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来亚（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在鸦片战争（1840年）后因移民的大量增加日渐密切，但接下来的移民潮可以分成：①义和团失败后（1900年）到辛亥革命（1911年），有更多的华人南来；②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撕破国共合作协议，大举逮捕共党或左翼人士），又有一批移民南下；③1937-1945年，日本侵略中国掀开中日战争时期，有数不尽的华人又向外逃难；④最后一波移民潮是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期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停止移民潮。
根据统计，马来亚的华人人口在1911年统计是69万名（占人口29%），到了1957年马来亚成立之时华人人口230万名，占人口的37%。在这个过程中，华人移民是波浪式的，而我所说的故事是以我家族（一个华侨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引言来衬托出华人南来的其中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在马来西亚社会随时可见，也透析出血泪的心酸，因此马中关系由始至终是用血泪铺切而成的。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借故卢沟桥事件（指日本士兵失踪）向中国军事挑衅，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拉开序幕了。
当抗日进入序幕阶段，1938年，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成立了，成为援助抗日运动的最坚实的团体，账济灾民及抗日队伍的款项高达8千余万元。
与此同时，当武汉危在旦夕之际，一支由夏之秋组建的武汉合唱团于1938年杪对马新进行抗日演出，募捐救国，也在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吡叻及槟城演出，历时1年7个月，共演出130场，筹获资金230万元叻币。
这一年的年杪，著名的文学家郁达夫应聘到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副刊主编，碰巧《星槟日报》在1939年元旦日创刊，也邀请郁达夫兼任《星槟日报》副刊编辑。
接着著名的画家徐悲鸿在1939年来到马新为抗日出力，通过郁达夫的协助，徐悲鸿又在马来亚各地举行画展，包括槟城。因此徐悲鸿也在槟留下珍贵的一页。
正当抗日响彻云霄，不少人介入宣传的年代，又有成千上万的华人乘风破浪冒险投奔马来亚，这一批人中就包括我的谢湖添先父（我的家族的历史从1938年开始了）。
根据先父的陈述（也在我的大哥诗良的回忆录中显现），他们为何在乱世的年代离乡背井来到陌生的槟城，那是因为家乡（大埔）太穷了，穷到连其堂弟增添要随行也不够盘川，只能“赞助”我父亲一个人漂洋过海。对马新来说193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但对我父亲来说也是他人生的转捩点（那一年他已经32岁），他像其他移民一样，下南洋是为了谋生和讨口饭吃，也希望过上像人一般的日子，不必在家乡面对民不聊生的苦日子。不久后，我堂叔也来了。
1942年，日本蝗军已经侵占槟城，并在较后横扫马来亚和新加坡，举国陷入愁云惨雾中，每当听闻飞机声响，父辈们都得找地方躲藏以策安全，像所有平民一样生活在恐惧中。为了避开日军，我们举家一度搬到高渊种植，过着农田的生活，与世无争。
1945年日本投降，马来亚又落入英军手中。当我们搬回市区居住的时候，治安是不靖的，马共的“出山”也成了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但英军事政府又与马共对着干，
1948年英军实施紧急状态，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更进一步在1950年起将50万华人驱赶至480个被强硬用铁刺网建立起来的华人新村，以隔绝村民与马共的联系。
另一方面，从1949年至1952年之间有24000名华人被遣送回中国。这意味着移民潮停止了；反移民潮开始了。
1982年，先父终于走完他平凡的一生，终年76岁，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离开家乡后从来没有回乡一趟就走了。他的遗憾说明了南来的移民在后来被切断了与家乡的联系；当他们成为公民后，就一心一意扎根在马来西亚，也努力栽培下一代做一个真正的马来西亚人。像天下的父母一样，一旦入籍所住地，也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因此有许多在本土出生，在独立后出生，对中国很陌生的新一代的华人始终不明白为何他们会被形容为“寄居者”或“外来的入侵者”？
事实上，中国与海外华人间存在的政治隔阂是不容否认的，例如，当我的堂叔增添于1947年（抗战胜利后）回中国娶妻，以为可以在完婚后再回到马来亚，但因政治的变化；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后，他要返马的路被切断了，几乎“永远”回不了他思念的槟城，而在1989年以81岁高龄逝世。这也是典型的骨肉分离的故事。
就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马中的国与国关系才算正式确立起来。而在独立前，甚至是百多两百年前，华人移居马新两地都没有存在国籍的观念，而是仍以中国为其“祖国”。换句话说，即使在鸦片战争后华人大规模南来，分布在马新及婆罗洲各地，但没有人企图组建华人版图，而是融入当地的社会成为其中一分子。
即使东姑在独立后采取亲西方的政策而不与中国交往，但已归化为马来西亚公民的华人也只得承受和忍受，因为这是国家的外交政策，只能通过政治压力和时局的改变来加以纠正政府的不当政策，绝没有因之对马来亚这个国家有所不满和排斥。
当1974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访华并与中国建交后，已经证明前期东姑政府的政策是错误而需要改进的。也反过来证明敦拉萨当年的高瞻远瞩，奠定了今日的马中牢不可破的友谊。
在建交后，马中关系也经历高低潮，也有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距离，但随着时代的转变和马共于1989年与马政府和解后，已显示马中之间存在着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与潜能。过去历史上带来的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已在今日溶化成600余万的马来西亚公民（占人口的23.7%），他们已成为铺设马中关系和巩固马中情谊的桥梁，。
我们感谢父辈及先贤们给我们带来宝贵的历史遗产的同时，也对40年马中建交的辉煌成就感到自豪。而当下这一刻正由敦拉萨的公子纳吉步上其父亲的破冰之旅再续前缘。
基此，让我们借用黄惠康大使的一句话来形容当下的马中关系：“切水永不断，风好正扬帆”来祝愿纳吉的“扬帆之旅”取得更大的成就，在另外的40年乃至400年惠及两国人民。
刊登于2014年5月 29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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