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心无力消除种族政治 —战后马来西亚政治的演变（下篇） （直挂云帆）

第三个层次是民间（NGO）组织对政策的不满与抗议及对政党的影响。

从60年代教总主席林连玉反对达立教育报告书到70年代马来学运在安华领导下的觉醒和马大华文学会唤回社会主义的思想，反映出民间以有限的力量试图改变国家的政策。

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以不同的种族提出不同的诉求。例如1955年林连玉领导董教总向联盟要求平等对待华文教育；进而在1958年促成董教总与马华公会合作成立“三大机构”，为华教而斗争。1959年因林苍祐辞马华总会长职，三机构合作停顿下来。

继之，林连玉以一己之力，领导教总和呼吁华社在1961年反对达立教育法令，疾呼华文中学不接受改制，宁可自力更生，保持华校传统。

讵料林连玉因此被褫夺公民权和取消教师证。虽然在当时有55间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只剩16间华文中学不接受改制，但后来也因超龄生的问题又使到改制中学董事会增办私立中学（先是成为下午班；后来扩大了从私立中学致转称独立中学）。直到今天，马来西亚共有78间改制国民型中学及60间独立中学，倒也说明了林连玉的坚持和远见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另一方面，崛起的马来学运开始在60年代末期开展校园示威活动，复于70年代（1974年9月）走出校外掀起两场反政府斗争，其一是支援新山打锡·乌达拉木屋区马来居民自行建屋但被拆的抗争，参与领导人的是希沙姆丁·莱益士（马大学生会总秘书）；其二是援助华玲农民的反饥饿运动（1974年11月），当时估计逾万当地人参加。继后到了12月，有3万人在华玲举行大示威，而全国学运也参与游行支援农民，结果参与领导的安华依布拉欣也被内安令扣捕两年。

同一年（1974年）也是马大华文学会在受到香港银星艺术团（1971年在隆表演文化大革命的歌舞）的影响，逐步地在华文学会内结合各大专搞起左翼文化运动，后来又联合校外华团（以校友会为主）办起“春雷大汇演”。由于声势浩大，结果被政府查封，学会领袖也被扣捕。接着政府发动白皮书，指责共党渗透其中。

从上述的运动看来，虽是与种族主义无关，但因组织上的种族归类也有了种族主义的倾向。由于学运分两头崛起，又说明了民间组织正在发挥个别力量，以影响政府的决策。

不过最让人看到民间组织迈向非种族主义则是起于80年代，当时是胡先翁首相当政，他提出了“社团修正法令”，即将现有的民间组织进行规划，只分成联谊组织和政治组织，前者只属联谊性质（如俱乐部之类），不能谈及政治（包括对政府的批评）；后者虽可以发表政论，但禁止非公民成为会员（1981年4月10日在国会下议院通过，并赋予社团注册官更大的权力，包括可以查封社团及宣布理事会无效，禁止与外界联系及得遵循注册官的指示对章程进行修改。

因为影响巨大，华社方面，雪隆近百个华团反对政府的修正案，指其用意剥夺非政府团体针对政策发表评论而违反宪法赋予言论自由的精神。

与此同时，由安华领导的回教青年运动（Abim）也号召马来团体抗议社团修正法令。当有了共同目标，华团与马来团体便团结起来，成立“反对社团修正法令委员会”，推举安华担任主席，形成了非种族主义运动。结果在交涉下，政府收回成命，民间组织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也有人形容若在种族大团结下民间组织是可以发挥重大的影响力和作用的。可惜这个时间维持不久，因为主要的民间团体又有新的议程和动向了。例如Abim（安华在1971年申请注册，直到1973年才获批准）于1981年支持安华加入巫统，以进行内部改革，于是有了“打进巫统，纠正巫统”的口号。安华后来也给巫统带来巨大的震荡，这是后话，按不下表，本文只侧重表达民间团体进行自我蜕变。又例如董教总通过特殊的安排也走着与安华同样的道路，它们在1982年将许子根及郭洙镇等人送入民政党，以求“打进国阵，纠正国阵”。

后来这样的战略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安华及许子根际遇虽不同，但都不能改变存在已久的体制，反而成了体制内的一分子；尤其严重的是董教总得罪了马华公会及行动党；安华也得罪了巫统的元老派。

