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黄琦旺出版的《在那光明的季节里》举行推介礼，追述70年代左翼的银星艺术团来马公演与义演的史料，并得到曾参与义演工作的校友会负责人及时评人主持评述，也就勾起了许多年长一辈的集体回忆。我本身也不例外。除了我曾经是一名亲历并追踪采访的记者外，也曾涉及演出的资料，并写过评论。如今回想起来却是历历在目。
先说那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在1969年的大选前夕，虽然劳工党已宣布杯葛大选，但其它反对党也热烈角逐，计有伊斯兰党、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及人民进步党。
开票的结果是反对党从中崛起，这反映了选民对当权政府的不满，而把票投给了反对党，但并不计较它们是不是左翼政党；尤其是民政党大丰收，夺得槟州政权。
不幸的是5月13日（也就是大选成绩揭晓后的第3天），吉隆坡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家陷入动荡不安，紧急法令随之派上用场；国会民主暂时中止，敦拉萨掌握了实权，并在1970年接替东姑出任第二任首相。除了提出国家五大原则及新经济政策外，敦拉萨于1971年宣布重开国会民主，也就意味着政党得以自由开展活动，不再受法令限制。
虽然马华公会在大选中失利，只剩下13名国会议员（20人落选）（与行动党的席位相同），但陈修信很快恢复活力准备扭转马华的负面形象。借助于1971年2月7日开展的华人大团结运动，马华吸纳更多的华人参与其中。在另一方面，陈修信也看到敦拉萨在静悄悄向左转，且吸纳左倾思想的智囊协助制定新政策，包括向苏联及东欧国家打交道，他本身也就乐得聆听华教界的意见。
就在马华在努力改变形象的当儿，有人向陈修信建议不妨向左转，因为左的方向有许多华人的选票，方便马华壮大力量的同时，又吸纳了有头有脑的左翼知识分子，其中一人在后来被委为上议员而成为副部长的黄循营，就是典型的由左转向右的代表人物。
当时一批华校校友会的领导人及政府高层的颜德尧再加上李引桐的穿针引线下，很快地与香港左翼艺术团接头了。虽然正当的理由是为雪隆地区的大水灾（正月份）灾民义演筹款（有灾民4万人，而有40人丧命，发挥雪中送炭精神），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作用，争取支持左翼的群众转而支持马华是陈修信的最大心愿。
在一拍即合下，一向标榜左翼的银星艺术团（由长城、凤凰及新联三家电影公司组成）于1971年3月抵达吉隆坡作公开义演，终于掀起前所未有的热潮。由此可见，左翼的势力仍然根深蒂固，难怪陈修信同意放下身段争取左的人走到右边来。
就在银星团走了之后，敦拉萨在1971年5月派出一个以国企主席东姑拉沙里为首的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而获得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不久之后，马来西亚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马中关系也就大步迈进，为建交（1974年）奠下扎实的基础。
不过在另一方面，银星艺术团却给左翼政党团更大的鼓舞与激励，通过当地文艺团体和校友会的推动，他们引进了银星艺术团的红色节目，包括中国文革时期的革命歌舞而把文艺运动推向高潮，而所有这一切的核心却是在马来亚大学的华文学会内上演。
随着1972年的《春自人间来》的大型表演取得成功后，马大华文学会准备在1974年推出《春雷大汇演》。政府乃告先发制人，通过发表白皮书指责共党渗透进马大华文学会，“春蕾”节目也就被腰斩了。
正因为银星艺术团向左向右展示友好，也就使到陈修信一时之间不知如何释怀，毕竟在意识形态高涨的年代，思想和信仰总是领先，而民族和种族的团结已置于次要位置，陈修信或是误判形势，而自我下台或是厌倦政治而辞职，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银星艺术团在促进了马中关系的同时，也没有刻意壮大左翼统战。这就是历史。总的来说，银星艺术团的魅力在当时是无法挡的。
刊登于2015年3月16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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