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槟城又有一座大桥在首相纳吉开幕下正式通车，这意味着一波三折的第二大桥终于大功告成，为槟城乃至马来西亚增添魅力与色彩。
说到第二大桥，我们有必要先说第一大桥的背景。它不但显现人的智慧，而且也显现了政治角力的斗争。
故事开头于1964年的大选。这一年正值马印（尼）对抗（因印尼不满马来西亚的成立，形容为新殖民地产物，乃掀起两国军事对峙，威胁区域和平），联盟在“稳操胜券”下有稍为提及兴建大桥的可行性，东姑在当时也认同这个“伟大”的计划。
不过由于时机不成熟，再加上人民因对抗产生“心慌”负担，乃倾全力支持执政的联盟大胜。就这样，大桥在当时只是一个政治口号，未具任何实质意义。
中央没有交代，王保尼就不把“大桥”列为工作议程。事实上，来到1968年的时候，因槟岛自由港地位已被蚕食，经济陷入停滞的状态，更是需要一座大桥把两地衔接起来。可惜的是，联盟并未积极地列入政纲中。
正因为槟城一边失去自由港，另一边工业发展十分缓慢，造成失业率不断飙升，竟高达17%（后来官方公布这个数字）。在人民怨声载道下，林苍祐领导新成立的民政党参加1969年的大选。在秋风扫落叶下，民政党起而执政，林苍祐当上首席部长，槟州政局掀开新的一页（这个古老的殖民地州属，第一次被反对党拿下）。
也是在这一年的大选，林苍祐正式将兴建槟威大桥作为竞选的政纲之一。他不是为恢复自由港而斗争，而是推行一系列的工业化计划来取代没落的转口贸易。
在这个大前提下，林苍祐在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将槟城大桥落实，因而积极向中央政府陈情，阐述大桥的重要性。
但大桥的兴建是阻力重重的，因为建一座跨海的大桥是不简单的任务。虽然有国际财团献议援助兴建大桥，也自告奋勇进行可行性勘查和提出大桥构想图，却未能打动中央政府的心，计划也就被搁置下来。
虽然如此，林苍祐还是坚信此计划一定要推行，而且一定要把槟岛和威省两地衔接起来。因此他在70年代初期把光大计划和兴建大桥当成两个重要的指标，且将两者挂钩起来。
在一方面，林苍祐决心重建乔治市的核心地带（在光大一带），他认为槟州的市中心必然在槟岛乔治市不能他迁，也就规划有关地段进行重建。
按照林苍祐的意思，从头条路到社尾到五条路填海一带是乔治市的“新市镇”，这之中以光大的65层摩天楼作为槟城的地标（70年代的光大是马来西亚最高的建筑物，象征着林苍祐的高瞻远瞩）。为显示它的重要意义，林苍祐将“光大”命名为“敦拉萨综合中心”（光大就是Komtar的译音；而Komtar即指Komplex Tun Abdul Razak）。
1972年，林苍祐率民政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但吊诡的是，有4名州议员的巫统并未争行政议员职，任由林苍祐大展拳脚。
不用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在投桃报李下转而积极支持槟威大桥的兴建，只是因涉及复杂程序，也就由外国财团下标。
即使中央已开绿灯，大桥的计划还是慢慢进行的。在1974年大选时，林苍祐拿此作筹码大事宣扬大桥的理念。由于反对党认为林苍祐过于乐观，也就揶揄其计划是中看不中用的。也因为有此争议，坊间就出现时任槟州行动党主席的叶锦源有挑战若大桥建成他将从大桥跳下去。
后来找不到相关的依据，只是留下一个“政治笑话”。
在时间上来说，林苍祐的大桥计划是慢吞吞的。来到1978年的大选，大桥还是没有动静，也就有人开始质疑林苍祐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因为权力抓在中央手里，林苍祐除了不气馁地跟进计划外，也不断地制造舆论。直到1982年才有了眉目，中央将整个工程交给韩国的现代株式会社承包。大概在1984年时，我有幸应邀访问南韩，并参观现代总社，被工程师告知大桥的进度。
当1985年槟威大桥落成后，马哈迪首相乃将之命名为“槟城大桥”（一向以来当地人民将之称为槟威大桥）。就这样我们也就把大桥称为槟城大桥了。据知，在初时也有人建议命名为“林苍祐大桥”或“马哈迪大桥”，但此计划非马哈迪发动而是敦拉萨一手带大的，因此最后不以人名来命名，而是以地名来命名。这座耗资8亿元马币及长13.5公里的大桥也在通车后成为槟城的骄傲和马来西亚的新标志。
可是转入90年代，因为乔治市要争入世界文化遗产区，光大的计划也就有所改变了，它不再是乔治市重建的核心，而是转身要求保护古迹。这样一来，光大的前景也就有所限制了，反而是槟城大桥越来越兴旺。于是在1995年时，有了第二大桥的概念被提出，这样又是兜兜转转了近20年，我们又在2006年看到第二大桥真的在动工了。又是8年的等候，这座造价45亿元马币及长23.5公里的第二大桥又开幕了。
接着下来的海底隧道可能又成为另一个焦点。
这就是说，由于林苍祐开了头，槟城才有第二大桥和海底隧道的故事，真是始料未及，林苍祐的功劳也许就在此。
刊登于2014年3月3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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