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几乎已取得胜利的时刻，写了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成为中美绝交的标志。这篇文章取名为《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出生在中国，父母为美国在华的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后来协助建立书院，更在1919年（五四运动那年）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
由于他的背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他被美国政府委为美国驻华大使。在国共内战爆发后（1947年），他代表美国出钱出枪，而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
既然司徒雷登在毛泽东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代言人，当他在1949年8月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之后，就意味着中美的关系将进入一个对峙和对抗的局面。
果然司徒雷登这一走，也就切断了中美关系。除了司徒雷登被限制不能再讲话外，美国政府也派其他人到台湾出任大使。这意味着美国只承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及国民军代表的“中华民国”，而拒绝承认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美之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无法友好沟通。例如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为确定东南亚势力范围及南北越分别加入联合国和朝鲜在停战后的“安定”，周恩来代表中国参加会议，但在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也成了一段广为人知的轶事。
与此同时，美国也通过其盟友和卫星国对中国进行封锁，从印度到泰国、日本、南越和南韩乃至菲律宾和后来的印尼，都加入了美国组成的“反华反共合唱团”。
在被封锁和孤立的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战略优势令人意想不到的灵活，一方面在国内大搞政治运动，以建立起个人的权威；但拒绝“和平演变”且巩固共产党的专政；另一方面则希望能改变世界的格局。这主要是在60年代因与苏联交恶，导致毛泽东不能太过依赖苏联，只得调整未来的方向。
从1963年起的中苏论战到1969年的珍宝岛中苏冲突浴血事件，不但加速了毛泽东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加快美国为“争取”中国的友谊，不惜得罪苏联，提供苏联陈兵百万在中苏边界线上的资料和证据给中国，毛泽东对此有所“感动”。
在这之后，打破中美僵局的人正是基辛格（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在1971年7月9日，秘密取道巴基斯坦访华，主要目的是与周恩来（中国总理）商讨尼克逊访华的破冰之旅。
就在基辛格秘访中国后，中国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盟友的支持下，终于在联合国取得难以置信的大胜利（1971年重返联合国）。
对美国来说，与中国打交道是新战略，它不能继续沿用围堵和封锁的政策，因为它不能保证世界和平，也不能对苏联产生“克制”作用。
但是美国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一是作为世界上的顶尖超级大国，他的总统破天荒访华是给足毛泽东面子。在两国未建交并有敌意的情况下，竟能冲破许多障碍也是一门大学问。
其二，尼克逊的到访和急切地被安排与毛泽东主席会面显示了双方处于对等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尼克逊也在访华期间（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出人意表地与周恩来签署《上海联合公报》。其中最重要的是，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即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这不但反映出美国立场的转变，而且也为其他国家立下与中国建交的范本和条件。因此不论是日本或马来西亚等国，它们在1974年与中国达成建交也正是尼克逊访华带来的成果。因为美国走了第一步，也就有了其他国家走第二步及第三步。
即便中美延至1979年才正式互换大使，但不论是毛泽东或尼克逊，他们在生前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老实说，没有中美的和解，世界不会稳定；没有中美的较劲，世界不会充满挑战和生机；没有中美的相互克制和尊重，不会有平衡的世界在自由转动。
今年的2月28日，正好是尼克逊访华的45周年，除了位于南加州的约巴林达市的“尼克逊总统图书馆”有纪念活动外，中国的传媒也都有纪念文章发表。这充分显示出中美关系的新起点在45年前的“上海公报”，双方不能背信弃义。即使狂人特朗普上台，他也不能随心所意，口不择言，否则世界秩序就被乱套了。刊登于2017年3月6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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