虽然90年代董总主席林晃升改弦易辙，以个人身份鼓励华教人士集体加入行动党，以求通过反对党建立起两线制，可惜未能如愿以偿。

只有在2007年后，我们才又真正看到一个民间运动在蓬勃开展。净选盟（Bersih）运动所要求的是推动民主和自由及公平选举唤起了年轻人的斗志，它们提出各项要求也终于酿成2008年的政治海啸。反对党夺得了5个州执政权，改写了马来西亚政治版图。

这一场运动首次让人民感觉到若不分种族散发出的集体力量倒是可以做出改变的。

自此之后，净选盟再接再厉，有了2.0、3.0及4.0运动，一次又比一次提高要求。可是在另一方面，也有人指责净选盟也越来越有种族倾向，非马来人的参与者远比马来人多。与此同时，种族性的NGO随之兴起，不时与净选盟唱反调。最新的例子是2015年一批红衫军的示威与净选盟的对峙。它除了将净选盟归类为有种族的单位外，更进一步鼓起了反华的情绪。

也因为这样，民间组织的被分化和推波助澜也使到政党政治更具种族色彩。反对党组成的“民联”的瓦解，正说明了种族性的合作也有其弱点，不是改变政治的“万灵丹”。

而最新的例子是出现又官又民的联合体，这就是马哈迪发起的《公民宣言》，以把纳吉拉下马。这种以重要人物为主导，以民间组织为后盾的非政府运动使到民间组织又回到50年代与政党结合在一起的斗争（如巫统在马来团体支持下进行的斗争就是民间促成政党的诞生）。

其实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民间组织，一遇上种族思想和情绪不断在上空徘徊和影响人的意志时，我们实在很难期待“马来西亚民族”的成形。看来马哈迪所期待的一个新民族主义的国家已离开我们越来越远了（按马哈迪在1990年推出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愿，包括缔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不再用种族主义来制定政策和方针）。

总的来说，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是很难消除的，因为政党、上层的种族性合作和民主的推动及民间组织都无法促成政党废除种族色彩，以便转化成非种族性的政党，真正地带领国家走向非种族主义的道路。

因此我们只有希望各民族都能恪守宪法和法律，自我克制，不要在种族主义政治中再添上宗教色彩。这徒有使政局更加复杂和政治更为分化而动摇了国本。

刊登于2016年4月28日《东方日报》

中美角力移向国际法庭 （跃马扬鞭）

中美角力的“战场”已移向南中国海，而且形势越行微秒。虽然不至于挑起世界大战或区域战争，但这场斗争已成为法律的争议。海牙国际法院的仲裁，其结果是否具有法律效用，我们暂且搁置一旁，但肯定的是将对世界格局变动有所影响。

就地理位置而言，南中国海就在中国的南边，它分成四大群岛，分别是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菲律宾将之称为西菲律宾海）。

根据1947年的中国地图显示对南中国海的岛礁规划范围是以“九条线”来区别的，原本共有“十一条线”，后来新中国缩成九条线，也就与印尼没有“领土”的争议了。换句话说，中国接受纳士纳岛及其领海归印尼；而印尼也没有挑战南沙群岛的领土，中国一向主张领土纷争应通过双边协商解决（但印尼总统佐科威形容九条线在国际法中缺乏法律基础）。

虽然如此，在60年代以降，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也觊觎南海岛礁，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声称对东沙群岛的钓鱼岛拥有主权），菲律宾占有了九个岛礁，其中包括具有战略地位的中业岛；更将大部分南沙群岛的“领土”划入菲律宾领土中而发展成为军事基地。

此外，菲律宾也宣称它拥有“黄岩岛”（中沙群岛）的主权，也将此事告上联合国（中国在2012年夺回了黄岩岛，但争议持续）。

越南与中国的冲突不亚于菲律宾。在1975年北越及解放阵线军打败南越政府军后，也接收南越所管治的南沙岛礁（共6个），后来又扩张占有岛礁至29个；更进一步宣称拥有南沙及西沙群岛的主权。

