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达了第9号文件，促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干部严密注意“七危险”警告，综合起来有下列几个重点：来自西方学者及中国的一些个人和单位大力鼓吹西方宪政，企图从内部改变中国的体制。与此同时，西方的舆论也把宪制思潮与新自由主义挂钩，积极推动中国从社会主义专政转向资本主义体制。
与此相适应的，它也向中国人民倡导人权的普世价值，追求媒体独立和重视公民社会的权力。当然也免不了揭开中共的一些重大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带来的悲剧，并对现制度下的贪污腐败案件穷追猛打。
不论这份文件是否存在或只是西方舆论的一项炒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确实存在这样的严重问题。
无可否认的，打从80年代开始，在邓小平推动下的改革开放运动中，资本主义的思想与管理方法已悄悄地向中国移进，先是通过企业的兴起、外资的引进，继之出现跨国公司和西方的研究基金，再下来就是“名正言顺”地出现要求中国向西方看齐的舆论，向美国的西方政治制度看齐。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颇有成效，整体来说国家还算稳定，面对的不安局势只限小范围，也就被认为是因为引进西方的经济制度才挽救了中国的因文革的浩劫几乎破产的经济。
久而久之，在潜移默化下，中国的学者也加入了要中国向民主看齐的运动，比如2008年一批学者提出声势浩大的《08宪章》，以及今年一批海外华人提出的《公民宪章共识》。虽然他们的人数分别在300人及1000人之数，不算很多，但因为在中国海外被广泛报导，也就形成一种压力罩在中共的头上。
其实不论是邓小平的年代还是江泽民的年代乃至胡锦涛的年代，中国只在经济上松绑，并未在政治上改变性质。因此当去年进入了习近平的时代，中共的政治体系也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在中国看来，西方；尤其是美国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是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允许资本垄断，反对国家干预，结果形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两极化。
在这方面，即便中国没有正式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各地的企业显然已受到西方的影响，出现了明显与严重的两极化。
为了制止两极化的恶化及为了稳住中共的社会主义专政体制，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近期内发动反宪政与反新自由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在预料之中。
这使我们想起在50年代当中共取得大陆执政权及结束韩战（1953年）重返国际社会之后，就开始面临美国的渗透。当时美国采取两面夹攻中国的策略，明的通过西方世界宣扬资本主义好，希望中国向西方学习；暗的则通过内部的灌输行动，让中国接受西方制度远胜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体制。于是在50年代出现了“和平演变”这一政治术语，意思是说，不必经过革命，也不必通过武力，即可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毛泽东当时形容为敌人的“糖衣炮弹”；西方则认为从内部化解社会主义（共产）制度是可以办到的。
不过在毛泽东的强力抗拒下，所谓“和平演变”成了历史名词，中国大地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不间断运动，就是毛泽东为防止“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好武器，老百姓也因政治的需求面对不同的挑战。
同样的，当邓小平于80年代开放中国时也没有想到要变质社会主义，而是他相信社会主义是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也可以让一部分人民先富起来。
可是经过30年有余的改革开放，中国似乎在许多方面已资本主义和向钱看了，例如几乎所有的旅游景点都设收费站，已找不到免费的旅游区了。但改来改去，就是政治不能改。也因此批判宪政（借民主之名颠覆中国的体制）成为当下中国的新任务。
至于在世界越来越小的当儿，中国更加需要巩固其既定政治势力，否则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刊登于2013年9月2日《号外周报》第6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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