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移民危机”或“欧洲难民危机”在2010年底爆发“阿拉伯之春”后，而在2014年达到高潮。
根据欧盟（共26个国家组成）统计，从2010年到2013年每年有约140万非欧盟国民移民进入欧盟国。这是指靠正当途径申请的移民者，不包括寻求庇护者和难民。至于从海上及陆上进入欧盟的非法入境者在2011年达到高峰，超过14万人。
在2014年，欧盟统计有3千3百万人是在欧盟以外地区出生的（不是道地的欧洲人），占欧盟总人口的7%。
因为涌入欧洲的难民越来越多，欧洲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欧拉伯”（Eurabia）又再流行起来了。
究竟什么是“欧拉伯”？它又是在什么时候被提起的？
它起源于40年前，当时一本法国时事评论杂志以“欧拉伯”的名字出现，称之为《Eurobia Newsletter》。自此之后，欧洲国家逐渐地增加来自阿拉伯的难民，他们不但是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而且也在不知不觉中阿拉伯化欧洲的国家。在不断升级下，当下仍有数以百万计的阿拉伯难民竞相涌入，使到欧洲国家在不胜负荷之余更预见问题的紧迫性，因为欧洲人担心欧洲被阿拉伯化或回教化。
虽然欧洲国家曾于1985年签署《申根协议》，规定在1995年才生效，让各国人民可自由通关（目前有26个成员国），近因法国在去年发生恐袭血案，各国又实施关卡限制。
其实难民潮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欧洲百废待兴，需要外来的劳工重建家园，自然大开方便之门，让中东移民进入欧洲。
及后在1948年由埃及领导的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发动战争是为第一次中东战争，而后又经过四次的中东战争，巴勒斯坦始终无法立国。到了千禧年时（2000年）已经对峙半个世纪的阿拉伯人还是没有达成巴勒斯坦人的建国目标（直到今天2016年也是一个谜团；反之以色列已在1948年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立国（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将巴勒斯坦分成两半，一半归犹太人立国（以色列），另一半归阿拉伯人立国（巴勒斯坦）。结果双方以战争说话。也因为这样，在2000年统计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内只剩下300余万阿拉伯人，而有256万人在约旦、113万人在以色列、50万人在黎巴嫩、46万人在叙利亚、30万人在沙地阿拉伯、美国21万人及其他欧洲国家等。换句话说，在巴勒斯坦外的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竟高达572万人，远远超过在巴境内的人口。
这说明了战争与动乱带来了流离失所的难民，也让国民成了人球。虽然巴勒斯坦问题没有直接给欧洲即时带来难民危机，但来到在千禧年后美国为报复奥沙马宾拉登的基地恐怖组织（al-Queda）在2001对纽约两栋摩天大楼撞毁酿3千余人丧命后（史称911事件），也就在3个月内（2001年12月）向阿富汗的塔勒班政权发动战争；在扫荡塔勒班的同时，也敉平al-Queda组织，引发新一轮的难民潮涌向欧洲。
2003年时美国又举兵消灭在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指控后者拥有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事实上并没有，也就再一次掀起难民潮。结果导致100万伊拉克人移向世界各地，而无法离国的则有300万人失去家园。
继后，当2011年中东及北非吹起“阿拉伯之春”时，初时许多人为之欢呼，以为可以兴高采烈迎接一个民主与自由的世界到来。讵料在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先后推翻独裁政权后，换来的不是和平与民主，而是动乱不安的争权夺利。除了突尼斯因遵守四大组织劝解而使用新宪法选举外，其他国家都无法开展和解的局面。
“阿拉伯之春”不仅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而且梦醒之后又惊见极端的“哈里发伊斯兰国”在废墟中冒起（2014年）。这批与奥沙马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恐怖分子借助伊拉克与叙利亚的不安时局夺取大片土地，且誓言要实现极端与依靠暴力实现“伊斯兰国”。这样一来“阿拉伯之春”结果是更多的中东难民挤向欧洲国家。
以下的数字可以说明中东难民给欧洲带来“潜移默化”的变化，例如在60年代欧洲9个国家就开始接纳外劳，到了1975年外劳数目增至1200万人。随后移民潮一浪又一浪的冲击。到了2007年德国已有1千余万移民、法国有600余万移民、英国有5百万移民、西班牙有400余万移民及意大利有200余万移民。
在这些移民当中，有2千余万人是穆斯林，占欧洲总人口的5.6%。
一项调查显示（学者Robert
Carle在2011年的报告），欧洲人口将因国人减少生育而下降，例如现有8300万人口的德国，到了2050年时可能将减剩6300万人；意大利则会从5700万人口下降至4400万人口。反过来根据美国调查机构优皮研究中心指出，穆斯林人口平均每年增长1.5%，而非穆斯林平均每年只增长0.7%，届时（2013年）穆斯林将占世界83亿人口的26.4%（目前已超越20%），欧洲的穆斯林人口也会从现有4千余万人到了2030年的5千余万人。
除了人口比例有了变化外，欧洲也面对文明冲突的挑战。
按照已故著名学者亨廷顿的说法，文明的冲突是存在的，因此他不排除回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在无法妥协下而引发争执和战争。当今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普朗就是一个典型的反穆斯林分子。
一位英国犹太裔女学者贝特叶奥（Bat
Ye'or）已预见问题的严重性。她在2005年出版了《欧拉伯：欧洲—阿拉伯轴心》，她对此特殊敏感也重新下了定义：“法国和阿拉伯两国使欧洲正在阿拉伯化，伊斯兰化，并衍生出欧拉伯威胁论”。
她甚至认为在阿拉伯难民不断冲击下，欧洲政治文明已在转型，从犹太—基督文明转变成为屈服于伊斯兰的文明。
继“欧拉伯”一书出版后，又有相关的书籍出版，例如美国《华盛顿时报》社论版主编托尼•布兰克利（Tony Blankly）也出版了《西方最后的机会：我们能在文明冲突中获胜吗？》。他指出欧洲不仅因为接纳了大量穆斯林移民而出现人口趋向“欧拉伯化”，而且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所谓的一切文化平等的口号之下，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自身文化和民族进行保护的意识。
总而言之，中东的多灾多难也全是西方列强搞出来的后遗症，如果没有动乱和战乱，又哪会有这么多阿拉伯难民涌进欧洲？因此难民危机是西方国家咎由自取的。
（本文是作者应马大华文学会之邀，为第15届全国大专辩论会出版特刊而写，内容有经过修改与重组，谨此附识）
刊登于2016年5月19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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