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15年伊斯兰党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与民主行动党断交之后，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似乎又回到1999年的斗争模式。
1999年是马来政坛的大风暴，起因不是伊斯兰党与巫统的斗争，而是马哈迪的副手安华在1998年9月2日被马哈迪革除一切官职，并在9月3日被巫统理事会开除出党，理由是安华被指涉及不道德行为。
当时的消息说，如果安华当年（即1998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前后）接受献议赴外国当大使，两人的矛盾就会缓和下来。但安华拒绝妥协，也就在不久后安华掀起了他的第一波政治改革运动（Reformasi），一时声势浩大，支持者情绪高昂。
先是9月13日安华在其家乡峇东埔展开第一站巡回演说，并提出了“峇东埔宣言”，矢言与马哈迪抗争到底。后是为扩大影响力，安华于9月20日移师吉隆坡独立广场，将“峇东埔宣言”转化成“独立广场宣言”，支持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基本上以马来人为多，估计有十万名。
也许是安华的威力与魅力过猛，他在同一天被警方援引内安法令扣捕，直到9月29日安华被提上法庭，指控他触犯十条刑事罪，不准保释，才从安全令转为刑事拘留。也是从那一天起安华失去了自由，直到2004年9月被释放。他前后在监狱度过近7年（从1998年9月20日—2004年8月）的黯淡时光。
他在被捕后，通过妻子旺阿兹莎在1999年组织“国民公正党”，并与伊斯兰党及民主行动党达成合作，期间也加进了人民党。
这四党联盟也组成了“替代阵线”，以安华作为共主，希望能在大选中给予马哈迪致命一击。
然而1999年11月的大选，并没有给安华带来意外的惊喜，反而是铸造了伊斯兰党从中崛起。这一年伊斯兰党除保有吉兰丹州政权外，也夺回登嘉楼州政权。更甚者，伊党第一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反观公正党只拿下5个国席，而行动党也算失败，只保住10个国会议席。林吉祥和卡巴行首次在国会选举中落马。
从一方面来看，安华效应折射伊斯兰党，后者借机安华的入狱和在拘禁期间被总警长殴打来争取马来选票，出乎意料取得胜利，让巫统也捏了一把冷汗。这意味着马来人投票分成两派。
可惜的是，这个“替代阵线”很快就出现裂痕，伊党坚持走回教国路线，行动党极力反对，导致后者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
当然安华也不是个胜利者，但他的影响力造就了伊党的抬头也堪可告慰。只是伊党有本身的议程，不容易受制于安华，更何况安华在狱中，又如何向伊党指手画脚呢？
今天伊党与公正党分道扬镳，也是因为党的斗争理念不同所致。
从另一方面看，却也是华社的分裂，形成两个集团，一个是由董总领导的华团共获得2095个社团的支持和响应，它们提出了“华团大选诉求”，其中的重要点是要求公平施政、废除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废除固打制等。
但华社的大团体如华总及中总和贩总反对诉求的内容，也就没有参与签署。
不过反对党的替代阵线一马当先表示支持；而国阵的马华、民政及人联党也不得不接受诉求的存在。
碍于大选（11月）即将来临，政府方面没甚大动作，只有在大选后，政府的“秋后算账”是促诉求领袖将诉求中的七项要求取消。
郭全强（董总主席）在压力下也不得不有所表达，同意搁置，但不是收回。
这场风波也在后来演化成种族的对峙，巫青团扬言要针对华堂有所动作，而华社也认为大选已过，国阵又大胜，就不必追究了。
马哈迪身为首相，他对华社支持使国阵保住2/3多数席感到满意，也对华裔选民的“深明大义”有所感激。如果不是华社的支持，马哈迪将会失去较多的席位。
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主要阐明今天的首相纳吉经过摸索和反思后，终于认为不应放弃华人票。
本来在2015年后，巫统有认同与伊党合作，也默许伊党在国会提出355法案，以使回教法庭扩大权力施以重刑。有关这项争议，华基政党自然大力反对，但巫统及马来社会也陷入一阵的迷惘，究竟要放弃华裔票转向马来票和印裔票？抑或是争取回华人票，以便能兼而得之。
从纳吉近期的动作，如增建华校、加强与中国合作中已显露出国阵需要华人票。在这种情形下，巫统的选项已不多，要么直接与伊党合作，全力争取马来票；要么保持原来的多元团队，以让华裔感觉政府也需要他们的支持。
正因为这样，这些日子已少见传媒公开讨论“回巫合作”的课题，似乎赞成伊党来一个三角战。这种既不得罪伊党，也不丧失巫统议席的安排，可以避免马来社会的分裂。
若是巫统仍通过国阵争取华裔选票和稳住东马土著的选票，它就可能重演1999年的大选战果。
当然若能保持现状，不做任何大的改变，对国阵会比较好。
至于反对党组成的希联，它在现阶段已进入马哈迪领军的关键时刻。除了避免挖马哈迪的旧伤痕外，也要在舆论上给予马哈迪支持。
今天的希联所握的王牌是马哈迪，如果让自身阵营乱了脚步，有的支持马哈迪；有的反对马哈迪，这场仗又如何打呢？因此希联的战略也应实事求是，跟着时局的变动而作出调整，不然马哈迪如何领军？刊登于2017年11月9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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