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战后以来，公民社会对政治的回应是波浪式的，有高潮也有低潮。更多的时候，是在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抗争。例如1946年马来民间社会爆发了一场“革命性”的行动，在拿督翁领导下，共有41个马来团体不分左右派响应马来人大团结的号召。从根本上改变马来亚社会的结构，催生了一个受马来人认可的政党—巫统。与其它种族相比，马来民间社会散发出来的威力是十分巨大的，它也促使英国改弦易辙，另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取代已被推行但受杯葛的“马来邦联” （Malayan Union）。
反观华人社会，战后的分帮立派严重地影响华人权益的争取，一边是陈嘉庚领导的支持中共的解放斗争和对马共的认同；另一边是支持国民党反对陈嘉庚的右翼华人社团，在胡文虎为代表人物下，也把斗争的矛头从面向中国逐步转移到对马来亚的政治的诉求。
正是华人民间社团的分裂为英军政府所掌握，因此当1947年华人民间团体在陈祯禄的号召下，组成的“马来亚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及后来结合马来民间左翼政团（主要是马来国民党）组成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结合起来也无法取得拿督翁所取得的成果。
虽然这两大力量的汇合，在左翼工团和马共的支持下成功地在1947年10月20日发起全国（包括新加坡）的总罢市，抗议英国单方与巫统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草案”并提出另一套“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来取代“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草案”，但都无法成功。因为这股民间力量折射出来的威力无法震撼英国的统治地位。
由此得到的一个初步的结论是：种族分化的公民社会带来了种族性政党的出现，也因华社思想不同，凝聚力不足而成不了大事。
70年代的民间运动已因“513”事件造成的多方面限制，性质也大不相同，不全然是60年代的以左翼思潮为轴心的斗争。
在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主导下以文娱表演的形式唤起人民的抗争力量（这是借1971年香港银星艺术团的“文革式”的表演发展起来的）。根据统计，有40多个全马各地的文化团体及校友会在民间激起新的浪花。推出的“春自人间来”巡回演出和“春雷”大汇演，直逼执政当局。因而在1974年又被全面镇压，政府发表白皮书，指它们涉及共党活动。
马来社会仍以学运为导向，比如发生在1974年9月（大选后的两周，国阵大胜），在新山打锡马达拉居民自行建屋被拆事件及同年11月发生在吉打华玲的贫农因橡胶无价而掀起的反饥饿运动。虽后来被政府采取行动镇压和逮捕，但问题并未得到妥善的解决。马来公民社会再也不保持沉默了。在后一场运动中，孕育了一位学运领袖，当时他并没有政党色彩，但是有浓厚的回教青年思想，他就是今日在政海翻腾的安华依布拉欣。
80年代的民间组织（以Abim回教青年运动为主）也突然有一个大转变，那就是支持安华在1982年被马哈迪（新任首相）召进巫统，成为当权派新贵，有说是在内部可以更好地进行改革，也就有了“打进巫统，纠正政府”的说法。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华人社会，经过民间组织的舆论制造，以董教总为首的一派极力主张“派人”进入国阵，以在内部争取华教权益
，因为他们对马华的长期执政心态未敢据理力争有意见；也对反对党诸如行动党在外面呐喊改变不了政局有想法，因此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把董教总的力量押在民政党身上。于是有了所谓以许子根，郭诛镇为首的华教份子参政的故事，也出现了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
1984年，10大印裔社团也提呈“1984年国家文化备忘录”，坚持国家文化必须反映各族文化的主要特征，不能苟同用单一文化做为国家文化的基础。
1985年，15华团扩大成27个华团，包括各州的中华总商会，各乡团的联合会及校友总会。发表了具时代意义的“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再次重申平权的重要性。谴责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及宗教狂热行为。（见柯嘉逊著《马来西亚民权运动》，2006年）
华团的里应外结合的力争和策略（所谓的“三结合”思想）也在1983年通过15华团成立了“民权委员会”，准备在各州成立，后来只有雪隆中华大会堂直到今天仍在扮演其角色，但它的活动是有局限性的。
90年代的民间活动，最明显的莫过于董总主席林晃升率领一批华教份子，如柯嘉逊，李万千，杨培根及饶仁毅共二十七人在1990年集体加入民主行动党（见廖文辉著《华校教总及其人物》，2006年）。他们认为加入执政党是无法落实华教的诉求。
但有一项重要的因素是不得不提的，执政集团的马华和民政党在90年代后，也加紧收编华人社团，尤其是被认为具代表性的华团靠拢执政党，即使不能完全共识，也沉默以对，不给华基政党添乱，也是导致民间团体失去重心的一大因素。
就在2008年大选前夕，更多的民间团体向安华靠拢和支持其政改的理念。律师公会、净选盟及兴权会所涵盖的课题成为空前的全民运动。比如2007年律师大游行，以抗议司法短片爆出的法官委任不正当性；在同一年11月发生的净选盟大规模的游行，并成功地向最高元首提交备忘录。这种不是由政党主导的示威行动证明了公民社会已再次自发起来捍卫和推动民主选举的干净性，其规模之大，被形容有4万人之众，确是非同小可。
另外一场的示威发生在2007年的12月在所谓“兴权会”（不是政党组织，近日已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的号召下，展开游行要向英国最高专员署提呈抗议书。虽这个组织已声称入禀英国法庭，要为全马2百万印裔人民讨回公道，指控英国统治马来西亚期间忽视印裔人民的权益，以致在后来被边缘化，要求赔偿每位印裔人2百万元，确实是个天文数字。但它的矛头显然指向马来西亚政府，更直斥印度国大党没有力争印裔人民生活的改善。
不用说，“兴权会”的运动也唤醒印裔选民一改投票倾向，不再被视为国阵的铁票，转而支持反对党。
由于一向以来净选盟及其它较活跃的团体比较倾向反对党，也就被视为是一股“反政府”的力量。因之又在2015年兴起另一股支持政府的民间组织，称之为“红衫军”。这种政治运动转向非政府组织作为焦点和对峙是由于反对党在2015年陷入分裂，无形中给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又再一次整合起来。
这种变化说明了公民社会可以用非政党的手段达到政治的目的。在马来西亚来说是另个高潮的开始。
刊登于2016年4月4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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