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领导“我的国家”的领导人安美嘉联同另一名发起人沙莫赛益在2月7日发出呼吁朝野“停火”，并与公民社会携手合作，以解决我国当下的四大问题：（一）大水灾、滥伐森林与灾后重建；（二）经济衰退；（三）种族与宗教关系紧张及；（四）前所未有的骨痛热症威胁。
她希望朝野放下政治歧见，以给人民一个希望。
安美嘉是这些年来在社会政治运动中崛起的人权律师。当她在2007年担任律师公会主席时，曾破天荒领导2000名律师参加“公正之行”的大游行，抗议司法干预。及后的2011年，她又领导净选盟运动而出任主席。当她在2014年卸下净选盟主席后，又再发起“我的国家”运动，并继续与净选盟密切合作；更与朝野政党领袖有所接触，自然具备条件和资格向朝野政党提出合作的建议。
虽然这不是新鲜课题，也未有具体的合作计划，但在此时此刻强调这样的主张，是希望能使到国阵政府和民联重提国民和解。
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于2014年正月曾建议全民寻求“国民共识”来化解当前的大马困境，并能终止过分的种族主义、宗教憎恨，进而推动团结与和睦。
及后不久（1月29日），国阵主席兼首相纳吉作出回应，他宣布将设立一个国会跨党委员会，以在四个领域，即社会、政治、政府和国际关系层面上达成国民和解、埋葬仇恨，但纳吉强调这样的和解不等于共组联合政府。
不过，就在安华于3月（2014年）被判鸡奸罪名成立后，他宣布撤回“国民共识”的献议，并将全面与国阵政府对着干。
这就是说，所谓的“国民共识”未正式开跑就已经被“束之高阁”了。直到最近因为国家面对更加严峻的挑战，才又触发安美嘉重提相关的计划，并称之为“人民计划”。
在这方面，安美嘉也与安华及纳吉一样未提出组成“大联盟”政府的可行性。由此可见，已经对峙将近7年的朝野双方在寻找共识上一直阻力重重，而且也因政见之“南辕北辙”陷入矛盾重重，实在看不出朝野会重新大洗牌。但即使双方有此互不咬弦，也不意味着合作的大门已经关上。
不过在今天看来，因为安华上诉失败，即刻入狱服刑5年，所有的合作计划也就烟消云散了。
虽然今天看不到朝野的合作，但回顾是45年前的往事，也不失其政治意义。其因由是这样的：在1969年举行大选时，联盟的劲敌不再是社阵与回教党，反而是新崛起的民政党和民主行动党，前者一口气吃掉了联盟的槟州政权；后者一夜之间夺下13个国会议席（与当年的马华等量齐观）。
虽然联盟得以依靠巫统支撑大局（在104个国席中，巫统占有51席）继续执政，但因随后发生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马来西亚政治生态全面改观。
其一是敦拉萨在1970年接替卸任的东姑成为第二任首相，他巧妙地在砂拉越导演了砂州大选（1970年），结果成功地拉拢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加入联盟阵营，共组砂州联合政府。
其二，在1970年推出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推动化东南亚为无核、中立与不结盟地带，终于成功地扭转了马来西亚一向予人100%亲西方的形象。
其三，为配合其中立与不结盟政策，敦拉萨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外交政策，不但与苏联及东欧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也在1974年与中国建立邦交。
与此同时，敦拉萨也开始将反对党逐一收编，先是在吉兰丹与回教党、在槟城与民政党及在吡叻与人民进步党建立联合政府（1972年），继之在时机成熟下，于1974年将联盟扩大成为国阵，基本上已解决反对党给政府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回教党（今正名为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与砂人联党参与下，国阵已不再是3党联盟（巫统、马华和国大党），而是发展成一个大家庭，只剩下民主行动党与砂州的国民党（因为党魁加隆宁甘与联邦政府对抗，乃被排出联合政府）。
自1974年起到2007年的33年间，国阵可以说未逢对手，屡战屡胜，根本不需要再收编反对党。
除了人民进步党生不逢辰（在1978年的大选，在吡叻被行动党打得落花流水）外，其余的加盟政党都能渡过难关，甚至也使到马华重整旗鼓。
可是令国阵意想不到的是，在2008年的大选竟引发政治海啸，差点在阴沟里翻船。国阵不但痛失吉打、槟州、雪州及吡州政权（一年后因议员叛变，才被国阵夺回），也拿不回吉兰丹州政权；更壮大了反对党在国会的力量。
虽然2009年吡州政权回归国阵，但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却成为两线制的缔造者，在国阵140席对民联82席下，国阵失掉昔日的优势，也面对从未有过的压力，最主要的是安华依布拉欣原是来自巫统，且又曾担任国家副首相兼财长，也就比任何人都更具资格与国阵的领导人争天下。
即使巫统在2009年换马，改由纳吉领航并出任首相，但在2013年大选时，也没有办法有效地挫折民联的势力，双方还是保持2008年的势均力敌，即国阵133席对民联89席，这就意味着经过两届的较量，国阵与民联的格局大致定了下来。但不幸的是进入2014年和转入2015年时，马来西亚面临的大问题是波浪式的。除了国家经济突显低迷，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国家预算案以节省开销外，也无法掌控马币的疲弱走势，石油价格的下挫和外资从股市撤走及储备金的减少等。
还有是种族主义的情绪被鼓动和刺激；宗教课题被放大；更出现所谓中东极端恐怖分子借用我国作为转运站，都是给政府造成的新压力。
在这种情形下，本来纳吉可以参考其先父的例子，大胆地与民联来一个真挚的合作，并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共识，乃至可能的话，朝向大联盟（大联合政府）迈进。
可是在安华判案入狱后，原先呈现的曙光也暗淡下来，这对马来西亚是不幸的。
追根究底，不但是政府的大问题需要反对党的配合与谅解来解决，而且民联面对的所谓“回教刑法”及“地方选举”的课题也需要国阵介入来化解。
遗憾的是，我国在现阶段进入了一个对抗的年代而不是一个和解的年代。什么时候，才能启开朝野的对话？
刊登于2015年2月21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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