虽然马来西亚在1977年之后有不动声色地取得了南沙群岛的10个岛礁控制权，并进行攒油工程，但因低调行事，也未引致马中的“军事冲突”和“关系交恶”。

至于汶莱也宣称拥有一个岛礁主权（南沙群岛的南通礁）及台湾也占有“太平岛”，但与中国过意不去的是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再加上美国参与其中的制造争论与展示威权，也终于把南中国海变成一个国际大课题。可是根据中国的公布，它至今只驻军7个岛礁，以显示中国虽声称拥有海岛的主权，但也采取容忍的态度让争议淡化，因而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口号和方针，可惜收效不大。

即使形势对中国不利，1973年中国还是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讨论，并在1982年被通过，而在1994年落实。这里头的条文有严格规定什么是“岛”、什么是“礁”？所谓的“岛”是指它与陆地一样，拥有自己的领海，而且适合人类居住，就可以享有12海里的领海，24海里的毗连区及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反之，“礁”是指没有人居住或不适合人类居住，所以只能拥有领海及毗连区不能有专属经济区。

有一个插曲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虽非联合国成员，但它在南沙群岛中占有太平岛（面积0.49平方里）（位于南沙群岛），内有驻军，有机场也有码头。因此也上书国际法庭陈诉它拥有的专属经济区200海里及最远可以延伸至350海里。若得以成立的话，则意味着菲律宾的争议岛礁主权也因太平岛是“岛”，而使到后者的经济海域已触及菲律宾的巴拉望省了。若是这样，菲律宾也就失去争取主权的权利了。

结果在2015年10月29日，海牙国际法院仲裁菲国有权提出诉讼，因为“太平岛”是“礁”不是“岛”，因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由于菲律宾“旗开得胜”，使它更具信心能“乘胜追击”。

翌日（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回应说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出的仲裁，对中方没有拘束力（因为仲裁不存在缺席仲裁，必须得双方同意和到场进行仲裁，否则仲裁不具意义）。

据传媒消息，海牙国际法院将会在今年6月作出“仲裁结论”，虽然不能动摇中国的立场，也不能对中国有约束力，但它的仲裁如果对菲有利，则也说明了西方势力（包括美国、英国及澳洲等）让一个小国“否定”中国的九条线（划定群岛的范围），也进一步可能激发东盟的一些国家在南海进行更大的对抗，而美国则会坐享渔人之利。这就是当下中国在国际舆论上所面对的“打压”。毕竟它尚不能同美国拥有“呼风唤雨”和“扭转乾坤”的威权。因此中国在未来的日子（尤其是两个月内）必须开展个别的外交反击，以让美国这幕后的黑手走向前台，籍此在世界舆论面前将之转化成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与中国“不讲情理和公理”完全无关，恰恰相反，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记“回马枪”，对历史的否定。这样一来菲律宾的小阿基诺总统也将尝到自傲自负和趾高气扬也不反映出他的人格之高，反而更进一步暴露他是美国的“政治打手”，不会给菲律宾带来任何的光彩。

刊登于2016年4月25日《南洋商报》

“海峡殖民地”的形成 （现代春秋）

中国与新加坡、槟榔屿及马六甲发生密切的关系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虽然在600年前有郑和七下西洋时，有5次途经马六甲海峡，并在马六甲留下一段美丽的传说（明朝明成祖永乐皇帝从1405年开始先后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在公元1433年结束，但最后一次远航时明朝已进入明宣宗宣德的年代）。如果再向前推进在更早的时候，也有说唐代时就有华人移居马来亚。因此华人又称为唐人，但这些零碎的历史故事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纪录。也只有在晚清时期，因外国势力的干预，才真正地改变中国及南迁华人的政运和命运。

这段前尘往事得由英国占领马来亚及后来的马来西亚说起。当英人莱特于1786年乘军舰抵达槟榔屿时，他为马来西亚后来的历史写下新的一页。

由于缺乏人手；尤其需要工匠开辟槟榔屿，莱特也就开方便之门招引许多华工到来，并从印度也运入大批的廉价劳工（印度在1757年起已是英国的殖民地）。

槟榔屿启动华人南来

在1794年时，莱特上书给其驻加尔各签的上司东印度公司（这是英国政府在1600年设立的公司，专司殖民地的政务，直到1858年结束。殖民地政务才归英国政府直接管辖），愉快地汇报“华人已成为我们居民中最宝贵的一环，有男女及儿童约3000人，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如木匠、石匠、金匠、店员、种植人、商人等”。今天槟城仍保存百多年历史的鲁班行和鲁艺行及打金行等，说明这些艺匠早期已成立各自的社团，守望相助。

