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王保尼的纪念厅（在槟州客家公会第三楼的客家文物馆内）于2012年9月15日开幕后，王保尼这三个字又归趋平静，直到2015年初，因其儿子王得评联合许淑琳出版了《未被称颂的爱国者—王保尼》一书后，又再引起报章的注意，但也很快地又平淡下来。
真没想到，在行将送走2015年时，王保尼的“历史地位”又再次引发争议，而又再一次被人津津乐道；更有许多人开始要知道谁是王保尼？他为什么这么重要？主要是因为国小六年级的历史课本独漏王保尼的名字。在华社及马华公会抗议下，教长的反应是先调查后“否定”。他说王保尼不是主要的人物（言下之意是指王保尼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只是扮演其中一个角色，但不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没有改动的必要。但后来又知悉华小课本会有所增加。
虽然王保尼在历史上不是对独立及大马成立两事件的拍板人，但他却是参与者与见证者，不应随意把他给漏掉，至少他以华裔身份，也代表了华社对独立和大马的成立尽了一些责任。
固然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追究王保尼所扮演的角色，或会得出结论说他不是件事的主导者，但这不是要点，重要的是“漏了”王保尼等于漏了华人在立国时似乎“无动于衷”或没有表现。因此马华公会一定也必须据理力争，不能让负责的人轻描淡写，而将历史掩盖下去。这也是对马华胆色的一个新考验。
事实上，我们不争论王保尼的贡献有多大，但绝不能拿政绩来“支持或否定”一个人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如果历史可以轻易更改和留空，那就不是历史，而是以偏盖全。
让我们进一步揭开王保尼的“面目”就可知道他的政治成绩单和历史定位。
我们先从他的父亲王如进开始。他是王家第二十三代的客家人（按族谱），来自广东省梅州市的兴宁县的坭坡镇，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大约在1886年，年仅12岁的王如进来到浮罗山背，定居在养父母（王毅夫妇）的家里，从事务农工作，并将收成拿到阿依淡市场去卖。
一些年后，王如进离开他的养父母，来到大山脚开始新生活。先从事锯木厂生意，后又涉及木材业，接着也介入了供应火车建筑材料，及后更成了建筑承包商。当时王如进的屋子就建在118号，大山脚直街。这也是后来王保尼的祖屋（这里有一段故事，后面表）。
王如进夫妇于1911年在这间祖屋生下了王保尼，
在小的时候，王保尼曾入读日新小学三年，后转至英华学校（英校）。小学毕业后，他来到槟岛的圣芳济中学受教育，前后6年。在此期间他考取了初级剑桥文凭和高级剑桥文凭。
1921年，当王保尼10岁时，他的父亲王如进逝世，但也留下一些财产给他及孩子们。
1933年，离开圣芳济中学后，王保尼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山脚的天主教会当书记。
1935年，他转行成为巴士服务公司的书记，因公司财政陷入危机，而被人收购，王保尼暂时失业了。
1937年至1941年，王保尼真的改行成为一名教师，先后在两间小学执教英文，即圣玛丽小学和金星小学。
由于他偏爱教书，就被安排进入师训，但在1941年杪日本入侵槟城并攻占马新后，一切都停顿下来。王保尼的师训计划也被搁下来。
就在日治时期，王保尼在1942年迎娶林明红（Lim
Meng Hong）为妻。他们夫妻也养育两个孩子。1945年7月26日，日本投降的前夕，阿红因病重不治而逝世。
1949年，王保尼迎娶第二任太太刘秀金（Elizabeth
Law Siew Khim）（1931年生），王保尼比她大20岁。婚后生活和谐美满。他们一共生了8个孩子，连同第一任夫人阿红的2名孩子，其中一人早逝，王保尼一共有10名孩子，其中第7公子王得评对他的父亲更是念念不忘。
进入50年代，王保尼的人生起了巨大的变化，都是因为他遇到了伯乐。这位伯乐就是林苍祐。因此总括来说，王保尼是靠林苍祐起家的。
当林苍祐在1951年创立急进党时，王保尼并没有参加，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教师。1953年威省举行第一次地方议会选举（分成威北、威中和威南地方议会），林苍祐说服王保尼参加地方议会选举以便通过政治为民服务。王保尼也不负众望，当选市议员。这就是王保尼的从政的起点。
1954年，王保尼追随林苍祐离开急进党，转投入马华公会，他成为林苍祐的“政治徒弟“。
