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倡议，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下届大选首要的议程。
它认为未来的大选（第14届）各政党应勇于承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各级政府在行政、立法与司法各支柱之间相互监督与制衡下，恢复民主及良好施政。
这个组织的主席再益卡玛鲁丁说：如果首相的权力能被削减，那么谁任下一届的首相就不那么重要了。
按照再益卡玛鲁丁的说法，搞好制度与改革体制是第一的，而首相的人选可以放在第二位？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就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独立史而言，任何时期的大选都是把领袖人物放在前面，而不是把制度放在前头。因为有关的政治体系已在独立前被英殖民地政府确定下来，所以不必突显对体制的斗争，反而是以领袖的魅力和政治立场及处世态度作为重要的考量。
例如在1955年的普选，虽是双方争夺自治邦的控制权，但摆明是领袖人物在进行一场零和游戏。一位是国家党主席拿督翁（也是1946年巫统的创党人，不过在1951年退出巫统另起炉灶），另一位是继任巫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斗争的结果是东姑压倒拿督翁，成为自治邦首席部长。两年后领导国家独立而成为马来亚的开国首相。
因为有了第一个经验，以后的历届大选都是突显领军人物是首相人选（指执政党的巫统），而反对党因不够强大，所以其领袖一直不能宣称是首相人选。
虽然在1969年的选举有过执政的联盟遭受挫折和打击，但动摇中的政权也在拉拢反对党（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加入执政集团后巩固了势力。
这是因为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个人对政策的改弦易辙，不是对体制的大刀阔斧的挑战，在在说明了人是改变政治的主要动力不是制度本身。
举个例子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早已在1949年后被确定下来，任何的接班人不是被推举来改革体制，而是要用其智慧和才华来推动中国与世界接轨，进而成为脱胎换骨的国家。邓小平接毛泽东之位就证明了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与体制的改变与否没有直接关系。
再举一个例子，委内瑞拉已故的查韦斯总统，他是因当选后（1998年）才逐步将这个国家的体制改成社会主义，人民不是先要求改革体制才来选总统。若是一位没有魄力和高瞻远瞩的领袖，他是不可能进行体制的改革。
然而曾几何时，当查韦斯逝世后（2012年），接位的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就缺乏大将之才，即使有社会主义的体制罩着这位总统，他还是把制度弄垮了，而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中。这更进一步印证了领袖的素质和前瞻性是占第一位的。若相信改革体制后首相可随便挑选，也就会出现第二个委内瑞拉了（当然也不能否认此与石油降价大有关系，但为什么其他石油产国没有破产，偏偏委内瑞拉中招。这就是人治不当造成的后果）。
同样的，马来西亚在90年代后才又出现过首相人选的挑战，一边是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另一边是马哈迪领导的国阵（巫统为主）。两党之间不涉及体制的改变，只涉及谁的领导更能取信于民。到头来，马哈迪压下东姑拉沙里，直到1999年又换另一位主角安华依布拉欣将反对党拢在一起，组成反对党阵线（反阵），直接与国阵（马哈迪领导）进行激烈的斗争。在那个时期反对党抬出安华是首相人选来挑战马哈迪的领导，最后虽败下阵来，但没有乖离斗争的焦点。
如今因为安华之不幸，再陷囹圄（2014年），有人因而提出“改制论”（先改体制，再选首相），也有提出“安华论”（以安华为首相）；更有人提出“过渡论”（以慕尤丁为过渡期首相）。
因此在未能确定安华的未来后，马哈迪建议暂别公布首相人选，以免引起内讧，但同意在靠近选举前公布首相人选。
这就是说，领导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可以扭转或诠释法令和法律。比如美国人意外地选出特朗普当总统，总得为他的语惊四座或信口开河而提心吊胆，更要为将来付出代价？这就告诉我们，体制会因人而改变，而体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思维与行动。
刊登于2017年1月9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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