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1964年大选 东姑联手李光耀斗苏卡诺

当1959年的大选巩固了联盟的执政地位后，东姑算是相当的满意担任马来亚首相（他后来也形容自己是快乐的首相）。但两年之后，即1961年，英国人抛给东姑一个更大的念想，希望他能将新加坡及东马的三邦拢在一起，于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出现了。

当1961年东姑在新加坡的报界俱乐部午餐会上不经意地说出组织一个新联邦的概念，以便将新加坡纳回来（马新原本是一家，只因1948年被分割成马来亚联合邦及新加坡殖民地）。

最先作出正面反应的是李光耀，因为他在新加坡领导的自治邦面临大麻烦—人民行动党闹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分子正在思考集体退出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也就不约而同地与马来亚的“社阵”（由人民党与劳工党合成）同一个名称。

当时在李光耀看来，他要谋求的出路就是加入马来西亚以寻求独立，进而可借助马来亚及英国的军力打击仍在森林进行游击战的马共。而在另一方面，又可使用内部安全法令将左翼精英拘禁起来。

东姑当然知道英国对李光耀的不放心，也担心新加坡会落入左翼政党手里。于是想到利用东姑来组成一个新联邦，主要是应对政局正在转变的新加坡。

为了促成马来西亚联邦，英国又授意新加坡、北婆罗州（沙巴）、砂拉越（这块土地是英国人向汶莱王国取得的）和汶莱共同与马来亚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李光耀决意在1962年举行全民投票（使到社阵的支持者必须作选择，因为三个方案都是支持合并的，只是有三个不同的方式）。社阵在无从选择下，号召人民投“空白票”。但李光耀认为投空白票等于不反对票，可以被当成“沉默的支持票”。

在全民投票通过后（75%支持，25%投空白票），马来亚已无退路只好跟着英国的策略走下去。一边是新加坡在1963年举行大选，以探视左翼的力量；另一边则是由英国组成柯波为首的代表团前往东马调查，最后也劳动到联合国介入调查民意。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从1961年到1963年），印尼的苏卡诺总统反对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形容它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马可斯也认为沙巴的领土属于苏禄人的，也提出索土要求。

换句话说，东姑面对国际舆论时，不得不与印尼和菲律宾就马来西亚课题交换意见，可惜各方谈不拢，三方高峰会议不欢而散。

在国内方面，东姑也面对五邦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东西马的左翼政团，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以新加坡社阵为首。最后汶莱有鉴于局势复杂，且担心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与其它州分享，干脆宣布不参加马来西亚联邦了。

这并没有妨碍马来西亚继续走下去。在获得联合国鉴定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人民同意加入马来西亚后，东姑决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马来西亚联邦。

李光耀也借助马来西亚计划的成立选择在1963年9月21日投票，新加坡人也得支持李光耀带领他们走向一个未可预测未来。于是人民行动党以37席对社阵的13席（另一席归王永元）继续成为新加坡的执政党。

 “马来西亚计划”变成国际政治课题，印尼宣布与马来西亚对抗，要粉粹马来西亚；菲律宾也以冷外交处理。三个原本称兄道弟的国家也因马来西亚而闹分歧，甚至牵动印尼介入潜进马来西亚的军事活动，更意想不到的是，印尼在1965年发生军事政变。

总统府的军人向军队中的右翼军事领袖开刀，正面与右翼军人周旋。当军队处于劣势时，突然找到翻身的机会，那就是漏网之大鱼纳苏顿将军（国防部长）逃出生天，指示装甲车司令苏哈多反扑总统府军队。结果局面被苏哈多控制下来。这就是印尼的9.30政变及反政变的流血事件。

在苏哈多上台后，他宣布罢黜苏卡诺总统，并在1966年与马来西亚建立邦交；更在1967年宣布与中国断交。

苏哈多因为得到美国CIA的支持，大刀阔斧地把印尼变成一个反共反华的先锋队，进一步禁止华文媒介体（包括文章、杂志等），也不允许办华校。

令人怵目惊心的是，苏哈多为“斩草除根”，在印尼大举杀害印尼共产党人（有50万人之众），同时也大举排华运动。这种180度转变的政策竟然维持了30年，到了1998年才被民众推翻苏哈多总统，而使印尼走向新生。