1955年，林苍祐受命带领联盟大军参加独立前的普选。当时槟州立法议会只选14名州议员，另10位是被英国参政司（相等于总督地位）委任的。除了林苍祐本身角逐加拉歪区外，也把王保尼放在大山脚区。开票结果是联盟大捷，在林苍祐带队下，扫完所有的14个议席。
本来在普选后，马来亚联合邦已朝向自治，但未想独立提前来到，定于1957年8月31日。
此时东姑（联盟主席）嘱意林苍祐出任首席部长（在殖民地时代，林苍祐已是首席议员），而英国的参政司也建议林苍祐上位。但有更大宏愿的林苍祐婉拒了上位的好意，因为他准备要成为全国的领袖。
于是林苍祐向东姑和英国推荐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在选举首席部长的过程中，有两个版本。其一是王保尼的传记说，在王保尼和谢成金（另一位候选人，他是林苍祐的表哥）同获5对5票后，林苍祐建议另行投票。结果王保尼以7对3票胜了谢成金。
另一个是我的版本，我是在翻查《星槟日报》的资料时发现新闻有详加报导首席部长的诞生是林苍祐投下主席特别的一票（他是槟州联盟主席）给王保尼，因为两人得票相等，这就意味着谢成金失败了（有人形容为帮理不帮亲，为什么林苍祐不支持谢成金？没有人知道，知道内情的人都已过世了）。
就在王保尼当上首席部长后，他的第一件大事是在槟城旧关仔角宣读独立宣言。当时全国只有3个地方举行独立大典，即吉隆坡、马六甲和槟城。王保尼即代表槟州人民也代表国家参与独立的庆典。在当时马来亚只有一位华人担任首席部长。王保尼赶上独立的列车，也就成为风头最健的华裔政治人物。
第二件事是果然不出所料，林苍祐不当首席部长是因为要当马华总会长。他在1958年如愿以偿了。王保尼在那个时候是林苍祐的左右手，也是为林苍祐护航的人，但当1959年林苍祐失势后，王保尼就转过身来以东姑马首是瞻了。
因此在林苍祐离开马华后，东姑要委任教育委员时，就想到王保尼，另加上梁宇皋（司法部长）及许金龙（上议员）代表马华参与教育政策的检讨。这份在后来被称为达立教育报告书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规定华文中学只能保持两类，一类是归政府掌控的国民型中学，另一类是自力更生的独立中学（直到今天，国民型中学78间，独中60间）。
达立报告书并没有给王保尼的政治加分，因为教总主席林连玉后来破口大骂教育报告书改变了华校的本质，不予以接受。王保尼也因之遭受批评和批判，有不利华校之嫌。
第三件事是王保尼在1962年被委为柯波委员会的成员，他是唯一的华人代表，真是任重道远，以鉴定东马人民是否要加入马来西亚。
虽然王保尼不是带头者，但他的加入有助东马选择如何加入马来西亚，而且条件也比槟城加入马来亚联合邦的条件更加宽松和保留某些自主权（如东马移民厅有权拒绝西马的人自由进出）。
从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来看，也说明了东马人不反对加入马来西亚联邦。
即使王保尼不是站在第一位，但他成为全马唯一的华人首席部长，也是拥有一席的历史地位。
1964年的大选，因马印对抗，致使联盟大捷。但这之后，槟岛的自由港地位被动摇了。
因此在1969年的大选，做了12年首席部长的王保尼（1957-1969），终于被林苍祐拉下台。
从此他转成驻意大利大使而在1975年退休，从此与人间“隔绝”。他与林苍祐的恩怨也告一段落。
可是王保尼又没有想到的一件尴尬事，那就是林苍祐离开马华（1960年）另起炉灶（1961年成立民主联合党）后，又结交一批效忠分子，王保尼的“效忠”时代似乎已过了，其中一位林苍祐倚重的就是他的难兄难弟余水清。
这位曾在地方议会有良好服务记录的政界人士，在1969年被林苍祐派往大山脚与王保尼对垒，决意要结束王保尼的政治生命。结果也正如林苍祐所料，余水清“收拾”了王保尼，成为林苍祐的左右手。在1971年民政党内闹内讧时，余水清是完全站在林苍祐这一边，而在党分裂后，被委为副首席部长。
讵料1977年的一架飞机失事（在振林山）机内的丧命搭客就有一人是余水清。在他逝世后，为纪念他的贡献，林苍祐将王保尼的祖屋的“直街”改名为“余水清街”，这一改也令到仍在世的王保尼啼笑皆非，怎么王保尼的祖屋不命名为王保尼街而成了余水清街。
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因为余水清先走了，也就有“优先权”用街道来命名。王保尼则是直到2002年才过世，也就无法与余水清争“地盘”命名了。
刊登于2015年12月14日《号外周报》第7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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