最早的华人社团首推于1801年即存在的槟城嘉应会馆（前称仁和公司）。

这就是说，英国插足马来亚是从槟榔屿开始的；也因为这样，槟城吸纳了大量的华工，很快地形成一个华人社群。这些南来的华人随后也在东南亚各地落地生根和开枝散叶。

不久之后英国察觉槟榔屿是个孤岛防卫不易，也就在1800年再向吉打苏丹取得威省的土地并入槟榔屿，以成为槟岛的屏障（初时面积不大，只有60廊，约12亩；后来不断扩大。1840年时被命名为威斯利省（简称威省））1874年，邦咯条约签署后，威省的面积已扩大至228平方英里，到了今天经过填海与调整，威省面积已扩大到738平方公里（285平方英里）。

不过英国后来发现槟榔屿不是建造船坞厂及设立军港的好地方，只适合成为外来移民的集散地和从事转口贸易及物物交换贸易，以致在1819年时，曾经在槟城当过总督秘书的莱佛士乃向柔佛苏丹要下了新加坡。

基于新加坡的优越地位，英国人不但要守住新加坡，以成为英国在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军港，同时也认为它比槟榔屿更适合开展贸易和进行军事活动。就这样英国殖民政府改变思维，第一步是想方设法牢牢控制马六甲海峡，也就需要与荷兰交换土地。1824年，荷兰同意把马六甲让给英国（马六甲只是马来半岛其中一个省，在政经及军事上对荷兰作用不大）。

英国垄断马六甲海峡

对荷兰来说，拥有马六甲是有缺陷和不完整的，也是一个负担，不如将英国在苏门答腊岛的明古连港作交换条件，这样一来，荷兰就全面控制印度尼西亚，不再担心英国的侵袭和抢夺地盘事件发生。

英国也乐得其所，因为拥有马六甲也就意味着整个马六甲海峡将落入英国人的手里。因此在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俗称三州府。这样的体制一直维持到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成立，而新加坡也因此被切开，与马来亚分离。

英国人之所以对马六甲紧咬不放，是因为它们看到了马六甲海峡是一条十分有价值的水道，不但可以将欧洲和印度等地的产品通过马六甲海峡直达中国和日本市场，同时也可以运回中国的产品，包括土产及茶叶。无形中马六甲海峡成了英国人的经济命脉之一（直到今天每年有5万艘船只通过马六甲海峡，其中大部分是油槽船，中国向中东入口的石油有80%通过马六甲海峡往来的。由此可见，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尤其重要的是，英商人通过马六甲海峡把大量产自印度的鸦片运入中国，不但荼毒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而且也可以从交易中牟取巨利。

可是英国政商界的邪恶目的终于被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所洞悉。在1839年，他以两广大臣的身份在虎门焚毁从英方没收来的2万余箱鸦片。这一下子，触怒了英国政府，也就通过马六甲海峡将其军舰驶入南中国海，终于在1840年爆发了著名的鸦片战争。

在战争失利后，清廷于1842年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正式将香港割让予英国。当香港成为殖民地后，英国不但通过香港让大量的华工南移，而且也发展香港成为英国向亚洲输出资本主义的桥头堡。中国自此之后，逐步被外国势力入侵而沦陷为半殖民地国家。

鸦片战争下强占香港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我们看到槟城、新加坡及香港结成一条纽带，成为英国人压迫和控制亚洲的最重要的三个据点。也反过来，中国与马新的关系也变得密不可分了；尤其反映在人口结构上，中国移民也自成一格，成为马新重要的种族，多元种族社会因之成形，“海外华人”这一特殊名词久而久之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庞大人种，被估计有4千5百万人（王赓武教授也有此看法，但无法查到确实的数目）。不论他们是否入籍其他国家，它们始终被认为是“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更有把他们当成娘家的人，而出现“娘家论”的说辞。

事实证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但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华人大量向外移民的起点。

