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曼耶谷与砂州政局 （直挂云帆）

前砂拉越首席部长及在后来担任砂州元首的阿都拉曼耶谷在1月9日逝世并没有掀起政治涟漪，因为他已是一位过气也是退隐多年的政治人物；甚至连年轻一代也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早年却是一位翻云覆雨的政治高手，他传奇的一生似乎与砂州政治生态的改变息息相关。

在砂拉越尚未加入马来西亚前，阿都拉曼耶谷是首个在砂州执业的土著律师（马兰诺族的回教徒）。在1960年之后，有下列5个政党是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它们是：①1960年成立的国家党，由第一省的马来领袖阿邦哈芝姆斯达化领导；②1961年成立的国民党，由第二省的伊班人及第五省的华人合创，党魁是加隆宁甘；③1961年杪由第二及第三省的马来人和马兰诺人组成的土著党，党魁是阿都拉曼耶谷，其外甥泰益玛目也是总秘书；④1962年7月，以林鹏寿为首的华人组成砂华公会及⑤1962年7月底三省的伊班人在天猛公儒格领导下成立保守党。这5个政党皆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共同组成砂拉越联盟，准备通过地方议会选举控制砂州政权。

后来国家党因与联盟意见不合，乃脱离联盟，自行参加地方议会选举。

另一个势力强大的人民联合党（SUPP）是在1959年成立，它是属于华人及伊班人等民族组成的非种族性政党，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走左翼的社会主义路线。

在当时砂州共分成五个省，为了迎接马来西亚将在8月之后成立，英殖民政府乃提前在1963年的4月到6月举行地方议会选举。

当时规定是通过三层式的选举选出州议员和国会议员。办法如下：全州分成24个县议会和市议会，全部将选出429名县议员及市议员。

这24个县市议会可以推举109名省代表组成省议会，但规定凡是控制相关县或市议会的政党可以推举所嘱意的代表，反对党是不能推举代表的。

这五个省的省议会代表计分：第一省（6个县市议会）26名；第二省（4个县议会）22名；第三省（8个县市议会）27名；第四省（4个县市议会）22名及第五省（2个县市议会）12名，合共109人。他们基本上是代表控制县市议会的政党为依归。

在这方面，人联党与执政权擦肩而过，因它在民那丹的县议会只差一席即可执政（与联盟各得7席），不料当选的独立议员倒向支持联盟，人联党也就失去对第三省的控制权，也就失掉对11州议员的推选（这个省可以推出11名州议员）。

由于情势对联盟有利，人联党只能在第一省与国家党联手各拿下5个州议席。如果人联党与国家党再取得第三省控制权，就可再有11名州议员，合起来就以21席起而执政。

可惜第三省落入联盟手中，加上第二省（选6名州议员）、第四省（选6名州议员）及第五省（选3名州议员）的州议员全归联盟，也就以26席组成砂州政府。

当砂州在1963年9月16日成为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后，便由国民党的加隆宁甘（达雅族）出任首席部长，但不幸与联盟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理念起冲突，乃在1966年被革职，改由保守党的达威施里（伊班人）出任首席部长。

在1966年杪的时候，在中央政府的安排下，也促成国家党并入土著党，由阿都拉曼耶谷担任主席。

原本阿都拉曼耶谷在大马成立后已被委为联邦土地矿务部长，但在1969年“513”事件后，他转任联邦教育部长。

很显然的，阿都拉曼耶谷的意图是要成为砂拉越的下一任首席部长，在1969年的全国大选中，他已被安排回到砂州参加州议会选举。讵料因西马在大选后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连带尚未投票完毕（砂州因地理因素，投票日从5月10日至6月7日）的砂州也停止举行州选。

虽然选后吉隆坡“风声鹤唳”，但砂拉越政局并未呈现不安。转入1970年，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掌权下，他积极部署“暗渡陈仓”的州大选，那就是与人联党进行密谈。在有所谅解下，砂州大选于1970年7月（当时全国仍进入紧急状态）举行，其结果是：

（一）土著党夺得12个州议席；保守党夺得8个州议席（两者合起来有9个国席）

（二）人民联合党夺得12个州议席（国席5个）

（三）国民党（因被联盟排斥，已成为反对党）获12个州议席（国会9席）

（四）砂华拿下3个州议席，没有国席；而独立人士则取得一个国席。

虽然在州选后国民党的加隆宁甘有意拉拢人联党合组成联合政府（两党合起来有24席，足以组成州政府），但在人联党衡量政局及早前已与联邦政府的默契下，也就很快地与土著党和保守党合组成州政府。就这样，阿都拉曼耶谷的时代拉开序幕了；而他的外甥泰益玛目也在州内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意气风发的阿都拉曼耶谷在敦拉萨的协助下，于1973年促成土著党及保守党合并成土保党；更于1974年促成政府与砂共的和解，成为划时代的轰动大事。

