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幼平到黄惠康

中国驻马来西亚第14任大使黄惠康博士三年任职期满，行将于本月中卸任。

由于他在任期间（2014-2017）勤于走动，与华团、华校及相关单位与个人建立起良好关系，也就在他离任前分别为他设宴欢送，挚诚地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情怀。他最令人难忘的一件事是在2015年9月份的庆祝中秋节前后的谈话，包括亲临茨厂街向街坊表达亲切问好，也在中国—东盟商务协会（9月28日）成立仪式上提到了“娘家论”。“我再次重申，海外的华人华侨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延续多少代，中国永远是你们温馨的娘家”。

他显然是回应前些日子有极端种族分子叫嚣“华人滚回去”，并不断指出华人是外来的“寄居者”而发出不平则鸣的回应。

不幸的，大使的谈话被马来报章曲解为“干预内政”，招致外交部召见黄大使了解真相。后来双方达致谅解，有关“风波”平静下来。

其实针对黄大使的谈话，海外华人包括已入籍居住国的华人都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受。不是他们要求特殊，而是要求中国不能忘记“血浓于水”，有义务在必要时讲出公道话。在这方面，黄大使敢于表达的勇气确实使许许多多的海外华人感同身受，而似乎有了一个“中国梦”的家。这种民族情感的关系也不是要中国强出头，而是能像海外美国、日本和欧洲人一样，在必要时能得到原籍国家的关怀；尤其是中国和平崛起后，更希望能把视野扩大多了解海外华人的生活状况和所面对的问题。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有两个例子曾令海外华人坐立不安。一个是发生在1998年5月13日至16日的印尼排华事件，有逾千华人被杀害，包括数百名华妇被凌辱或受伤或致死。虽然印尼苏哈多总统因而倒台，改由哈比比执政，试图实施开明政策。但在伤害造成后，中国仍守住“韬光养晦”，“不强出头”的政策。先是表示不干预他国内政；后是因舆论压力过大，中国政府才加入谴责与援助的行列。

这场被形容为“五月黑色风暴”的排华事件，使到华人又再次成为惊弓之鸟，好像缺了一座山作后盾。

另一个是发生在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突遭美军轰炸，肇中方3人死亡，20余人受伤。

虽然中国政府强烈抗议，人民义愤填膺，但美国除了道歉之外还是道歉。在中国政府不采取强硬行动下，有关事件慢慢沉寂下来。尽管在17年后（2015年），有爆出内因是中国使馆藏了被南斯拉夫军事打下的美国F-117战机的残骸（1999年3月27日），置于中国使馆内供中国军事研究。这是中国政府花钱向南斯拉夫政府购买的。

由于美方获知情况，不允许中国把军机残骸当作研究目标，也就在5月8日轰炸中国使馆。

不论其真相如何，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人都对政府一度的“韬光养晦”政策有所不齿和不满，直到黄惠康第一次发出“娘家论”后，终于让人感觉到情况已大不相同，海外华人不再是“泼出去的水”和被遗弃的孤儿。

作为一位资深的外交家，黄惠康表示将会把他在马来西亚三年来的言论辑书出版，我们正期待黄惠康成为第二位出书的大使。

第一位出书的马来西亚大使是王幼平（1910-1995），他也是（新）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而且身份十分特殊，被称为“将军大使”。为何会被称为“将军大使”呢？说有一段古。

王幼平是山东人，1931年加入中共，参加“宁都起义”，成为工农红军，于1934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后），任中共鲁西北特委委员，军事部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政治部主任，豫皖苏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副政委及第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

换句话说，在建国前（1949年），王幼平是军人，而且是领导人之一，他和后来成为国防部长的耿飚、外长姬鹏飞、文长黄镇等人一样，被毛泽东从野战部队中挑选正军级的干部当大使，以显示大使的分量（当时中国尚未实行军衔职，周恩来总理就将这第一批军人大使称为“将军大使”，王幼平的名衔也是这样来的。

1949年10月5日（开国大典的第五天），王幼平在湖南策划解放贵阳，突接来一份电报，要他连夜赶到北京，但没透露实情。

当赶到长沙会见邓小平和刘伯承后，王幼平被告知去北京是要出国当大使，没得讨价还价。结果第一批出国当大使的共有15人，其中11人是现役军人。就这样他们在外交部训练8个月（1949年11月至1950年7月）后履新。这些大使名单如下：王稼祥、曹祥仁、王幼平、黄镇、倪志亮、谭希林、彭明治、吉雅泰 、袁仲贤、王任叔、耿飚、姚仲明、冯铉及韩念龙。

根据王幼平的回忆录说，正是这些解放军、“土八路”，在毛主席、周总理和陈老总（陈毅）（后来出任外长）的领导下，干出了一番惊心动魄的外交事业，带出了一个全新的外交干部队伍。

王幼平的第一份差事就是出使罗马尼亚，一个属于苏联卫星国的共产国家，任期4年（1950年8月到1954年11月）。继后王幼平也一直担任大使工作，先后出任挪威、柬埔寨、古巴、越南、马来西亚及苏联。

其中出使马来西亚是最具意义和值得一提的。王幼平的回忆录这样说：1974年5月31日，周总理和马来西亚总理（首相）拉扎克（敦拉萨）签署了中马建交联合公报。第二天，他（周总理）住进医院，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说，马来西亚情况复杂。接着周总理拍板说，出使马来西亚还是叫王幼平去（周恩来及乔冠华年轻时曾路过槟城），他说王幼平老成持重可以胜任。

在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情况也是变化多端的，“文化大革命”已是进入第二阶段，从王幼平在马服务期间来看（1975年1月至1977年4月），中国相继发生了“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运动”（悼念周恩来）、粉碎四人帮（1976年）、毛主席、周总理及朱德委员长相继去世（俱在1976年）。

王幼平说，在1974年席卷神州的“批林批孔”运动（林彪已于1971年坠机身亡），意在“批周公”，只是“批周民必反”。毛主席说话了，周公才没有被批倒。不幸的这位政治、外交巨人却被病魔推倒了（1976年1月8日）。在反复变化无常的政局中，王幼平开始了他在马来西亚的薄冰之旅，也不知前路在何方。

在他逝世一年后（1996年），他的口述历史才出版，详细地记录了出使七国的纪实，也算是第一位出书的中国驻马大使。虽然前后来了14位中国大使，但出书提及马来西亚政事的也许黄惠康是第二位大使。

刊登于2017年10月19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