在国内方面，东姑也“因祸得福”，选民对于1964年的大选纷纷投票给原本执政的政党，遂使到执政党成为最强大的政党。

由于国内的局势跟着转变，社会主义阵线（马来西亚的社阵）在大选中上演滑铁卢，只拿下两个国会议席，无法发挥作用，加上社阵领袖及干部不断被捕，也几乎促使社阵走上街头斗争。

联盟在那一年（1964年）的选举中大获丰收，西马国会仍然维持104席，联盟共取得89席，反对党除回教党外，溃不成军。

在东马的沙砂当年不是采用直选国州议员，而是通过三层选举法，先选出县市议员，然后凡控制有关议会的政党可以推派出省代表。这些人就以党的立场投选政党候选人，担任州议员（国会议席也是以得票率做出委任安排）。这样一来，东马的16+24席国会中，联盟已先声夺人，在国会拥有绝对的多数席。整体来说，联盟在东西马共拥有123席，反对党则拥有31席，合共154个国会议席。

基于国际局势比较平稳，西马的巫统几乎已掌握了东西马的政治命运。但不幸的是，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由于这一改变，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席有调整成144席。

对东姑来说，是他个人的胜利，但也印尼带来悲剧。每每思及至此，不禁让人想到政治的残酷与残暴性。

刊登于2018年4月30日《号外周报》第886期

“以华制华”和“剿灭”论

因为行动党张念群一句话“剿灭马华是时代的使命”。虽未掀起滔天大浪，但在马华党中及华社之间出现了热议，有人不苟同这样的“咄咄逼人”的口气，也有人认为若不寻求改变和改革就无从达致改朝换代。

即便后来张念群有“解释”她的用意不是针对马华，而是要对付帮助巫统的马华。

其实我们还得回到历史来了解什么是“剿灭论”？什么是“以华制华”？因为单从字面上了解，有时是错误的阐释，也与事实不符。

在历史上，我们了解到两军对峙的结果不是一方面吃掉另一方，就是鸣金收兵，这之中不存在政权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就拿1851年成立的太平天国来说，在洪秀全带领下，于1853年在南京建立天平天国政权，与在北京的清廷相庭抗礼。

虽然在清廷眼中，太平天国是叛逆的组织，是非法的乱臣贼子，必须除之而后快。但苦思找不到方案。最后乃命曾国藩组织和训练湘军以便对付太平军。在当时，不论是清廷或湘军都是以“剿灭”太平军为目的和口号。

由于清廷是满族人立国，只得用汉人的湘军对付太平军。因此后人将此形容为“以华制华”。这种战略也在后来奏效，终于把太平天国给灭了。

除洪秀全外，另一个名留青史的是石达开（1831-1863）是客家人。当太平天国于1851年金田起义时，石达开已被封为“翼王五千岁”。

1854年，石达开在安徽改革有成，乃回京述职。但同年再西征时，石达开遭遇湘军反扑，节节败退，失地千里。在痛定思痛下，石达开操练水师，于1855年在湖口及九江大败湘军，竟一度逼使湘军统帅曾国潘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

继后石达开的太平军也从1万多名激增至10余万名。

1861年，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经湖北入四川。在1863年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在5月时到达大渡河。不料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三日后清军包抄太平军，且在彝族人的出卖下，全面屠杀太平军，死伤血流成河。

同年6月27日，石达开全军被擒，且在成都公堂受审，从容就义，。，太平天国也因之气数已尽，终被消灭。这就是典型的“以华制华”的悲剧。

至于“围剿”也可以回到蒋介石的年代。当毛泽东于1930年在瑞金（江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到了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对中共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逼使红一方面军开始转移（1934年10月），进行历史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无独有偶，红军于1935年5月24日来到安顺场。这个地方在石达开的年代称之为紫打地。在1902年易名为安顺场。当年（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被困于此而壮烈牺牲。

