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华人农历新年的大热门课题是首相同意与反对党（民联）营造国民和解以便达成团结共识以及马华新领导层如何在华人新年期间争取重回内阁。讵料在1月27日公正党加影州议员李景杰宣布辞州议席的新闻公布后，竟马上成为最热门的课题，暂时把农历年的两大议题压下。因此市面上沸沸扬扬的话题已是加影州议席悬空的政治意义。
由于公正党已证实由其实权领袖安华上阵，更增添其“神秘性”与争议性。正所谓牵一发动全身，也就意味着加影补选将可能影响到“国民共识”及“马华入阁”的方式。因为一切胥视加影补选的结果。换句话说，加影补选是我国政局未来的“温度表”，谁也不能掉以轻心。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还得回到安华依布拉欣这个人。他是在1981年加入巫统（他和马哈迪联手打造新政局的序幕拉开了），而在1982年当选峇东埔国会议员。凭着他的优势和在回教复兴运动上的头角峥嵘，旋被马哈迪委为首相署副部长。
在同一年，安华当选巫青团团长，且在1983年被提升为文化青年体育部长。从此安华一直游走于巫统的上层，且以国会议员身份作为其政治筹码。
正因为安华一直在中央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在巫统时期也就从未考虑向州进军。他不像纳吉一开始是副能源部长（1978年），而在1982年时转攻州席，在胜出后出任彭亨州务大臣。再至后来又转入中央。
他也与当下的副首相慕尤丁有所不同。慕尤丁是从柔佛州务大臣建立其政治地位，直到1995年被调任中央文青部长。在当时马哈迪是不容于安华搞“宏愿队伍”（其中纳吉与慕尤丁是其核心人物），也就通过大选的调动和党内的职位的角逐击破了“宏愿队伍”。不到3年，也就是1998年，安华终于被马哈迪革除党政职，旋即他与马哈迪和整个巫统站在对立面。
当安华身陷囹圄（1998年9月20日起至2004年9月2日）期间，他只能在监狱内遥控反对党组成的反对党阵线（简称反阵）。例如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安华就一直未能脱困而出，只能伺机而动，但也无可否认他在1999年大选造就了回教党辉煌一时。不过在2004年大选，反对党又几乎溃不成军。
直到2004年大选后的半年内，因安华的上诉得直，也就被释放出狱。这在时任首相阿都拉看来安华已是“无牙老虎”，再也不能有大作为了。可是出狱后的安华不相信其政途已亮红灯，同时毫不讳言地表露他要继续斗争直到胜利出任首相。所以当国阵及巫统的人一直指责安华的斗争是为了个人能成为首相，安华也没有大力否认；他否认的是为个人而斗争，而强调是为人民而斗争。
虽然经过2008年的308及2013年的505大选，反对党组成的民联都有斩获，且保存了强大的势力，但仍然无法夺取中央政权，也就意味着安华离首相梦已越来越远了；尤其是安华于505大选后通过大集会抗议选举不公而无法改变政局之后，民联内部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包括伊斯兰党党选中反映出“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理的名字）派占上风，显示这个党较嘱意走开明路线，但也不能阻止保守派争夺领导权。与此同时，行动党也面临注册局对重新党选尚未全面解决问题而导致党内的矛盾日益曝光（例如吉打州就闹双胞）。较为严重的当推公正党在雪州的矛盾和争执了。
它所展现出来的斗争有下列的特点：
（一）党署理主席（第二号人物）阿兹敏与现任州务大臣卡立的矛盾加剧，若未能及时有效的处理，决裂或内讧加剧被认为是迟早的事。（二）安华本身虽是雪州政府的经济顾问，未领津贴，但其职位只是象征性的，而且他在党内也未具正式的名分，自然无法控制雪州局面。（三）卡立是典型的政治企业领袖，不是政治挂帅的领袖；阿兹敏则是典型政治出身的政治人物，自然以政治的考量来衡量卡立的表现。他和卡立之间的未能协调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情形下，安华已需要当机立断，要么让公正党在内讧中被分解乃至失掉雪州的主导政权；要么以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魅力化解党内危机，进而巩固民联的合作与团结。
显然安华今次再度孤注一掷是与2008年大选后旺阿兹莎让出峇东埔国席予安华是同一目的的。当年行动党与回教党认为民联已经崛起，若安华要成为“共主”，他的先决条件是重新踏入国会出任反对党领袖，否则会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
同样的，今次的雪州危机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再加上雪州地理位置处于国家中心地带，任何的决策都会与中央的决策或起互调作用或对峙作用；尤其在某些重大或涉及国际课题上，卡立被认为可能力不从心，也就需要像安华这样的人领军。表面上看来安华是自我降级，实则一旦他胜出，他将会巧妙地运用其州务大臣的身份与国阵周旋，进而强化他在民联的共主地位和在国际上的地位。
虽然马华派何人应战并不重要，但多少会影响国阵的士气和巫统对马华的评估。从这样看来，补选对马华来说也是来得不是时候。在此时此地加影可能是峇东埔的翻版，未来政治斗争的焦点也将因此转移到雪隆地区。
刊登于2014年2月6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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