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精神源自于客家人的五次大迁移后孕育而成的伟大文明之一。因此我们先阐述客家人迁移，再论述什么是“客家精神”。
在历史上根据学者罗香林所说的客家人五次大迁移的年代是这样形成的：
1． 公元304-581年，始于西晋永嘉之后的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羌及氏）（西晋是司马炎灭三国后所建立的朝代），延续到隋唐之初，中原人民不堪兵荒马乱，自北南徒分阶段南迁，是为第一次大迁移。历时2百余年（五胡乱华的五个民族连同汉族在那个时候建立了16个国家，因此也有五胡十六国之称）。
2． 公元875-960年，始于唐朝末年黄巢之乱（黄巢是盐商出身，与王仙芝一起反唐，声势浩大。虽一度攻入长安，但以失败告终），止于宋太祖统一天下，再一次逼使中原人民南迁，历时80年左右，是为第二次大迁移。
3． 公元1129-1271年，在宋高宗南渡偏安时，元人大举入侵，直至元朝建立，客家先民又再第三次大迁移。较大量流入广东、江西及福建省交界处的三角洲定居。客人的定位也被确定下来。
4． 公元1644-1800年，满洲入关，到清朝当政，间中也经历康熙至乾隆嘉庆年代，汉人又再移动，是为第四次大迁移。历时150余年。
5． 公元1851-1911年，始于太平天国起义，在南京建立政权与清朝对峙，止于清朝灭亡。这段期间，局势混乱，又有了第五次大迁移。不仅限于中国南方和港澳台地区，而且也越洋来到东南亚各地，历时60年，带动华人在海外开天辟地（首次给客家人下定义的是清朝进士徐旭曾。他说，“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由此可见，在南宋偏安时，才有大量的客家人迁至三角州定居。事实上，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已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断地大举南下世界各地）。
除了五次大迁移外，历史学家也在中华民国建立后（1911年）发现在军阀混战时期，在国共抗争时期，在抗日战争年代，在内战时期，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止的前后约40年的光景，是为华人，包括客家人向海外移动的另一个高潮。因此有人在客家历史上加上第六次客家人大迁移是面向世界各国的。
正因为客家人到处停泊，四处为家，养成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物竞天演，适者生存的定律下，客家人不畏艰苦地在中国各省市不但生存下来，而且也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客家乡镇。至于在海外的客家人，更是独树一帜地展现了客家风采。
客家精神也就在这千余年内结成一个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照耀中华大地和海外华人麇集的地方。因而有了“客家精神”这一特殊名词。
客家精神光耀四方
但什么是客家精神呢？
根据英国学者爱德尔在其著作《客家人种志》和《客家史网》针对“客家精神”做出如下的评论：客家是刚柔并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典型客家人是勤劳的、爱国的和热情的。
为此，史学家为“客家精神”作了以下的总结：爱国爱民，反压迫反侵略；勤劳刻苦，努力开拓；勇敢无畏，富革命精神；挚诚团结；敬祖睦宗；不亢不卑；平等待人（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也是得到当地的客家人协助和支持）。
按照我的理解，在中华民族体系内，没有一个民系是如此广泛地分布在中国的21个省，并在中国国内有五次的大迁移运动，更在后来又有第六次的大迁移踏出国界，走向世界至少六十三个国家。
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我们把它解读成客家人的一种美德。既能易地植根又能谦溶入其他民系或民族生活之中。也因此客家人多数住在贫瘠的山区另创天地与“市”无争。后人因此把客家人形容为“勤奋开拓，兼容并包”的民系。久而久之，它升华为“客家精神”。一种随遇而安，入乡随俗的思想深深烙在每个客家人的心中。其中最珍贵的品质是客家人的豁达天性，从敢于出走浪迹天涯到卷入革命和不畏艰辛已成为客家精神的象征。历史上也出了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例如南宋的文天祥（江西吉安县人，被列为客家先民）、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嘉应人），戊戎变法的黄遵宪（梅县人），抗清名将的丘逢甲（台湾苗栗人），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梅州人）等，都让后人从他们身上看到客家人精神的光辉一面。
还有我们也发现，马来西亚早期的客家名人多数是在太平天国前后的年代越洋过海来到南洋白手成家，他们是：
有参与发展吉隆坡的叶亚来（1837-1885）；海山首领富甲一方的郑景贵（1821-1898），他的住宅今天已成为“侨生博物馆”；第一人获英政府批准发行钞票的郑大平（1876-1935）；开辟怡保的姚德胜（1859-1915）；郑景贵的女婿胡子春（1859-1921）；张弼士（1851-1911）；谢春生（1847-1916）；梁碧如（1857-1911）；戴欣然（1849-1919）；戴淑原（1887-1944）及胡文虎（1882-1954）。
上述客家伟人，从张弼士开始到戴欣然，都是清朝驻槟领事，也全是客家人。至于戴淑原是中华民国驻槟总领事（1912-1930），他也是槟州客家公会的创办人。再有一位胡文虎则是万金油大王，也是一代报王，包括《星洲日报》为他所创。他也是南洋客属总会的创办人。
如果说古时我们的先辈耕田不忘读书，赢得“耕读传家”的美誉，那么今时我们的客家乡贤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可从兴学办校及客家子弟在文化上出人头地反映出来，这就是客家精神中的另一种文化特质。
（本文主要内容取自作者于5月8日应大马客联青之邀，在吉隆坡以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的身份为第三届全国与海外客青领袖演习营作专题演讲的讲话）
刊登于2015年5月14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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