本来蒋介石是等待毛泽东重蹈石达开的悲剧才进行剿灭。但后者巧妙地与当地彝族建立良好关系（没有发生被出卖的事件），且在敌军来到前已“飞夺沪定桥”，安全飞渡太渡河。

中共避开石达开的悲剧，终于把蒋介石的“围剿”一一击破，最后反转回来向国民军展开围剿，最终在1949年解放了全中国。

我引述历史事件是要说明“以华制华”和“围剿”是另有意义的，不是“脱口而出”的随意套用词汇。

刊登于2018年4月30日《号外周报》第886期

公正党排阵引争议

当下马来西亚国会共有222席，它是根据每个选区的候选人得票最高即胜出（头马赢先）（Fisrt Past the Post）作标准，而不是以总得票率最高作标准。例如在2013年民联得票率51%，而国阵得票率只有47%，但因后者的国席多过民联，中央政府归国阵控制（133-89）。

至于13个州的州议席已增至598席，其中沙巴已从60席增至71席，而砂拉越的82席已在两年前举行州选，因此本届不举行州选，只进行国会选举。

除了3个州是反对党执政外，剩下的10个州全由国阵掌控。基本上槟州的主导政权归民主行动党、雪州的主导政权归公正党及吉兰丹的州政权归伊斯兰党。

从1955年就举行选举来看，联盟（即今日的国阵）一直是处在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直到今天已独立61年，仍然是国阵当家作主，而这之中巫统是最具权威的主流政党。

正由于在独立后（1959年的大选）反对党已感受到参加选举的压力，因此反对党的领袖和重要人物都以参加国席和州席的竞选，以求至少能胜出1席。但在执政的联盟则是奉行1人竞选1席的安排。换句话说，联盟候选人只能择其一参加选举（近年则开始流行国州兼打的安排）；反对党则不受限制。例如社阵的林建寿在1959年大选当选国会议员后，又在翌年当选乔治市市议员。在1964年大选时，林建寿也先后中选国州议员。

另一方面，离开马华创立民主联合党的林苍祐也在1964年中选国州议员。还有人民进步党的SP及DR辛尼华沙甘昆仲也是双料议员。社阵的陈志勤医生也是双料议员。

究竟是谁开始一人担任二职的？倒也说不清楚。但以林苍祐（1919-2010）作为第一人，也许是对的。他在1955年当选槟州立法议员后，又在同年被英国委任为联邦立法议员，且被推举为联盟党鞭。

不过在初期，因为政治较简单，身为反对党的议员即使一身兼两职，甚至是三职也无所谓，反正只是到议会讲讲话，不必上班，也没有官位。所以反对党人也享受双重身份带来的荣誉。

在印象中第一个飞相过河同时攻打国和州议席却又不同州的候选人是民主行动党的范俊登（1942-2010）。他于1974年在吡叻州的万里望国会议席专门对垒人民进步党的主席SP辛尼华沙甘，以惩罚进步党加入国阵成为联合政府。结果以巨大票数压倒辛尼华沙甘。后者在郁郁寡欢下，不幸于1975年病逝。从那一刻开始，人民进步党已进入强弩之末，今天在国阵内似乎已无角色可以扮演。

与此同时，范俊登也当选八打灵区州议员，因国会及州会在雪隆区内，倒未使到范俊登疲于奔波，反而因被控触犯“煽动法令”（身为《火箭报》主编，刊登文章涉及煽动罪而在1970年被判罚款2千令吉才令他疲于奔命）。后经上诉，在未终审（枢密院）前，仍可参加1974年的大选。但在1977年在枢密院上诉失败，也就失去议员资格。

当时的范俊登在不同的州当选国州议员并未引起争议，反而被赞勇于把进步党“连根拔起”。

既然从七十年代起，反对党已习惯国州兼打，也就形成一种风气，包括林吉祥也在同一个州（马六甲及槟城）当选国州议员。

除了行动党外，在野党领袖也参加国州竞选的有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属同一个登嘉楼州）、人民公正党的卡立和阿兹敏（雪州），也因为提早做好准备，他们两人先后出任雪州州务大臣。

本来党魁旺阿兹莎只担任国会议员，但在2014年的加影补选安华又因法律限制未能参加补选，改由其夫人代夫出征加影州选。结果当选后本想出任州务大臣，无奈又无缘被相中，也就由阿兹敏上位了。这是意外事故，不算刻意安排。