砂拉越共产党是60年代英殖民政府对人联党大逮捕及加入马来西亚后又面对政治上的诸多压制，乃触发一批左翼人士走入森林展开游击战。他们在较后形成北加里曼丹游击队，也被称为砂拉越共产党。当砂共领袖黄纪作率其同志走出森林后，砂州只剩下另一支游击队（由洪楚廷为首），直到1990年才达成和解，从此砂州不再有砂共活动。

这个时期阿都拉曼耶谷的声望达到顶峰，但也在1979年与人联党关系紧绷，造成人联党指责耶谷为行动党打开方便之门，派大军参加州选专门对付人联党。

人联党在面对内外压力下，所幸挡住各方挑战，包括行动党也断铩而归。不过此时的阿都拉曼耶谷不再享受政治蜜月期，他在党内的地位已被其外甥所取代。1981年4月，也就是在马哈迪尚未出任首相时（5月才取代胡先翁成为第四任首相），阿都拉曼耶谷已不敌其外甥，只好转任砂州元首，一个属于泰益玛目的时代又降临了。

虽然已升任州元首，但阿都拉曼耶谷不是省油的灯，他在1984年卸下州元首职务后，重返政坛活动。在1987年幕后导演一齣在吉隆明阁酒店的政治戏。当时共有28名州议员（总数是48名州议员）在明阁酒店宣布不再支持泰益玛目的领导，接着阿都拉曼耶谷登场与28人在一起准备夺权。

结果夺权不成，泰益在马哈迪的支持下宣布闪电大选，堵住夺权。在选举下，由阿都拉曼耶谷领导的前进阵线只能取得20席，政权又回到泰益玛目手上。直到2014年才由阿德南接任首长。

即使阿都拉曼耶谷在2009年与泰益玛目和解，但他们的恩怨说也说不完。

刊登于2015年1月29日《东方日报》

当官不能想发财 （天下纵横）

虽然是老生常谈，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的忠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说：“当官就不要发财，要发财就不要当官。不要把当官作为一个满足无穷贪欲，获得无限私利的捷径，否则迟早完蛋。”

因此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县委书记们也要管好身边的人，包括老婆、孩子、秘书以及所谓的姨妈姑姐。

我们之所以认为是老生常谈是因为自古以来，各个朝代及各个国家都会出现贪官污吏，也有不少民脂民膏饱中私囊的黑官，例如清代的和珅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大贪官，他在死后被发现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但已不归他所有。这也说明了钱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可是偏偏就有人嗜钱如命，把国有资产私有化。

无可否认的，当一个人贪得无厌时，他就会想方设法得到更多，多到不会计算时也依然不放手。但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要这么多钱干吗？谁也答不上来，总之金钱的诱惑力太大了。例如当一个人有权时，就会利用权力谋私，把权力和金钱划上等号；再接下来美色也包括其中。于是有了所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左拥财富，右拥美人，忘了自己姓什么。

正因为在习近平上任之后（2012年），他发现共和国的高层内有一条令人震惊的黑线，挖掉了国家难以估算的资产，如果他不下决心的话，由毛泽东一手缔造的共和国及由邓小平繁荣起来的共和国将会有难。

其实他早在2012年就任国家领导人时就发出悲情的警告：若不打黑除贪，中国就会被腐败亡党亡国。

如今看来习近平这两年来的大刀阔斧是令人激赏的，他不但打老虎，也打苍蝇，凡是被楸出作奸犯科者，一律从严处理。

根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中共党员有8千多万人，但已有25万人涉及贪污及不法案件而落马，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数目虽只占党员的极小部分，但他们贪赃枉法的数目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不是数亿元，就是千万元；尤其是周永康案件所牵出的大案，也让人叹为观止。

我们真的无法知道到底共和国被贪官贪了多少？但我们知道自从改革开放后（1980年）已提供一个隙缝让有心机的人攒了空档，他们利用法制的不健全和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放胆去做和大搞一场的时机，慢慢地暴露了人性的弱点，用权力获取金钱。久而久之，竟混淆地认为权力可以换取金钱，而转过来也可用金钱取得权力（买官）。如此的周转也就认为权钱是交织在一起，进而又加上了色的诱惑。这样一来，“权钱色”变成了现代中国官场的其中一个特色。

