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3日，中国热烈与大规模地庆祝抗日战争70周年，这个日子是官方公订的。
本来中国是以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国务院）将之定为8月15日）。
后来鉴于日本签下投降书是在9月2日（1945年），政务院乃在1951年将胜利纪念日改为9月3日（其实在1946年时，国民政府也是以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一连庆祝3天）。
在1999年时，国务院确定9月3日为胜利纪念日；而在2014年时，人大常委会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公订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
因而在2015年时正好是日本投降70周年，也就有了高姿态的检阅仪式。
在这之前，中国传媒也在中国及世界各地收集日本战犯的资料，以便有系统地将日本的侵略所造成的损失和罪行公诸于世。
我最近在互联网中看到中国各传媒确实用心刊登在各个地方的审判战犯的资料。根据不完整的统计，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丧命的至少有1800万人，其中士兵148万人（这之中国民军占135万人，共军占10万人），另有170万人负伤。这只是中国方面的估计。在东南亚一带日本侵略者也是杀人无数，其中新加坡有约6万人被杀害；在马来亚和东马（当时称北婆罗洲）也有数万人牺牲。有人推测在日本统治马新3年8个月的日子里，总共杀死不下10万人，甚至更高。
至于日本侵略军方面，网络资料显示有2百万人死亡，其中包括1万7千人是在九一八（1931年）事件时死去的。
不过中国历来也认为日本侵略者的死亡人数是在150万名左右。
如果说日本有2百万人赔上性命，换取中国的1800万人的生命，那是以一抵十，真是无法原谅和宽恕。
根据新华社驻马社长及首席记者林昊的报导，在二战后对日本乙、丙战犯的审判，分别设在香港、亚庇、纳闽、新加坡、新山、吉隆坡、太平、亚罗士打、彬乌伦（又称眉谬，在缅甸境内）、仰光及槟城等地（日本战犯有分甲级、乙级和丙级三类，最重要的战犯列为甲级，以日相东条英机为首，约14人。这些人之中的10个灵牌被安放在“靖国神社”。因此受侵略的国家很是反对日本政府高官进入“靖国神社”参拜“战犯”。至于乙级和丙级的战犯共有5416名，其中937人被处死刑）。
林昊在去年8月份偕同副总经理/编辑王大玮一起来槟城收集资料，他在文章中继说：日本战败后，英军重返马来亚，着手开始调查日本战犯的审判。在收集罪证和定下审判的程序后，在1946年1月21日首场审判在新加坡举行，10名日本战犯被控致死多名印度战俘。经过11天审判，只有1人被判死刑，余者收监。
同年的1月30日，吉隆坡开始审判两名战犯，因对平民犯下罪行一起被判死刑。而在北婆罗洲，审判于4月8日开始，3名宪兵被认定杀害3名华人和一名印度人，结果1人判死刑另2人收监。
槟城方面，则是我和林昊与王大玮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我带他们到升旗山脚的一座槟榔屿南洋侨工纪念碑前拍照，因为这证明了当年的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还有车水路的福音堂，被日本宪兵当成日军总社；沓田仔的丽泽社则开放让有冤情者投诉。同时原《星槟日报》被日本蝗军出版“彼南日报”。
正因为槟城居住最多的华人，因此日本侵略军从泰南一路杀进哥打峇鲁后就动用飞机轰炸槟城，打响侵略马新的第一枪，这是1941年12月8日的悲剧。
本来槟城人民相信有英军保护，槟城是不怕”日本鬼子“打进来的。讵料槟城人高兴得太早，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眼中，槟城的华人是反日的，与中国人同一鼻孔出气，所以得先向华人下手，
我们可以从韩觉夫著《记者生涯三十年》及依藤（汪开竞）著的《彼南劫灰丝》，庄惠泉出版，许云樵原编及蔡史君编修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中窥见一二。
到了1942年4月6日，日本宪兵进行第一次大检举，共分7区，所有人必须列队被检查。最要命的是被蒙面人指认而下狱的，多是凶多吉少，结果有2000人被捕，继后陆续放了500人左右。
在同年9月15日，又是第二次大检举，约有2千余人被捕，而这一次较多文化人遭殃，他们在蒙面人指认下被投进四坎店的监狱，受尽百般虐打和凌辱，有着不堪折磨而死去。后来查知有41名钟灵师生也遇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英军在9月3日重临槟城，此时许多日本宪兵及汉奸躲进四坎店内的监牢等候发落，担心在外头会被群众打死。
当英军事政府收集资料后，就在1946年8月30日在槟州华人大会堂（平章会馆）开审战犯，只有35人被控（本来共有61名日本战犯及6名台湾战犯），其中原因不得而知。这些战犯被指控在1942年至1945年间在槟城滥用酷刑，致1千余人死亡。
经过1个月的审讯，共有21人被处死刑，包括宪兵队长东川好信及寿田勇，另11人被判监禁及3人无罪，但后来东川及寿田勇逃过死刑（被判死刑的人是在1948年3月20日问吊）。
值得一提的是，6名汉奸的命运各有不同，最重要的是台湾巫廷谦医生其夫人许玉叶在1947年被送回台湾受刑（两人已逝世）。
此外柯中轩、黄开聪（原为实报主编，出身钟灵，抗战时入读延安抗战大学，后返槟城成为汉奸，但在日本投降前被人带走，从此下落不明）、高居祥及姚秋棠（均是日本特高科（间谍）的台湾人）。结果柯中轩、高居祥及姚秋棠被判了死刑。他们这6人在日治时代都是扮演蒙面人，不知多少抗日分子和知识分子死在他们的手中，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总而言之，日本的侵略及宪兵的暴行是血债累累的，容不得日本抵赖和否认。遗憾的是，日本直到今天仍不悔过与道歉，而德国的总理布兰特早已代表德国向犹太人道歉，因为希特勒在二战时残酷杀害逾600万犹太人，罪证罄竹难书。
刊登于2016年3月17日《东方日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