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与中国改善关系始于70年代，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国际政治背景，综合分析如下：
（一）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后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副首相敦拉萨出任行动理事会主任，接管政权。1970年9月22日，东姑辞职，敦拉萨成为第二任首相。他全面的扭转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力陈化东南亚为无核中立地带，开始与共产国家打交道，并加入不结盟运动。
（二）1970年砂州选举后，国家政治大洗牌，砂拉越最强大的左翼政党出人意表地与右翼的联盟组织联合政府。接着在1972年与联盟与西马另外三个反对党，计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组联合政府。
（三）1973年砂州共与政府暗度陈仓，并于1974年3月4日达成和解，共有482人放下武器。基本上结束了砂州内的武装斗争（虽然尚有另一支砂共拒绝和解，但阵容已相对缩小，直到1990年才和解重返社会，人数约共52名）。这给予敦拉萨新的遐想空间。
在西马，70年代虽然马共仍有南下突击队，但敦拉萨相信通过他的外交改变，可以缓和尖锐的局面。于是他在1971年5月委派国企主席东姑拉沙里率一个官商代表团访问中国，作为投石问路的开路先锋。
当时整个中国沉浸在反苏反帝国主义的文化大革命中，但毛泽东已开始思索如何扭转既存的反华潮流。
也因为中国已公开和不公开地和西方、亚洲及非洲国家打交道，因此在1971年10月25日，中国在大多数国家包括马来西亚的支持下重返联合国，世界秩序开始起了变化。
接着更大的震惊是美国总统尼克逊（被形容为中国第一号敌人）于1972年2月21日出乎意料地访问北京，开展了他的历史性的破冰之旅。这意味着美国同意拆除对中国的围堵。继之下一个与中国重修好关系的也竟然是日本。在日相田中角荣率领下，日本代表团于1972年9月28日与中国缔结邦交。
当这两大巨头对中国的态度起了180度的转变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却越来越僵，因而也给了资本主义的老大和老二借此时机打开红色中国的大门，美国试图在这个新秩序中建立鼎足而立的三角关系（美苏中）；日本则希望它能成为其中一份子，达成四角关系（美苏中日）。
不论是三角关系或四角关系，中国显然在文革的第二阶段取得了优势而被视为正在摆脱封闭式的大国。
基于对现实的认识和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敦拉萨在审时度势后决定成为东南亚国家中（不算越南）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当5月31日马来西亚与中国签署联合公报后，整个华人社会为之雀跃，多年以来的盼望终于落实了，不但使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可与中国的亲人再续前缘，而且也打开了华人的视野，更好的窥视久违了的中国。
正因为敦拉萨成功地抓住华人的心，当他从中国凯旋归来后，便在同年8月宣布组成国阵（联盟的扩大）和举行大选。结果国阵取得辉煌的成绩，这可是敦拉萨访华带来的正面讯息。
至于马共的问题也是敦拉萨访华的重点之一。当他与毛泽东主席见面时就希望能从毛泽东口中得到较为明确的回应。毛泽东重申了中国一向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
很显然的，中国已改变对马来西亚的态度，不再持续60年代反马来西亚的立场。这一重大的改变也意味着中国准备本着诚意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既然连美国和日本都可以正常化关系，没有理由马中的关系不能正常化发展。
尽管存在着马共的问题，但马中的关系还是稳健地发展。当马共在1989年与马政府及泰政府在合艾签署和约后，也说明了敦拉萨及其继承人挂在心头上的马共问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从1974年建交到1989年和解，整整15年才使到附在背上的刺不复存在。
这样一来，马中关系在90年代后得以突飞猛进。因此身为敦拉萨公子的纳吉在40年后重踏其父走过的道路，也展示了前人的正确决策而使后人从中受惠，这可以从纳吉访华的成果得到印证。
刊登于2014年6月2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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