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为马来西亚在2011年废除“内安法令”及“出版法令”后，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指数会下降，转向与西方国家看齐。不幸的是，在此之后，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指数并未好转，反而一跌再跌，例如在去年（2013年）排名第145位，而今年（2014年）更跌至147位。
这是无疆界记者所编汇的年度报告中所显示的指数。在180个国家中，马来西亚竟然排名在147，让人感到不自在和错愕。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排名会比以下的国家落后：汶莱（117）、泰国（130）、印尼（132）、柬埔寨（144）及缅甸（145）？这是值得关注的指数。当政者也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确保新闻自由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温度表。
就我记忆中所知，当我在60年代踏足报界时，新闻自由的尺码有多宽和多窄是靠自身摸索和感受出来的，一向以来马来西亚有两座山压在报界的身上。其一是出版法令；其二是印刷法令。这不是马来亚独立时（1957年）才有的，而是在英国人统治马来西亚时就存在着的。较贴切地说，英殖民政府是在1920年便对华人的文化教育活动给予限制，因此有了学校注册法令及登记出版法令的存在，用以控制华人通过教育和文化散播反英思想和认同中国的政治潮流。
于是我们看到在英殖民时代；尤其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就有多份华文报被查封，多名报人被解递出境；更有华校也受到对付。
当时因为英校及英文报是英殖民政府或其代理人或教会所办，几乎100%支持英国，也就被鼓励不断地发展。
因为华文报与英文报的不同命运，在马来亚独立后就没有多少份华文报诞生。比较让人记得起的是1965年创刊的“新明日报”，其余的华文日报，如南洋、星州、星槟、建国及中国报都是在独立前就存在着的。
后来出现了“通报”，再下来就是新明日报。而我们今日所见的“光明日报”是在1986年星槟关闭后的产物；另一份是在2009年面世的东方日报。由此可见，独立后在西马少有华文报出现，但三日刊（如新生活报）及周刊和杂志则比较常见。
尽管新闻自由没有全面被否定，但身为新闻从业员的我们则要战战兢兢面对压力和挑战，特别要注意对政治新闻的报导。为了避免被指向着反对党，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就在华文报界中出现了。以7对3的比例来处理政治新闻，即执政党70%，反对党30%，还有对报导共产国家及马共的新闻也要格外地谨慎。
但是随着马来西亚进入千禧年后，我们又发现报界的有形限制慢慢地被放宽了，因此反对党的新闻也多了起来。
由于这样，华文报享受了一定的新闻自由。但在出版法令下（KDN），每年都得更新执照，也就成为一条绳子套在脖子上，不被国际组织认可也视为是对新闻自由的限制。
由于“出版法令”对新闻自由造成极大的影响和“内安法令”对个人自由有诸多权威，也就让人觉得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有待改进。即使有了严峻的法令，也不能阻止民心思变，才有了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的冲击。
因此当纳吉一上台后（2009年），他就刻意地做出大动作，以废除内安令、出版法令来缓解马来西亚对言论与新闻自由的限制。
可是在欢庆之余，我们又发现马来西亚报业其实也还有法令束缚。就拿出版法令来说，即使被废除，政府也还有权力将之查封，再加上这些年来，极端言论的出现和带有种族情绪的言论冲击了马来西亚的报界，也难免引起其他言论的非议，如此的不健康和非建设性的通过报章渲染，都是不可取的。
因为负面的言论出现，言论限制也就在自律之中了，使到马来西亚要迈向先进国也面对了阻力。
为了不让马来西亚成为新闻自由的“耻辱”，我们还得对症下药。在去除负面言论的同时，也鼓励正面的批评言论，创造一个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年代。虽然新闻自由不是全面性的，但对新闻言论给予宽大的广阔空间，让民主更正常地成长，发扬批判精神也是扭转劣势的有效方法。
刊登于2014年2月24日《号外周报》第672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