阿兹敏的上位也遭致党内另一派系的不满，其中最明显的是已失去参选资格的拉菲兹（党副主席）和总秘书赛夫丁组成的主席派，专门与阿兹敏抬杠。

为了制止阿兹敏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拉菲兹向旺阿兹莎进言，斩掉阿兹敏推荐的候选人。原本有8名人头落地，后在安华斡旋下才减成2-3名被撤换。

其中有一个怪现象也是十分不寻常的。本来担任槟州第一副首长的拉昔却被调到柔佛参加国会选举，而其留下的空缺（班台惹雅）则由总秘书赛夫丁补上。赛夫丁在过去曾是巫统的副部长，后来转入公正党获重用。在拉菲兹辞卸总秘书职后就由赛夫丁补上。

如果在大选后赛夫丁有幸接任第一副首长的地位，虽然比阿兹敏矮了一截，但至少有官位来与阿兹敏对着干。

不宁唯是，赛夫丁又为自己安排更好的出路，那就是飞到吉打的峇眼色海参加国会议席，这是公正党的强区。也就意味着赛夫丁可当第一副首长，或当中央部长（若希盟有幸入主布城）。

其实这种类似不同州的参选在今天来说是不予鼓励的，也不正常且具有明显的个人动机，不知为何旺阿兹莎没有阻止？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且选区的事务到了今天，问题也十分烦杂。

还有在槟城，为何旺阿兹莎不动声色的撤换刘子健、王敬文和谢嘉平，到底内幕是什么？还有过气议员回锅又是怎么一回事？也未有交待。

本来公正党正气势如虹地开拓影响力，不料近日发生槟议长刘子健被撤换及雪州勤力的议员颜贝倪被迫下车，引发多人为她请命。这就显示了公正党在排阵方面不够严谨，也未顾及排阵不当的后果。比如王康立回锅；魏晓隆由吉转槟；槟市议员颜艾凌被派去玻璃市参加州选（有些莫名其妙），而曾凯敏转攻亚罗士打国席（他原本是吡州的州议员），这又是为什么？公正党有需要给予解释，以服民心。

刊登于2018年4月30日《光华日报》

马来海啸会不会来？

第一次“马来海啸”发生于1999年的大选。这一年是安华跌马后，通过其夫人旺阿兹莎组成国民公正党，而且也以最快的速度将民主行动党及伊斯兰党团结在一道组成“替代阵线”。

结果马来社会在西马的东海岸引发马来海啸，伊斯兰党在安华效应下保住吉兰丹州政权，且又再拿下登嘉楼州政权；更让伊党在吉打和彭亨增加席位，首次夺得27个国会议席。

当年马来社会对安华的遭遇表示同情，也参与他鼓起的“烈火莫熄”运动，震撼执政党（国阵）的根基。可是在华人社会方面，对“烈火莫熄”基本无动于衷，也没有随之起舞。换句话说，那一年的“马来海啸”是在东海岸局部发酵；而在西海岸的城市地区却风平浪静，无形中协助国阵巩固政权。在193个国席中，国阵拿下148席，超过2/3多数席。这意味着即使马来选民有吹反风，但还是局部性的，改变不了政治格局。

华人之所以不加入改革运动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行动党与伊党“眉来眼去”，也被所谓将来“华人不能吃猪肉”的言论所吓坏，最后宁可弃“替代阵线”，转而支持国阵包括给马华、民政及人联党一定的支持。

就安华的信念来说（在2004年大选后的半年，即9月出狱），因为反对党在2004年的大选时各自为政，也演出多角战，结果被国阵逐一击破而吃掉。

为了达成重新的合作，安华希望伊党在2008年大选不再提回教国，只提出要建立福利国；行动党基本上则同意低调合作。这一年的大选，也令许多的国内外人士大跌眼镜，在一夜之间5个州政权宣告易手，即吉打（归伊党主导）、槟城（归行动党主导）、吡叻（三分天下，但以伊党人牵头出任州务大臣）、雪兰莪（归公正党主导）及吉兰丹（归伊党继续执政）。

