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在独立前也就是仍属于英殖民管辖的时代，有一条法令是政府有权限制某州的子民不得进入其它州。例如在1956年钟灵发生学潮，抗议学校接受津贴而成为“被英化”的学校，结果来自怡保的学生胡万铎被禁止踏足槟城防止他来槟城搞反改制运动。
另一方面，在1948年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宪政后，将新加坡隔开，也没有阻止两地人民自由往来，直到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才需要通过护照往来，因为从那一天开始马新已是两个国家。
原本马新是一家的。1826年英殖民政府组成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时，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是三位一体的。这三个地方也就孕育出峇峇娘惹（土生华人）文化来。
后来英国通过1874年的“邦咯条约”也就逐步地控制整个马来半岛。
接着，马来亚联合邦通过1955年的普选（民选52位立法议员，另46名委任）走向自治，在联盟取得胜利后，东姑阿都拉曼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
3年之后，即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取得独立，东姑也就从首席部长变成首相了，独立的国家自然不再存在有权力限制子民的越州往来。
至于仍然属于英殖民政府管辖的新加坡也通过1959年的立法议会选举，诞生了自治邦。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大捷后，便出任自治邦的总理。
当马来亚首相东姑在1961年提出马来亚计划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时，他第一时间获得李光耀的支持，因为李光耀当时不认为新加坡具备独立的条件，最佳之道是“重返马来亚”。
不过东姑的马来西亚概念是与英国的构思相一致的。因此在1962年英国与马方成立了柯波调查团，以鉴定东马人民的意愿。很显然的，成立马来西亚有下列三项考虑：其一它不是单单为了马新重新合并，而是也要将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北婆罗洲（沙巴及砂拉越）纳进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当时汶莱也被提及。
其二，若是加入东马就可以调和种族上的比例，而不会变成华人人口超过马来人。
虽然后来汶莱因条件不合而不参加马来西亚，但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的加入已成定局。
其三，通过这样的合并安排，可以阻止共产活动。马英也担心若让新加坡独立，它将会成为左翼的温床危及马来亚的主权。
除此之外，英国也担心苏联对沙巴有意图；而砂拉越及汶莱会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
由于英国的马来西亚计划对苏联、中国、印尼和菲律宾没有直接的好处，导致在1962年起这些国家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原本在1963年8月31日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就因之被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要求暂缓进行。
在1963年8月16日及19日，联合国代表团分别访问沙巴和砂拉越，以了解人民对加入马来西亚的意愿。在当时，沙巴人口只有74万，而砂拉越人口也只有45万名（如今前者人口有3百50万；后者人口有2百50万）。
虽然沙砂人口不多，但若加入马来半岛的人口，马来人及土著就会超越华人而不会改变马来亚原已形成的马来人主导的政权。
1963年9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发表指出东马人民支持和同意成立马来西亚联邦。
既然新加坡早在1962年已通过全民投票取得认可（加入马来西亚），英国也就顺利地在1963年9月16日宣布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立。不过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是有附带条件的。一般上我们称之为20点协议（沙巴20点、砂拉越18点及新加坡的协议书）。
其中的主要点是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保留其移民权力，也就是入境这三个地方需要得到它们的移民局认可，它有权拒绝外人（包括半岛的人）入境。还有沙巴及砂拉越也保有劳工自主权，以便本土人的利益被保护，而不至于被来自西马的人“抢饭碗”。
与此同时，新加坡还保有一条就是教育自主。换句话说，它可制定本身的教育政策和教学方向，而不必受制于马来西亚教育部。
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这要得到双边的同意，不能单独行动），东马两个州基本上也与西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根据我们所知，原本东马的沙巴或砂拉越很少动用移民权力阻止西马人入境。犹记得在1969年大选后，林吉祥赴砂拉越助选时被阻止入境（因砂州太大，投票需时完成，不可能在5月9日与西马一起开票。但当发生“513”事件后，砂州的选举便告中断，而延至1970年举行）。这显然是因为政治因素。后来在1976年，林吉祥又第二度被阻止进入砂拉越。
跟着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也增加限制政治人物的入境；尤其是近日有超过20名政治人物被禁入砂，下来可能还会增加。
这当然与砂州的州选有关，因为砂州议会在4月11日解散后，极可能在本月内或下月完成提名和投票。
不论砂州政府有何想法，这样的对政敌“绑手绑脚”是不必要的。所谓民主选举是通过民主的程序，让参政的人可以为相关的政党助阵。若是他们的言论出格，则可以提控他们，没必要把来人挡在门外。
即便砂州政府有此权力，但在不威胁民生的生计下，不能为了2006年及2011年的州选因城市选民掀起反风，而不欢迎西马政治人物的到来。再说，对当地的土著、达雅克族和伊班族也没甚影响。
其实当反风吹起的时候，任何人都是难以抗拒的。在2014年上任首席部长的阿德南已经做了一些对民有利的好事，也让舆论有所支持。如果因为过于苛刻限制西马政界人士入境可能会弄巧反拙，激起选民的不满，那就得不偿失了。
这就是说，这样的限制入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可能会抵消所谓“承认统考”产生的效应。
阿德南首长有必要再行检讨这样的措施，大方参与推动民主与自由，所谓有容乃大是也！
刊登于2016年4月14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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