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上位成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是得利于改革开放下的新一代领袖。生于1953年的他是在1974年才加入中央。这一年中国文革进入第二阶段，也是批林批孔运动最热炽的一年。
当文革在1976年结束后，习近平几乎是平步青云的。最先于1979年被派往国务院工作。在1985年后他南下福建工作，一直到2002年才离开福建省转赴浙江担任省委书记，前后历时17年。他对福建的熟悉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习近平不是福建人，而是陕西人。虽然他是在解放后出生，但与延安有密切的关系，主要是其父亲习仲勲在延安是赫赫有名的领导人，但在1962年被下放，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获平反。
很显然的，习仲勲的平反与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对习近平的上位是很有帮助的，当习仲勲于2002年病逝世时，习近平已是浙江省的领导人，且在那一年完成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
2008年，他成为国家副主席，意味着在5年后他将接替胡锦涛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果然在2012年，他顺利地成为国家主席、党总书记及军委会主席。这种三合一的体制首创于毛泽东，而在邓小平于1978年第二次复出后几经辗转才被确定下来。
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尚不能推出三合一的体制，而是党总书记与国家主席及国务院总理是分开的，直到江泽民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委为中共总书记后，才成功地推出三结合的政策，即党总书记也兼任国家主席及军委会主席。
有人不同意中共的体制，认为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但有人同意，认为权力的集中可以防止权力分散下的权力斗争。就这样，在为维护“以党治国”的政策下，江泽民将三大职务统在一起，到了胡锦涛于2002年接棒的时候，权力乃告顺序转移。同样的，习近平的上位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成为新领导人的。
不过，当下习近平面对的挑战和问题比胡锦涛来的严峻，因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已越来越与资本主义接轨，甚至可以做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能与资本主义政策挂钩。
正由于经改显著，也就触动了不少人也要求中国进行政改，这对习近平来说绝对是个大问题，因为直到今天为止，中共的政体并没有迹象显示会有所改变，“党指挥枪”及“以党治国”的理念并没有改变，而是展示了中共的一贯体制。因此在习近平领导的未来10年，预料政改会是小规模，不可能是大手笔改革的。
尽管中共推行的是中央集权利，但地方上的权力却依然存在。这些拥有“自主”权的地方政府也是制造贪污的温床。许多被抖出的案件被揭发后才发现它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地方官滥用权力饱中私囊，能吃多少就多少，甚至狮子开大口要吞了上亿的财富。
我们也因此不必惊讶一个官职不大的贪官被提控后竟有过千万的身家，也有人是过亿身家。这种地方主义的政策衍生出这么多贪官污吏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毕竟在我们的眼中，社会主义的国家已把“个人献给国家”，理应不会有人罔顾法纪贪污滥权，可是利用改革开放的空档来年巨利的仍是大有人在。
这样一来，政府除了提控再提控外，也没有什么法宝来遏制贪污，只好再贪再抓，再抓再审。
由于经济犯罪扑之不灭，中共也就有必要考察和观察如何才能以有效的法治控制贪污，这就是习近平要认真看待的第一件大事。
另一方面，习近平的“回到延安”的思想和精神也显示了政治体制的延续和一贯性，不会因经改而随波逐流，但怎样才能使到经改与政治体制相结合，倒是一个大挑战。
无论如何，现在看来，习近平还是采取从外到内的巩固中共政权。他的马不停蹄地出国访问，正好说明了他喜欢通过与各国的往来来调和与缓解国内存在的矛盾。究竟能产生效果到什么程度，我们还需要观察一个时期才能下定论。
刊登于2013年10月14日《号外周报》第6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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