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校起源不在1819年？

究竟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第一间华校起源于哪一年？又在什么地方？

几乎绝大多数的教育单位、社团或个人学者都异口同声地认为1819年是马新华教的起点，因为在这一年有了一间“五福书院”，就在槟城的牛干冬街。

他们多是引述董总在2001年出版的《风云激荡一百八十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图片集》中的文字而“确定”1819年是马新华文教育的第一面旗帜。

它在开章明义中这样说：“目前还有遗址可考的最早华人私塾首推据说是1819年在槟城创办的《五福书院》。从那时算起到现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已有180多年的历史了”。

请注意，这段文字中用了“有遗址可考”和“据说”两个词语。第一句是肯定这间学校的存在，因为有遗址可考；而另一句是用“据说”，那就是有待考证，而“据说”又怎能成为历史的依据呢？

但在这个年代的槟城又是什么概念呢？

首先英人莱特于1786年占有槟榔屿，继之在1800年又拿下威省。

占有槟城30年后，英人在1816年集资11万（西班牙币）元后，再由政府资助而成立了第一间英校，取名为“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在2016年时，它庆祝立校200周年）。这间学校曾培养出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第二任槟首长林苍祐医生及鼠疫专家伍连德医生等。

1819年，莱佛士开辟新加坡。也在这一年，槟城不幸发生霍乱症，导致2000人死亡，包括总督朋德曼。

根据笔者从“五福堂”所取得的资料显示，早年在中国有粤人在通都大邑设立“五福书院”，以供赴京应试之粤籍学人旅居或暂栖，也充为温习场地，以待应试之日抵京，故有“五福书院”之称。

在1819年（？）（或1851年），粤客人士于义兴街成立“五福堂”（乡会）。后来“五福堂”的地段被郑景贵买下。

郑景贵（1821-1901），增城客家人，于1841年（20岁）南来寻父而在1861年跻身富翁行列。

在1874年，他以海山（私会党）首领的身份与义兴私会党首领陈亚炎为平息械斗，也促成《邦咯条约》的签署，不但解决了吡州苏丹的王位，也让英国拥有权力在马来半岛建立起殖民统治系统，进而占有整个马来亚。

因为对吡叻有功，郑景贵被委为吡州立法议员、华人甲必丹，更是锡矿家。在1891年向业主买下义兴街“五福堂”的地皮，将之重建成“海山栈”总部，也在隔壁建了一座宗祠，并悬挂上“慎之家塾”（慎之是郑景贵的名号）。

为示对乡会之重视，郑景贵于1895年在牛干冬建立“五福堂”，同时也挂上“五福书院”的招牌，以示为“私塾”之意（整座建筑物在1898年建竣，但3年后郑景贵逝世）。在这方面，身为五福堂（共由中国南方十二县的乡亲组成，即南海、番禺、东莞、顺德、中山、清远、三水、龙门、从化、增城、宝安及花县的乡亲组成）大家长的郑景贵出任总理，也借出巨款共五福堂拥有此座历史性的建筑物。

而在义兴街的海山栈及慎之家塾后来也告转手，如今已改成“侨生博物馆”，参观者众，成为峇峇娘惹留下的历史文物大观。

针对“五福书院”的性质和成立年代，也被学者有所不解。例如陈绿漪博士在其博士论文《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政治：1945-1961》中这样说，“从海峡殖民地教育部1884年的常年报告中，我们得知当年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及马六甲，1826年成立）已有115间华人私塾，他们依照中国的私塾/学堂教导四书五经等传统的课文”。

“根据著名学者陈育菘的意见，华校的历史应从新加坡的崇文阁（1849年创立）、翠英书院（1854年创立）及槟城的南华义学（1888年创立）可被视为马来亚最早创办的华校（按陈绿漪是马大的博士，曾是理科大学的副教授，已退休）”。

另一方面，曾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及后来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郑良树博士，也对“五福书院”被称为最早的华校有所存疑。他在其著作《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中这样说：“陈国华在《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文教育三百年》（加拿大，1992年）中说：马来亚华人最早的办学活动，到现在有遗址可考的，要算是1819年在槟榔屿华人创办的《五福书院》（1819-1920）。这所早期私塾已成为现代马来亚华人教育的先驱”。

“与此同时，沈慕羽说十九世纪初，华人在马来亚便设立私塾，弘扬中华文化。第一间有史料记载的私塾是槟城的“五福书院”，资料显示1819年该书院已成立”。

郑良树进一步指出，五福书院本名“五福堂”，始建于咸丰年间（1851-1861）。依据“重修五福书院小引”说，“溯我五福堂者，崇奉重阳帝君，咸丰年间所建”。“此碑刻于光绪廿四年（1898年），是目前院内所见最古的一块碑刻。碑内所载，当有来历。根据此碑，书院本名“五福堂”，崇奉重阳帝君，是座神庙，始建于咸丰年间，盖无可疑”。

此外，五福堂又有两碑刻，一方是《五福书院创建千益银会碑记序》，刻于光绪廿七年（1901年），另一方是《五福书院创建总坟碑记》，刻于光绪卅二年（1906年）。五福堂改为书院，始于这两块碑记。大概是在清末时期，五福堂跟随风气也在神庙内办起私塾，为十二县子女提供教育，所以乃有书院之称。

由此来看，把五福书院看成是最早的华校（1819年）是具有“误导性”的，也不确实。如果说私塾不是正规学校，那么应从正规华校算起，那就是在1904年在槟城由张弼士（清驻槟副领事1894年）设立的中华学校。翌年（1905年）他又在新加坡设立应新小学。因此以1904年作为马新华校的开端应是较为合乎逻辑的。还有从新式学校开始，马新的华校已启开用普通话教学，以致直到今天马新的华裔子弟都可应用一口流利的华语。这也证诸了我先贤的高瞻远瞩，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从北京引进华语课本和华语教学，奠下中华文明在海外落地生根的第一站。

（本文作者的部分演词取自于2018年正月14日在《华教论坛》推介礼上的讲话）

刊登于2018年1月18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