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关系，源远流长。远的不说，我们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作为转捩点，演绎了殖民地人民，包括马来西亚人民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斗争。
从1931年日本蝗军侵占东北三省（九一八）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七七卢沟桥）的全面侵华和在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一路南下将东南亚纳入日本的版图。
因为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激起当地人民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但日本走后英军又回来了。在与马共势力无法协调下，双方冲突不断，也就有了1948年紧急状态的实施。其后果是华人对英军的高压政策甚为不满（最痛恨英军将50万华人赶入500个新村居住，以切断对马共的援助）。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亚洲人民因抗日而结成统一战线。
即便战后亚洲各国回到本位应对新的局面，但1955年马新官方与马共有过华玲和谈，却以失败告终。因此当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获得英方支持的执政党（联盟）也就与马共势不两立。
这种微妙的关系也反映在马中关系上。当马来亚独立时联盟政府是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一概不与共产国家建立邦交。一直到1969年大选后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马来西亚再一次进入紧急状态，政局才因之被全面洗牌而出现新的政治生态。
由于国际政治的变化，尤其是中国重入联合国（1971年）及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1972年）后，我国时任首相的敦拉萨（也就是现任首相纳吉的父亲），在审时度势及孤注一掷下，于1974年虽面对国内马共南下战略挑战之际，但敦拉萨还是大胆地迈出第一步直飞北京与中国建交，一反东姑全面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敦拉萨因之赢得了中国政府的激赏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在马中发展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换句话说，马中建交启开了亚洲的新纪元，尽管敦拉萨对马共依然耿耿于怀，但马中双方都在谨慎中构建起良好的外交关系。至为重要的是，马来西亚起了牵头示范效应，带动了东盟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15年之后（1989年），马哈迪当政时又取得更大突破，真正地结束了马共长达41年的森林游击战，三方（马泰政府及马共）取得了体面的和平（合艾和平协议）。在这之后马中经贸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到了今天，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2014年）。而在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虽有下降至973亿美元，但马中仍乐观展望在2017年可达1600亿美元的交易量。毕竟自2009年以还，我国已成为东盟国家与中国往来的最大贸易伙伴，这可说是我国高瞻远瞩，率先东盟国家与中国建交所致。
在旅游业方面，虽然因马航MH370失踪事件带来影响，但我国仍乐观展望，在今年内有20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到访，且预计明年可达到400万人次。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马来西亚向中国购买4艘军舰；同时获得中国贷款550亿元以兴建从巴生港直开入东海岸的高铁，而以吉兰丹的敦拔为终点。贷款在首7年免还也免利息，此后分20年以低息分期摊还贷款。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中国也曾贷款8亿美元予我国兴建槟城第二大桥。
虽然纳吉这次访华是最具挑战性和带有争议性的，但从历史来看纳吉的所作所为是赓续发展其父亲敦拉萨奠下的根基；而不能与公元15世纪的马六甲王朝的建立相提并论。在当时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和拜里米苏拉访问中国的过程中，未有显示中国将马六甲变成附庸国，只是接纳后者的朝贡，以维持亲善关系。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在1953年时，已退出巫统而自立马来亚独立党（后来的国家党）的拿督翁就曾指责马华意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第21个省（主要是马华陈祯禄倒向巫统，疏远与独立党的合作）。结果证明所言并不切实。
有人因此担心马来西亚会不会因为过于倾向中国；尤其是进行借贷会否成为被中国控制或影响的“主权国”？这是指马来西亚会在马六甲海峡上对中国作出妥协，从而削弱对领海的控制；当然也包括对南中国海岛礁的争夺放软态度，同意进行双边和谈。
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能与世界各国维持友好关系而不诉诸武力。因此纳吉的访华获得丰硕的成果也是进一步说明崛起了的中国仍然保持“远亲不如近邻”的思维，进而影响周边国家以和平共处的原则缔造一个新的亚洲，绝不是回复到西方列强瓜分和鱼肉亚洲人民的荒谬年代。刊登于2016年11月7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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