深远的。
如果说在过去的马来西亚政坛只有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撰写回忆录，间中也批评马哈迪政府的施政，那么来到今天则是更见精彩了。先是李光耀出版其回忆录（90年代末期）和评论文章褒贬时弊；继之陈平也讲述《我方的历史》（2003年），在历史的上空与官方的观点碰击，当然也填补了某些历史的片段。
来到2011年，马哈迪的回忆录也出版了，书中更是将许多悬而未解的课题抖了出来，针对安华的章节也有详细的描述。
本来原以为只有东姑及马哈迪喜欢舞文弄墨而其他首相是不会萧规曹随的，例如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及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就没有出版回忆录。现在连平日不喜高谈阔论的第五任首相阿都拉也出版了由别人代笔的阿都拉年代的政治史。从报章的字里行间的引述来看，阿都拉也回应了马哈迪对他的种种指责，更不讳言地指出了国家在他领导时所面对的问题。
这就是说，在阿都拉开腔后，他也准备面对马哈迪的驳斥。与此同时，李光耀的《李光耀看天下》更是触及马新之间的敏感课题。
既然他们都赶在这个时候掀起不同政见的热议，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也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好好的阅读及消化，毕竟只有从历史中才能分出对和错及窥见利和弊；同时也只有历史能推论出一位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败，或衬托出他的优与劣。尽管他们所说的和所回应的答案不一定被人民全盘接受，但有向历史交待好过保持沉默或让“真相”石沉大海。
其实不单是巫统的领袖，马华及民政乃至行动党的领袖都应有其回忆录向历史做出交待，也应有退休后的评论文章。可惜的是，如陈祯禄、林苍祐、陈修信、李三春等人都没有回忆录。虽然有留下他们的言行和重要演讲录，但不足以回答历史的重大问题。
比如林苍祐没有很好地交待他在马华内如何领导改革成功后又如何面对失败，他有后悔离开马华吗（1960年）？他若不离开马华，可有机会东山再起吗？这些他都未曾表露。
同样的，李三春为何要在1983年离开马华引发了一场大党争？直到今天，他都一言不发。如果说连阿都拉都回应马哈迪了，李三春也不妨在此时将真相公诸“天下”，让所有的华人都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就行动党来说，林吉祥是写作的高手，但尚未出版一本较为完整的回忆录来回答一些重要的课题（也许要等他退休之后才出版），例如他为什么在1982年未直接与李三春交锋？而后来又为什么与林苍祐交锋（1990年）？还有他为什么在1999年会移师国会选区而遭遇滑铁卢？同时，他是如何应对90年代及千禧年发生的逼宫（逼他退出领导层）的事件？
此外林敬益领导民政党27年，也没有留下回忆录。现在阿都拉的“著作”又矛头直指许子根，说他相信许子根的判断，但直到中途才发觉民政策略不中用。
这段故事应是指在2008年大选提名后，当竞选来到中段时，阿都拉突然建议首席部长人选由他亲自“钦点”邓章耀，这与许子根的原先计划有出入（原嘱意丁福南接班）。正因为有此变化，也导致首席部长人选出现“混淆”局面。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最终国阵决定不公布首席部长人选，而是等到大选成绩公布后才敲定人选。这种“错误”与“失策”的决定，也使到选民对人选的不确定有所反感。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大的原因是选民对国阵的施政有不认同的强烈感受。这之中包括如阿都拉指出的巫统内有人搞种族主义，但阿都拉说308政治海啸与华裔不支持政府政策无关，也是不正确的判断。
事实是，国阵的政策在霸权政治与一党独大的氛围影响下，使到选民感到难以适从而求变。就这样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发生了。因此这也与阿都拉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不善忘的话，在2006年，马华总会长黄家定曾联合非回教徒部长向首相提呈一份宗教备忘录，结果被促收回，华裔不满的情绪也就由此散开了。
因此倒是希望许子根及黄家定能针对历史事实还历史一个真相，要不然许子根就似乎背着痛失槟州政权的“骂名”。
无论如何，我们总认为既然当下流行回忆录或历史交待的玩意儿，那些曾当家的政党领袖也就有必要和有勇气让历史真相公诸于世；尤其是影响政局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不应烂在肚里，而是应该加以澄清或诉说本身的历史，以便我们的政治在未来有所依据和赓续不断而不会因真相被掩盖出现断层或悬而未解的尴尬局面。
刊登于2013年8月12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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