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不论在战前或战后的政治运动或政党活动都具有种族主义的倾向，例如1930年成立的马共，也是以华人为主，虽然它推动的是社会主义思潮；又例如1939年成立的马来青年同盟（KMN）也是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党；布斯达曼是其中一位领导人，他也因之被英殖民政府扣留（共百余人坐牢）。
战后（1945年后），我从三个层面论述和分析马来西亚的政治演变。第一个层面是政党政治；第二个层面是民主政治推动了种族政治萌芽和发展；而第三个层面是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介入政治活动后所卷起不分种族的政治运动，但仍然无法消除种族主义带来的阻力和负面影响。
因此从战后到今天的70年间，我们还是面对种族主义阴魂不散的笼罩，甚至在特定的时期也曾走向高潮。虽然有些政党标榜非种族主义，但在现实的社会中，绝大多数政党都有其种族归类。
至于非政府组织可以宣称超越种族，但行动起来则会被标签具有种族倾向。还有一类是新出现的种族性的NGO，在308后更是形成一股逆流
总的来说，不论我们喜欢与否，种族政治继续在主导我们的未来政治。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得为种族政治的起伏不定而操心，因为政治正向种族主义道路滑下去。
随手拈来就有1945年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及同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虽然两者都是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仍然得以种族作为归类。前者的领导人有布哈鲁丁（1956年成为回教党主席）、布斯达曼（1955年另创马来亚人民党）及依萨（1962年出任马来亚劳工党主席）。后者的领导人有菲力何亚琳、林建材、林丰美及余柱业等人。这两个政党被指受共党渗透，而分别在1950年被查封及1948年自我解散。
再下来种族成了政党的标签，例如1946年成立的巫统是一个纯马来人的政党，它是在拿督翁领导下，结合马来政团反对“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而组成，并在较后与英国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还有1946年成立的印度国大党也是由印度人组成的；而在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同样带出种族色彩。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政治仍然在种族的阴影或影响下开展斗争。不论是1969年大选后的“513悲剧”，或是2008年大选的“308政治海啸”及2013年大选的“华人海啸”，非但不能打破种族藩篱，而且种族的情意结越来越深。
我尝试从三个层次来“剖释”和考察为什么种族政治阴魂不散，即使所有参加政治的人都高声疾呼“打破种族主义”、“反对种族主义”，但到头来政治之间又有了归类，这种物以类聚的逻辑用在政治上也是有其一定的道理。
第一个层次是政党政治本身造成的种族政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在1954年组成的“联盟”（联盟是大选时的工具，不完全具备政党起码条件（如党员））。换句话说，在各种族政党各自存在下，三党的上层通过“联盟”来达成政治目的（选举时胜利，取得政权），然后分配执政带来的官职安排。从表面上看是各民族组成了“多元政治”，实则是根据权力的大小和种族的比例来分配权益。
即使是反对党自50年代以降，也同样无法避开种族倾向和种族思想。例如在50年代出现的伊斯兰党（1951年从巫统分裂出来）；具有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如英国工党）的马来亚劳工党（1951年）；拿督翁成立的马来亚独立党（1951年从巫统分裂出来）（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林苍祐成立的急进党（1951年）；由SP及DR辛尼华沙甘昆仲成立的人民进步党（活动范围在吡叻，1953年）和阿末布斯达曼及布哈鲁丁（1956年转入回教党出任主席）组成的马来亚人民党（1955年）。
这个时期出现的反对党为反对种族主义而喊出了多元种族的口号，非种族性政党，并允许各民族加入，比如劳工党和人民党及拿督翁的国家党，都是标榜非种族性的政党，而且是有远大的理想。人劳两党更在1957年组成社阵以争取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国家党则要展示其优于巫统，因为巫统不开放门户，而国家党则认同各民族可加入其中。
虽然如此，从选举的结果来看，“非种族性的政党”还是被选民划分其种族倾向，拿督翁的国家党在1955年普选全军覆没后，就走回种族路线，不再寄望其他种族的支持，甚至指责马华对它的背叛，且企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第廿个省”。
1959年的大选，拿督翁改头换面，集中在登嘉楼打“马来主权牌”，终于与回教党共同执政登州，后因国家党议员叛离，州政权才又被巫统夺回。
至于人劳组成的社阵，最大的影响力是在华人地区。1959年中选的布斯达曼、加南星及V大卫都是在华人多的选区胜出，也就判定日后劳工党融进了华人社会。
在后期（60年代）出现的政党如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及砂人民联合党所宣称的虽是为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而斗争，但到头来还是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不是它们要归类，而是它们在民众看来是华基政党）。
如果我们通过第二个层次及民主政治的推动（主要指民主选举）来审视国家的政治，也不难发现民主选举带来的种族政治是无法被改变和消除的，反而是外来的政治因素造成民主政治受挫。1964年的大选联盟大捷，反对党萎缩（社阵只剩下2个国席，原本有8个国席）是因为华人在投票时，担心马来亚的左翼政党会靠向印尼而发生不利于华人的排华事件。当年印尼的苏卡诺总统大事鼓吹马印组成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又说明了种族因素会盖过思想意识的。
同样的，左翼政党的共同意识形态也压不下“种族情绪”。社阵在1967年的分裂就是因为两党对“国语法案”有明显地冲突。
还有1969年大选后爆发的“513种族冲突悲剧”强烈地印证了政党搞起的种族政治，最终是“民主死亡”。当“民主”再复苏过来的时候，又是种族政治抬头的时刻。
马华公会在1971年（国会重新开放）不是通过“民主的再生”而成功地搞起华人大团结运动吗？结果不到半年，因华团与马华的理念不同胎死腹中。
对马华更大的打击是在1972年的时候，巫统与各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如与伊党在吉兰丹的合作、与民政在槟城的结盟、与人联党在砂州的暗度陈仓，等于刮了马华一巴掌；尤其是1974年巫统将联盟扩大成国阵后，这些新加入的成员又被归为华基政党，也就成了马华的“同志敌人”。其结果是从外斗转成内斗，乱了国阵的脚步，久而久之，神貌离合及各抽后腿下，再加上华基政党在国阵内已陷入瓶颈而无法突破，终于在2008年及2013年出现政治海啸，执政党的华基政党才会输得不清不楚，也奠下了两线制的基础。但转入2015年，我们又见所谓民主已被煽起种族情绪。
（本文是作者于4月17日应邀参加第一届东南华人研究国际会议上的部分发言内容，地点在吉隆坡拉曼大学大礼堂，由华总主催。其他同台主讲者有戴小华、孔令龙、刘荣禧督学，主持人是胡逸山博士）
刊登于2016年4月21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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