另一方面，反对党的国会议员也突骤增至82席，与国阵的140席相对峙。

这一年政界把它形容为“政治海啸”，导致国阵断臂。究竟政治海啸是以什么作为标准？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就记忆所及，在3月6日的当晚，行动党在韩江大操场举行群众大会，出席人数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整个周围一片密密麻麻，用万头攒动，人山人海来形容也不为过。举目一望，至少有7万人在沸腾。许多人从未见过此浩大的场面，也发现有40%的出席者身穿红衣T恤赴会（响应行动党的号召），几乎把气场变成嘉年华会。当场就有人说，如此空前的群众运动，不变天也难。

来到2013年的大选时，纳吉是踌躇满志地认为他会取得好成绩。也就不认为安华会造成巨大的威胁。讵料开票当晚（即5月5日），纳吉并没有占上风，反而国席有所流失，民联增至89席，而国阵剩下133席（他把它形容为“华人海啸”）。

马哈迪对纳吉固然不看好，也发声要换人；尤其是在2015年爆开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的丑闻后，马哈迪就不间断的向纳吉施压。

迄至2016年，在不能忍受下，马哈迪另组新党—土著团结党，俾和巫统直接较量。

转入2017年，马哈迪在反对党阵营中日渐受欢迎，所到之处也有人群闻风而至。2018年，两军进入短兵相接，马哈迪成了希盟的“最高统帅”。不过根据马来西亚的选区情况分析，垦殖民区有54个，其中20个牢控在纳吉手里，剩下的是在野党—希盟所要攻破的。

如果说2013年卷起的是“华人海啸”（有85%的华裔选民倒向民联），那么2018年的大选已易名为希盟（原本称民联，因伊党退出另易名）的阵容将需要靠第二次的马来海啸才能改变整个政局。

可是截至提名日后，马来群众被动员起来的以西马的乡镇为多，比如柔佛有相当多的乡镇已掀起风浪，马哈迪相信马来海啸会到来，一举让柔佛变天。

另一个也是在西海岸的吡叻和吉打，马来群众同样已被调动起来。但在东海岸的吉兰丹、登嘉楼和彭亨尚不见海啸迹象。至于改革圣地的槟城和雪兰莪倒尚未卷起大风大浪，不知下来几天会有大动静吗？

如果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未有政治海啸，而西马的风潮是有区域性的，那希盟就要加把劲了！因为与此同时，国阵则尽量抑制马来海啸在全国发生。

究竟结局如何，5月9日答案将被揭开。

刊登于2018年5月7日《南洋商报》

公正党的派系斗争

“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这是人民公正党当下的写照。从表面上来看，它涉及两派的斗争，其一是以阿兹敏（雪大臣兼党署理主席）为首的派系被认为已在党内崛起，而且对候选人的推荐也以阿兹敏的“菜单”为准；其二是拉菲兹（公正党副主席，因被判有罪，即便在上诉阶段也不能参加竞选）的派系,连带党总秘书赛福丁也在其中。拉菲兹也在不久前有成立一个Invoke 民调机构，对大选的动向作了预测。因此他的作用显得有些份量。

一向以来，拉菲兹和阿兹敏不咬弦已是公开的事，也就促使前者靠向党魁旺阿兹莎。这意味着拉菲兹的背后是安华的家族。因此旺阿兹莎此次移师班丹国席也应是拉菲兹所作的顺水人情（他在2013年的大选中胜出）。

事实上，拉菲兹在安华出事后（1998年）已在互联网支援“烈火莫熄”。2003年从英国毕业回国（拥有电器工程师和会计师资格）后，出任国家石油公司总经理。在2009年被安华召入公正党，且安排在雪州政府的经济顾问办公室任职（安华当时担任顾问一职）。

在2013年当选国会议员后，拉菲兹一度被委为公正党总秘书，但因党内人事问题，他选择辞职，只保留党副主席一职。

与阿兹敏的背景不同，阿兹敏（54岁）也是美国留学生，他在安华出任部长时（1989年）时已是安华的机要秘书。虽然他的表现受马哈迪赏识，但阿兹敏在1998年安华出事后选择跟随安华搞烈火莫熄，而一度身陷囹圄。当年与阿兹敏一样的人物有依占（公青团团长）、曼梳（公正当槟主席），还有后来加入阵营的蔡添强。后者的顽强斗志和不畏坐牢的精神在马来西亚来说，应是第一位华人为安华摇旗呐喊者。

