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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8.5.15

回顾国共合作的历史 (直挂云帆)



1923年,孙中山有意改组国民党,邀请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刚成立两年的中共还是一个组织不健全和脆弱的政党,因此当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在广州召开时,大会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些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陈潭秋及张国焘等30人。
因为中共认识到当时只有国民党是比较强大的革命党,而在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时,自然不能出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翌年也就是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的代表毛泽东等人出席大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主张。
无可否认的,在孙中山的努力下,第一次国共合作拉开序幕了。
不幸的在1925年时,孙中山因积劳成病,于312日与世长辞,也严重地打击了根基未稳的国共合作。
果然在蒋介石继孙中山之后夺得了军事控制权,在192742日在南京发出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所谓的清党就是对付共产党人。到了426日,总共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中国陷入白色恐怖,第一次国共和平彻底破裂。
随着蒋介石清党后,汪精卫也在715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委会议上叫嚣要取缔共产党,没有所谓“和平共分”,只有“武力清党”。
汪精卫后来(1940-1944)投靠日本人而被形容为第一大汉奸,他的残酷哲学是:“宁可错杀一个,不可使一人漏网”。在丧失血性下,他对共产党人及嫌疑份子大开杀戒。
另一方面,在毛泽东领导下,于19279月初召开会议,决定在99日发动秋收起义。到了92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进入井冈山,建立起第一个农民根据地。也是在当日的会议上确定了“党指挥枪”的绝对领导纲领,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1928年,毛泽东的部队与朱德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写下了“工农武装割据”第一页。较后红军在长汀整编。
离开井冈山之后,中共在1930年接纳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1931年中共在江西和福建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主要在江西的瑞金也包括红军控制的县区)。
尽管蒋介石有四次围剿,但蒋介石的国民军无功而撤,直到第五次动用100万兵力和200架飞机迫使红军不得不撤退。1934年,中国红军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军队要往哪儿求生存,没有定案,最后毛泽东择定延安为新的根据地(1935年)。
中共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折腾下,从八万余士兵到只剩下三万余人,前途堪虞。
就在中共只能在延安修整之际,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挟持蒋介石,逼他与中共联手抗日,才有了1937年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应付日本的侵华战争。但这种非真心诚意的合作,也让共产党人依靠自己建立地盘后不再交出给国民党。虽然中共红军(后来称为解放军)被收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但中共的军队则永远效忠于党,国民党是无法动摇的。
19458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蒋介石与毛泽东确实曾在重庆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并在1010日签署“双十协定”。然而墨迹未干,在1946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第三次国共合作破灭。
经过四年的短兵相接,蒋介石的百万大军终不敌毛泽东的解放军而不得不退守台湾。
就在蒋介石偏安于台湾一角后,他也不甘于失败企图借机反攻大陆,但总是不得要领。
从历史档案中,我们也得知在1950年时,刚就任台湾总统的蒋介石决定派其前将领李次白前往大陆试探口风,在会见陈毅后无功而返。
1973年,章士钊请缨到香港会见国民党人,却因年事已高,不到一个月病逝于香港,无法完成任务。
自此之后,中台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虽然双方在1992年的“九二共识”作为基础,但在各自表述下,永远无法找到统一的答案。
直到2005年,国民党荣誉主席与胡锦涛确定了新的关系,同意由2000年起,每年举行“国共论坛”,今年刚好是十周年。
虽然今次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亲自参加国共论坛后,又于53日拜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种党对党的关系似乎可以使到双方没有负担,但对台湾新生一代能否起统合作用,则有待考验。
朱立伦本身只是一名市长(新北市市长),没有马英九的光环,但习近平还是向他饶以大义,提出5点主张:①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②深化两岸利益融合;③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④求同存异又聚同化异;及⑤共同复兴中华民族。如果说2016年的台湾总统是蔡英文的话,民进党又如何开展党与党的关系?
纵然蔡英文有说过没有什么“民共论坛”,但我们相信时局和现实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思维和决策,毕竟中台之间除了党对党交流外,难道还可以进行政府对政府的交流?除非台湾接受中国的“一国两制”,而这样的模式又是台湾新一代持有异议的,我们就看习近平如何以“命运共同体”来化解台湾人民的“心结”与“疑虑”。今次习朱会面只是一个“投石问路”,什么时候才有第四次“国共和谈”呢?

刊登于2015年5月8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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