（本文部分资料取自作者在新加坡《怡和世纪》发表的专论《中国移民潮造就槟榔屿和新加坡》，但有所补充和调整）

刊登于2016年4月25日《光华日报》

悼念一代报人赛扎哈里 （天下纵横）

当阅悉赛扎哈里于4月12日（2016年）逝世的新闻后，使我想起与他两度在槟城的会面。

第一次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由林源德校友戴他来槟城，然后通过郭孝信校友把他介绍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晚我和他两个人在当时美仑酒店的餐厅用餐（现在已易名为城市海湾酒店，是骆文秀开的），并做了长谈，估计超过两个小时。

他之所以被介绍来与我会面是因为彼此都是报人，而且他也被告知我喜爱写作，发表评论，因此我们就约在一起了。

我对赛扎哈里慕名已久，因为他是一位知名的报人，也曾参政，后来却用青春换来对理想的坚持。我也因之在报刊上的专栏（光明日报）前后写了六篇评述这位名报人及他的著作《人间正道》（中文本译名）的文章。

后来隔了一段时日，他听闻我有写他事迹的长文，就又到来槟城向我要稿，我就复印给他，也再次有了交谈。

在这之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了，只记得有一次在吉隆坡遇到他，但因有急事只是打个招呼就告别了。继后的一段长日子里我们不曾见面，现在也就阴阳两隔了。

究竟我们之间谈了些什么？我依稀记得先从个人的历史谈起，毕竟他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50-60年代）。

他的全名是赛扎哈里（Said Zahari）（1928-2016），出生于新加坡，在23岁（1951年）那年他赴新加坡的《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应聘（这家报社成立于1939年，先是在新加坡出版，由尤索夫依萨挑大梁）。当时的总编辑兼主笔仍是尤索夫依萨（YUsok Ishak）（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成为独立国，而被李光耀推荐担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根据赛扎哈里的回忆录中这样说，东姑在1959年突然指示尤索夫依萨执行一项在实际意义上是旨在结束《马来前锋报》的独立性。即使尤索夫依萨很不同意改变成“党报”的性质，但终于敌不过手握政权的东姑，尤索夫只好离开《前锋报》回到新加坡。

1961年巫统决定入驻《马来前锋报》，虽然赛扎哈里以抗争和罢工来抗议，从是年7月21日开始罢工，直到10月21日在警方的干预下结束。

为了阻止赛扎哈里与同事继续罢工，东姑先发制人，趁赛扎哈里去新加坡探访前锋报罢工的同事时，他被东姑发出函件（1961年8月31日）通知赛扎哈里已被永远禁止踏足马来亚。就这样罢工失去了舵手终于以失败告终。

1961年一向对政治有兴趣的赛扎哈里参加了新加坡左翼的人民党，这个党与马来亚的人民党有直接的关系，可以称为兄弟党（人民党是布斯达曼于1955年在吉隆坡成立的，走左翼路线，也在1957年与左翼的劳工党结合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在一项会议上，赛扎哈里被推举为党主席，但不幸的，在1963年2月2日，赛扎哈里与林清祥等百余人被逮捕了，他前后坐了17年的监牢，直到1979年才获释放。

不过赛扎哈里也向我提出一个难忘的往事，他在1999年在曼谷会见了陈平，主要想要了解六十年代为何有一位声称是马共的代表（被李光耀形容为“全权代表”的方壮璧），可以有这么大的威力促使工人党的市议员辞职，以向李光耀证明他的威信？而后在1959年的大选时，这位“全权代表”向李光耀保证不会有人民党的候选人中选，结果正如方壮璧所言，人民党候选人全军覆没，甚至失掉按柜金。

虽然赛扎哈里在其时尚未加入领导人民党，但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方壮璧有此“通天”本领，而且还是个“神算”的“预言家”呢！

陈平的答复是平静的，他说：“你的批评不是毫无根据，我承认对于一些问题我们是太过于无知和幼稚，就像这个个案中，李光耀当时的政治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赛扎哈里从岔岔不满中接受了陈平的解释，可惜的是他没能见到方壮璧问个清楚，而今这三个人也带着遗憾离开这个斗争不息的世界。

谨以此文悼念我的朋友赛扎哈里。

刊登于2016年4月25日《号外周报》第7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