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平占中”运动自9月28日启动以来已进入两个月竟出现“占中三子”有意在12月5日“自首”；同时“占中秘书处”也会停止运作。虽然学联尚未决定跟进，但如果发起人“鸣金收兵”，那就意味着一时声势浩大的运动将转入低潮乃至可能消沉下去。
法新社的一篇报导说：亲民主的抗议者陷入十字路口，两个月以来，公众的热潮已告消退，而参与者到底是否应坚持下去也呈现分裂意见。
整个占中行动其实在2013年初是由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他说若民众不再施以更进一步的行动，普选的目标将无法达到。最初的构思是这样的：通过运动争取香港特首普选，这是以非暴力的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长期占领中环要道，迫使北京改变立场。
到了2013年3月的时候，戴耀廷联同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及牧师朱耀明正式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信念书，以争取2017年普选特首。但他认为此运动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公民的醒觉。接着他们便将组织扩大，也成立了秘书处。
虽然被指说香港民众已有强烈的意识要求直接选出特首，但在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决定：2017年的特首选举仍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规定组成，维持1200人参与提名，特首的候选人必须先获得提名委员会半数以上的支持才可以正式成为候选人；而候选人规定2至3人后，可进行投票。北京认为行政长官应具有“爱国爱港”的精神。
但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及发起占中运动的人则对“指导下的民主”表示不满，他们坚持直选特首，甚至可由政党提名特首候选人。这就意味着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已和北京的看法相左，因而被戴耀廷形容为“对话之路已走到尽头”。
为了展示香港人的反对力量，他们在9月14日发起黑布游行，继之在9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动了起来，他们联合其他大学展开“罢课不罢学”的抗争行动。
在“时机成熟下”，戴耀廷在9月28日正式宣布展开“和平占中”运动。
当运动展开之后，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但很快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潮，一边支持抗争长期占中要求直选特首和议员；另一边则反对占中，倾向支持北京，并认为占中只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不可能解决政治问题。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有两个“立论”，是针对学运的占中而发出的疾呼。第一个“立论”是说：今天的中国和香港是“历史的选择”。意思是说，既然历史已选择共产党执政中国，而香港又已回归中国，应该尊重“历史的选择”。
这种说法是比较牵强的，什么是“历史的选择”？难道孙中山革命后推翻了帝制而走向共和，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用鲜血打出来的？难道毛泽东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用百万人的鲜血换来的，而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从来不做选择，唯有政治人物可以引导人民推动历史。毛泽东就是正确地领导中共，才能发动群众向蒋介石的右翼政权对抗和向日本军国主义宣战，最后有了1949年的解放。
在解放之后，中国并不急于收回香港，也就任由英国人将香港打造成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本来在解放前后从中国涌向香港的人大多数都是不愿接受中共的统治，甚至有不少是反共思想的人。当他们在英国统治下生活时，并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也未向英国总督争取民主选举，似乎没有人发起抗英运动，以争取香港回归祖国。
现在香港既然已在1997年回归中国，又是“一国两制”下的产物，也就在心理上让一些香港人认为他们不全然是“中国人”；尤其是“一国两制”承诺50年不变的资本主义框架，更是形成香港人自认为有别于中国人，不然为什么这么多大陆人要取得香港居留权？因此他们认为应该享受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特别是在政治上不受中国的干预。
正是这种心态促成了香港人的“独立自主”思想的发酵。既然“一国两制”是人为的安排而不是历史的选择，若再用历史来绑住香港人认命，那立论就过于薄弱了。
第二个“立论”是指则占中的人士和学生只不过是一小部分的香港人，他们不具资格代表香港人的心声，甚至质问他们谁授权你们代表港人表达“民意”？
这个理论更是“似是而非”，因为在历史上，一场运动都是从小而大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也是先从北大学生开始，而后蔓延全国，乃至波及海外华人社会。在当时谁也没有授权北大学生代表中国人反对军阀政权的儒弱；就是因为他们的行动获得了全民的响应，终于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政治命运。
因此我们不能够说，香港学联的占中运动是“自把自为”的行为，不代表民意，他们确实代表了一定的民意，但抗争的对象似乎模糊了焦点，毕竟香港只是一个自治区，不是独立国；而且它是中国政制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可能完全走资本主义而否定北京的社会主义政体。换句话说，香港人民应该认清的是他们尚未有绝对的自由为自己决定政制和政体，还得尊重香港的基本法，不然“选出的香港特首”就不需要再由中国主席任命了。这也说明了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十分特殊和微妙的自治区，也因为它的微妙才弄出今日“混淆”的局面。
当然在经过两个月的抗争后，香港学联及参与占中的群众也开始反思，究竟要长期对峙或是见好就收？
如今看来，和平占中的行动也将快结束了，虽然不意味着参与斗争的香港人已改变思想，但他们改变策略和战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香港人在大陆的保护下，已享受不少的“特惠和特权”，也应该在政制下有所协商。在无法独立下，香港人民或可用另一个思维来面对未来的香港。
刊登于2014年11月27日《东方日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