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是左翼政治领袖而后转身成为“现代伊斯兰”学者的卡森阿末（Kassim
Ahmad）（1933-2017）于10月10日走完他的人生，享年84岁。他的一生不但跌宕起伏，而且充满争议性。
出生在吉打居林的卡森阿末其父亲阿末依萨和母亲乌米卡顿，其中一人是来自泰南北大年的。小学在万拉峇鲁就读后就进入苏丹阿都哈密学院接受中学教育。在50年代进入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的大学攻读马来文系，他的毕业论文是对汉都亚历史的研究。虽然有许多人认为汉都亚是马六甲王朝的英雄，但卡森认为其兄弟汉惹拔更具有英雄的形象。大学毕业后，加入国家语文局工作而在研究中成为“汉都亚传”的专家。
60年代初期，他应伦敦大学之邀，出任东方及非洲研究系担任讲师，为期4年。回到马来西亚后，他曾在槟城的阿都拉文西中学执教，但因被发现在校内分发社会主义传单而被学校勒令停职。
原本在1955年人民党成立时，卡森已是党员，但不活跃（这个党是左翼精英布斯达曼及回教左翼领袖布哈鲁丁共同成立的）。
布哈鲁丁在1956年离开人民党，出任回教党领袖。他也把左倾的思想带进了回教党。当1962年汶莱人民党突然武装起义，要求结束英国殖民统治时，布斯达曼在吉隆坡被逮捕，党一时显得“群龙无首”。
1965年，学者型的卡森阿末填补了人民党的空缺，并将党名改为“人民社会主义党”（简称人社党）。
我是在60年代末期认识了卡森阿末，后来成为挚友。我曾问他为何要改党名，人民党不是很好吗？他说他服膺科学社会主义，因此要党正名，以推出社会主义政纲。这里需要交待的是，虽然布斯达曼是“身经百战”的左翼分子，但尚不属于学者型的，卡森也借布斯达曼被逮捕期间（1963-1967）将人社党转成由知识分子精英领导的政党，例如他的副手赛胡申阿里博士也曾是马大的教授。
至于社阵的分裂（由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及后加入国民议会党）是因为人劳两党对国语法案有不同的立场，也就在1966年分道扬镳）。由于不是卡森阿末推动的分裂，也就不把这笔账算在卡森身上，反而责怪人民党内的种族分子支持国语法案成为国家的教育媒介，终于各行其是。
再者卡森阿末未介入劳工党在1968年发动的杯葛大选运动，也就如常地与反对党商议合作对抗联盟。
就这样，经改组后的民主行动党、改头换面后的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人社党在1968年达成口头合作，算是形成“君子协定”。结果在1969年的大选民政脱颖而出成为槟城执政党；行动党大有斩获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人社党在槟城只赢得1个州议席，卡森本身角逐国席不敌巫统候选人。这显示出人民党一旦离开社阵，不与劳工党合作后，已难在华社取得立足的地位。
但这样的失败对卡森来说不是大事，他放眼在1974年的大选。
当我在1969年大选后与他较多接触时，我发现他很想让人社党取代劳工党的地位，因此努力地鼓励和争取前劳工党人加入人社党，以成为候选人。这是因为自从行动党与民政党闹翻（因民政加入国阵）后，就不再接受与多元政党合作（尤其是华基政党），自然不会与人社党谈合作。同样的，在当时也有出现一个以陈志勤为首的“社会正义党”（简称社正党）（这个党是从民政党分裂出来的），也得不到行动党合作的回应。
正是反对党的不协调，在那年的大选（1974年）从联盟摇身一变成“国阵”的执政联盟取得大捷；尤其是这一年敦拉萨首相成功地与中国建立邦交（1974年5月）。
可怜的人社党1席也没有，包括党魁卡森阿末移师登嘉楼竞逐国席也只以千余票败落。我曾问他为何不在槟州提名？他说没有胜算，反而在登嘉楼会得到回教党支持而中选（这种实例正如1959年国家党的拿督翁移师登嘉楼而胜出）。结果也让卡森大失所望。
我在选后又问他将来准备怎么走？他说政治斗争还是要坚持下去，不管有没有议席，人社党不能失去方向和斗志。
后来与卡森熟络了，在节日时（如开斋节）也邀我们到他府上（牛汝莪）作客。他的家庭布置简单而干净，书房也不大，当时的孩子还小。他贤惠的夫人莎丽花一向沉默寡言，但看来其家庭乐也融融。
从表面上观察，你不会相信他是社会主义的信徒，更不是马克思的信仰者。
同时在我们的交往过程，卡森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回教，也没有把宗教带进他的政治中。
对于一个不崇尚暴力的人，我们也很难想象他会在1976年在内安令下被逮捕，前后被监禁5年（待他在1981年出狱后，不但世界变了，他整个人生观也彻底改变了）。
这样的一种难以思议的转变是有其背景的：
1976年敦拉萨病逝，胡先翁出任首相，他的内政部长加沙里不但抓了巫统党要，如阿都拉阿末、阿都马日（曾任副部长，是敦拉萨左右手），也抓反对党人，卡森就是其中一人。他们被指涉及红色活动。
这里有个吊诡点就是在70年代时，因印尼流产政变造成苏哈多（装甲车司令）抬头，实行右翼政策，大举消除印共分子，更与中国断交，反对回教与社会主义挂钩，后来又逐渐形成宗教与共产的对峙。可是为什么卡森在9.30政变（1965年）后还执著地相信社会主义与回教是可以共存的？而没有研究为什么印尼改变与反政变后也改变了回教与共党的关系？
直到在监牢生活5年后，他才摇身一变成为伊斯兰的学者和传播者，社会主义不见了。这是为什么？待我们在下一篇再作评析。
刊登于2017年10月16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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