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党主席马袖强的当官是个意外的收获，不知道是要感谢安顺的选民还是要感谢行动党的布阵？如果行动党在策略上重视马袖强这位对手，也许会有另外的部署；但行动党宁可相信选民的“定型论”不会因人事的改变就转移方向。因此当行动党作出大胆决定的时候，也就意味给马袖强一个翻身的机会。
果然不出所料，马袖强在哀兵上阵下，竟获得选民的青睐，在短短的一年内，“拿走”了行动党谢昂凭胜出的7000张多数票，这是很难令人置信的，甚至包括马袖强本人也不抱持乐观的希望。
显然行动党算来算去再怎样“失票”也不会失利到离谱而双手把议席交还给敌手。其结果是失掉一个国席事小，给民政“起死回生”事大；尤其是马袖强胜出后就有部长官位提供，肯定“乐死”民政党，而使马华“暗槌”（也许在马华看来，原本三名部长的争取竟而飞掉一个而花落民政党），也让行动党哑口无言。
其实，不论是马华或行动党，它们都不曾祝福民政党的坐大，有的是找机会堵住民政党。因此这三党的恩怨是纠缠不清的。下面的历史事件是无法否认和抹掉的。
当1969年大选后，身为槟州首席部长的林苍祐“敉平”党内的“宫廷政变”后（1971年），他就转向与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寻求合作，以防止民政党内再有“兵变”。
为了纪念民政与联盟（巫统）的合作，林苍祐在1972年的元旦日将光大摩天楼命名为KOMTAR，即意Kompleks Tun
Abdul Razak。自此之后，不但标志着巫统与民政在槟州组联合政府，也在后来（1974年）导致国阵的成立，取代已消失的联盟。
国阵的出现在间接上也意味着林苍祐个人的胜利，除了气走陈修信（1974年退休），也使马华的代表性转弱。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马华在李三春的领导下是把林苍祐及民政党当成同室操戈的政党，非置于“死地”不可。于是所谓1978年的“七人帮”事件及1982年马华向民政逼宫而使林苍祐陷入不稳的威胁（马华争取到与民政8对8议席的分配及以赢得议席数目决定首席部长归谁）。
除此之外，民政也无法忘记在1999年大选后，马华与民政争首席部长的戏剧性一幕。凡此种种，虽在2003年黄家定上台后停止表面斗争（中央归马华，槟州归民政），但两党的暗流汹涌的冲击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当民政于2008年及2013年大选被打得落花流水后，马华在遍体鳞伤的当儿，也不认为应让民政来与马华“争锋”。
如今，没想到马袖强竟脱颖而出，马华也再次的暗中苦，因为民政的时来运转意味着马华的“失落”。历史虽然不重演，却有相似之处。
同样的，行动党自民政加入国阵后就千方百计要拉倒对方，例如1974年大选，行动党扬言要打倒林苍祐；1986年林吉祥扬起丹绒一役及1990年林吉祥扬言要取代林苍祐，已摆明了行动党决不会放过民政党从中壮大，直到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才终于让行动党逮到机会几将民政在槟州连根拔起。
既然行动党不会对民政有任何的怜悯，为何又对马袖强网开一面呢？这也许是天意。
本来民政党在2013年大选后只剩一名国会议员（梁德明），实在不够格入阁（郑可扬也这样说），即使再加上马袖强也不敢奢望有部长分配。偏偏首相纳吉开金口，扶了马袖强一把（当选即有部长做），也终于让马扭转乾坤了。
这对马华和行动党来说也许是政治上的“失算”。如果因之让民政党再次抬头，那就更是只看自己强大，未看到对方的潜在威力。
当然民政党也不能过早乐观，因为意外的成功不等于成功的开始，它还需要在部长位上有所表现（实权掌控哪些部门），更要对槟州的政局作出正确的评估，否则政途难料。
刊登于2014年6月30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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