从最近被揭发的案件来看，十之八九的贪官都与美女拉上关系的，“情妇”也就成了贪官的不可或缺的“玩伴”，似乎是凡贪必腐，腐而贪色也就是当下的实况，它一方面是暴露贪官的腐化生活；另一方面则暴露了贪官利用情妇敛财并代表贪官将赃款暗中移往外国。如果不将情妇抖出来将不容易揭发所贪的款额。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贪官拿了大量钱财，只能东躲西藏，甚至连马桶和粪池也用上了。他们这种钱多到不知往哪里放的复杂心理更加地揭示了人是贪得无厌的动物。可是将之藏在家里和地窖又不能当宝，最后落得悲剧下场时，才在电视台公开忏悔，说什么是“农民的儿子，因受不住诱惑而堕落了。这是咎由自取，绝对不能同情。因此习近平今次特别选择对象向县委书记说教是很有针对性的，毕竟小贪是从小官开始的，慢慢就变成大贪官了。

我们希望习近平的忠告能被每个当官的人铭记在心，除了自身不贪外，也要严禁亲朋戚友及近亲的人借故攀关系和争利益。也只有修身、齐家之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这是千古不灭的真理，但又有多少人牢记其中呢？

正因为人心变质已从“敢于牺牲”变成“敢于贪污”，如果不在此时不断地鞭策和打击贪官，并用教育净化人心，恐怕为时太晚了。

刊登于2015年1月26日《号外周报》第720期

习近平不喜欢《涛声依旧》？（现代春秋）

从《亚洲周刊》读到这么一则趣味但又充满联想的短文，它是引述1月13日上海《东方早报》的头版头条新闻的标题及内容，标题是：“为官一任不能总是涛声依旧”。

它是引用中国主席习近平于1月12日在北京主持县委书记座谈会上所谈的话，其中的新闻指说习近平以歌手所演唱的歌曲《涛声依旧》这首歌大做文章。他说“为官不可干两三年仍然“涛声依旧”，年年重复“昨天的故事”。为官不可“涛声依旧”，腐败亦不能“涛声依旧”。”

由于这一篇报导触及敏感的字眼，也就引发网民议论纷纷；尤其注意到“涛声依旧”这首歌名的一个“涛”有影射胡锦涛之嫌，也就认为习近平是有指而来。

虽然我们不想做这样和那样的推测，但从这首歌名及歌词中也令我们想起这首歌的含义。它基本上是一首抒情的名歌，也引用故诗词作为其中的词句，是一首广为流传百听不厌的好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会被习近平拿来作比喻；而他的意思应该是不希望当官的“做一日和尚敲一天的钟”，年年依旧的做完份内的工作，既不创新也不犯错。这种“生平无大志，只求60分”的心态也是许多当官的人生态度。他们不是不爱钱，而是担心受贿带来严重的后遗症，也就只好战战兢兢，老老实实做官。只要平安无事，那就是尽了本份。因此期望这类的官员做出大胆的革新是不可能的。因此习近平才认为“涛声依旧”的心态是不可取的。

正因为一度被视为胡锦涛亲信的令计划的落马及其家族在山西建构一个黑线的网，也就让人以为习近平是有所指而为。但严格而言，习近平应该不会对两位前任者不敬，倒是曾经是他们身边的人，一旦被查出有严重的经验问题，也就没有情面可言。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习近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最勇敢和具有大无畏勇气的领导人。他这样说：“谁触犯法律都要问责，都要处理，我看天塌不下来”。

没错，一个国家领导人敢于向贪污宣战，是值得激赏的。例如对薄熙来的案件（2013年）及周永康案件（2014年）及对一大批落马高官高层的提控，在在说明了习近平已豁了出去，较其前任者更大公无私及更有系统地挖掘鲜为人知的大案。

我们不知道习近平的大动作何时可以收手，因为抓捕罪犯是无时无刻的，既没有尽头也没有截止日。为此习近平提出的方针是“以法治国，严肃查处”，也就成为当下的“金科玉律”了。他语重心长说了以下一席意义深长的话：“一些腐败份子罪恶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

何止是令人触目惊心，简直是动摇了立国之本。中国到了今天之所以被揭发贪官无数是因为这个国家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在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口号下（1978年）却让一些人（后来就较多人了）钻了空档子而将国家资产私有化（转成个人资产）。当这样的富一代在官场中成长起来时，中国就出现官商不分的混淆，甚至把当官从商视为正途。

久而久之，在改革开放30年后（1978-2008），人们终于看到中国官场黑暗的一面。虽然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已有多人落马和陷入法网，但没有像习近平那样的“有多少就挖多少”的从严处理的大案不断。

如果说江泽民当政10年（1991-2001）及胡锦涛当政10年（2002-2012），在后期分别出了“三民代表”及“发展科学观”的政治理论，那么习近平在当政的初两年（2012年起），就提前出现了习近平的“廉政去腐”的新理论，比起前任更有效地向贪污作战。

在刚出炉的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篇》一书中，也让我们看到习近平的决心，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管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绳之以法，决不能让其躲进“避罪天堂”，逍遥法外。总之有贪必反，有腐必惩。

