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纳吉正月廿九日在布城宣布：内阁已经同意进行朝野对话以达成国民共识与和解，在有必要下，可以设立“跨政党委员会”来讨论国民团结的课题。
也是国阵主席的纳吉接着强调，国民和解计划并不涵盖任何联合政府的模式。换句话说，朝野政党的对话将在没甚条件下进行。至于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尚未得而知。
虽然我们不能期望会达致什么成果，但朝野两大集团能够同意举行对话确实是具有不寻常的政治意义，这也是自50年代以降的第三次出现的所谓朝野为国家大计而坐在一起共商国事。我们希望朝野双方能认真有效地达成共识，提出若干指导原则，什么课题不能触及和什么课题可以谈论，以避免在政治斗争底下超越权限而煽起敏感课题使政局乱成一团，这对国民的和谐生活肯定没有好处。
因此我们赞同朝野举行实质性对话之余，也希望双方能回顾历史而避免重蹈覆辙，进而拟出共同纲领，共同遵守，即使不能组成联合政府也不会让对话失效。
第一次朝野对话始于1955年马来亚独立前，这一年执政的联盟在东姑的领导下，于12月在华玲与马共举行和谈。东姑的目的是要马共放下武器，以迎接新生的马来亚联合邦的诞生，但因双方立场大相庭径（马共要求成为合法政党得以参加大选），结果功败垂成，马共重回森林继续其游击战，直到1989年在泰国政府的介入下，三方始于合艾签署和平协议，实现了国内和平及能集中精力发展国家的愿景。但这同一件事情需要相隔34年才能达成共识，也真是迟来的春天。如果在当时能促成有条件的“停火”，将会免掉许多的人命财产的损失。从这件事也反映出：天下没有不能和解的矛盾与斗争的。
第二次朝野对话则出现在1969年大选及“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主要是在1970年接任马来西亚首相的敦拉萨在审时度势下推动新的议程，在同意权力分享下，敦拉萨决定从东马开始落实联合政府概念。
随着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于1970年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后，它意味着敦拉萨吸取了东姑未完成的任务的教训，而敢敢地将一向以来标榜左翼且被视为亲共的政党争取过来，进而在1974年促成与第一批砂共的和解（第二批则迟于1990年全面和解）。如果没有敦拉萨开了头，砂共的提前和解仍是个未知数。
与此同时，敦拉萨也巧妙地将反对党收编，并将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年），进而减少政治斗争，有助国家在和谐中大步迈进，更因而朝向不结盟的道路迈进。最重要和脍炙人口的是70年代率先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建立邦交，这种将政局扭转的大动作和大手笔也证诸了敦拉萨在“513”后的“高瞻远瞩”，不让和解的机会流逝。
来到纳吉的时代，他也希望与反对党就国家稳定和发展达共识以减少不必要和非理性的口诛笔战。
在这方面，反对党共主安华在2013年大选后开展大集会抗议选举不公未能取得突破，也就提出国民共识的建议，他是鉴于政局在波动中一直出现不当或极端的言行而影响了国民的和谐。
尽管朝野政党为此进行对话是大费周章的事，但这样的有代表性、非种族、非宗教和理性的诉求如果没有互动的话，则是国家的不幸，即使这样的对话不是朝向联合政府迈进，也比鼓吹“回巫对话”更受欢迎。
“回巫对话”是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由时任首相阿都拉提出的，可惜未获伊党响应，也就功败垂成。
如今经过308的政治洗礼及2013年的505“华人海啸”冲击下，马来西亚已被某些极端言行导致宗教与种族的失调，如果再不采取行动遏止的话，将会影响国家的安定。为此我们预期第三次朝野对话能尽快举行，以消弭各行其是的对峙。如果条件与时机成熟，商谈联合政府也未尝不可。但无论如何，我们还得静观时局的发展与变化；尤其是加影补选在即，它已成为政治的风向指南。
刊登于2014年2月10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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