从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习近平不喜欢《涛声依旧》及“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因为他不希望“萧规曹随”作风成为干部和官员的人生哲学。也唯有群起畏贪和反贪，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若是像过去那样，只能姑息养奸，这是习近平绝不允许的情况：“旧船票就不要登上新客船了。”

刊登于2015年1月26日《光华日报》

调整步伐迎接巨大压力 （跃马扬鞭）

在2014年10月10日，我国首相兼财长纳吉在国会下议院提出2015年财政预算时，整体的预算案是2739亿令吉，其中行政开销高达2234亿令吉，而发展开销则为505令吉。在收入方面有2352亿令吉，估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将降至3%（相较于2014年少了0.5%，也比2012年的4.5%少了1.5%）。

当时财长也估计在今年4月1日起实施消费税（GST）后，会有232亿令吉的收入，但在豁免一些商品的GST后，将减少39亿令吉的收入；而在取消销售服务税（Sales & Services Tax）后，也减少138亿令吉的收入。在扣七扣八后，GST的收入将剩下56亿令吉，其中49亿令吉被用到福利计划，包括一个大马人民的援助金。这就是说，今年的消费税（GST）的净收入仅是6亿9千万令吉。

原本这样的预算案在调低个人所得税及公司税之后也多少弥补纳税人面对消费税的压力，但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不到3个月的时间，因为国际经济的波动；尤其是石油价格的猛挫，从一桶百元美金下降到不到五十元美金，在在使到也是石油生产国的马来西亚的经济失去平衡。最明显的是马币与美元的兑换率也不断往下跌。在2013年时，马币兑美元却一直企稳在3.05至3.30的水平，但转入2014年马币兑美元就进入疲弱状态，甚至在去年年杪，马币跌到已近3.5令吉兑1美元。

更不幸的是，转入2015年，马币还是不能止跌，已是下探到3.60令吉兑1美元。有人更怀疑会否重演1998年货币危机时因采取资本管制政策，马币被订在3.80令吉兑1美元的水平。

在这方面，国家银行总裁洁希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资本管制，因为大马的储备金超过1千1百亿美元，而且银行有雄厚的资金，对我国经济起了缓冲作用。

不过由于政府将原定的3%财政赤字提高到3.2%，也就使到国际评级机构惠普发出警告，可能会在下次检讨中下调大马的主权信贷评级。

在此备受压力和考验之际，纳吉首相重新调整和规划今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是必要和正确的，例如政府将行政开销大刀阔斧削减55亿令吉，即从2234亿减剩2179亿令吉；而发展开销分文不减（仍维持505亿令吉）。从这样的调整也反映出政府在行政开销方面是可以樽节和删掉一些被指为不大需要的开销。其实国家稽查师也在多年来的报告中揭露许多的开销都存在弊端，甚至是大数目的浪费，可是都没有人被对付，类似这样的挥霍与可能存在着不法的行为是必须严格遏制的。

有鉴于石油价格的狂跌，我国的石油收入今年将可能减少300亿令吉，剩下600亿令吉。因此政府宣布在今年停止国民服务计划也是明智的。

虽然政府言明暂停这项计划可每年节省4亿令吉的开销，但综观2004年以来政府每年推行的计划也只是数个月的让学生交流或交融活动，未能达致国民意识的培养和对基本涉及纪律训练的效果，因此全面停止国民服务计划同样是必要的。以节省开销。至于仍享有薪金的职员和教练则可安排其他的工作。

由于无法对原油价格的掌控，也暴露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原产品生产国面对了巨大的压力，马来西亚也因此不能例外。这对力促我国走向工业化和以工业产品强化经济地位的努力仍未能达致预期目标。在现阶段，除了工业产品外，我们还是被列为原产品输出国之一。

不过倒是有一种无烟囱的工业对马来西亚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旅游业，它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的经济亮点。

当政府订下今年希望吸引2940万名游客人次来马访问时，我们正应该通过移民局打开方便之门欢迎更多外国游客到来，既然中国旅客已占我国外国游客数量的第三位（2013年有170万人次），我国可以在旅游签证手续上更加简化，像对待东盟国家一样，不必签证，一概提供落地签证，必能刺激更多中国旅客到来观光，人数超过350万人次将不是大问题。但目前的免签证费，并没有豁免签证，其作用是不大的。如果政府有意抵消MH370坠机悲剧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大方地欢迎中国游客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大有帮助。

有鉴于政府必然实施消费税（GST），也将增加各行各业的负担，因此对国家经济策略的调整，使服务业的收益也能与原产品的出口收益形成平行线，对国家和国民经济地位的改善也是显而易见的。

刊登于2015年1月26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