但安华的风风雨雨和跌宕起伏的人生到最后只剩下阿兹敏和蔡添强对安华不离不弃。

说回2010年，阿兹敏角逐党内第二号椅子（署理主席），遇再益依布拉欣拦路（他从巫统跳槽至公正党，曾任司法部长）。结果阿兹敏取胜，再益也就离开公正党。直到两年前加盟行动党，却无法在今届大选成为候选人，落到两头不到岸。

在2014年，拉菲兹（41岁）为安华制造一个“加影行动”（公正党当选议员李景杰辞职，让位于安华参加补选），以为安华胜选出后任雪州州务大臣铺路。因为安华对卡立在继任第二任大臣（2013年起）的表现很不满意，准备亲自把卡立拉下马）。

由此可见，拉菲兹从那时开始已十分接近安华家庭。讵料在补选提名前，安华的第二度鸡奸罪在总检察长上诉下开审而将安华判决有罪，入狱5年，但允许上诉。这意味着安华已失去参选资格。在无可奈何下，安华惟有派其夫人旺阿兹莎上阵，希望她胜出后能成为雪州新州务大臣。

虽然旺阿兹莎胜出，但伊斯兰党反对“女人”上位。结果由雪苏丹委阿兹敏出任大臣，安华与旺阿兹莎的失落可想而知。此时安华真正感受到被伊党“背叛”的滋味。

就这样，阿兹敏人气急升而有更多的人形成阿兹敏团队。这在拉菲兹看来是“不寻常”的动向，因而劝请旺阿兹莎“打破”或“瓦解”阿兹敏的派系的坐大。

正因为两派对候选人的排阵僵持不下，也就发生公正党候选人“难产”的大新闻。曾任律师公会主席，也曾领导净选盟运动的安美嘉，针对此事以大马人权协会（Hakam）主席的身份谴责公正党的行径“不可原谅”。

她说本届选举在野党使用的是公正党旗帜，因此公正党更应促使人民对这个旗帜有信心。

最新消息传来，阿兹敏已为此事亲自会晤安华，总算使“危机风波”暂时平息下来，在雪州和槟州各有原任议员下车，包括颜贝倪、谢嘉平及王敬文及刘子健等。

虽然“元老”蔡添强最后没被除名，但他促请党高层要小心，不能让特定利益者左右公正党圈定候选人。虽未指名道姓，但蔡添强所影射的应是拉菲兹和现任总秘书赛夫丁。

如果没有意外，赛福丁将会是槟州未来的第一副首席部长，也就拥有一定的份量与阿兹敏较量。但关键性的人物还是安华和旺阿兹莎及逐渐成熟的努鲁依莎。当然以阿兹敏今时的地位和马哈迪对他的欣赏，他在希盟的地位将会日趋重要。但他能否再上一层楼，成为党的接班人，则有待观察。

阿兹敏在后期之所以得到党内较多华裔领导人的认同是因为他的施政显得“大公无私”，也没有突出种族和宗教色彩。同时他的亲民作风和平民化的身份也为他赢得“平民大臣”的称号。

如今摆在希盟面前的是国阵不惜代价要夺回雪州执政权，基本上它的第一个方案是希望伊斯兰党能保住15个州议席，以便国阵能够拿下20个州议席重夺政权。而第二个方案是希望希盟内乱，让国阵成员党有机可乘，打破希盟占优势的局面。

正因为公正党这次任务“任重道远”，将党标志供盟友使用，也就要更加爱惜羽毛了。这也是为什么安美嘉不允许公正党因候选人问题自乱阵脚。

其实在公正党内华人的议员已不多，他们的表现一般中规中矩，因此尽量保持他们的连续性是很重要的，不然会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华人代表的比例并不重要，随时可被拆换，这也会为对手打开一扇门。

其实不论是阿兹敏派或拉菲兹派，他们归根究底都是以安华马首是瞻，而形成一个大安华派。为此，公正党的内斗应即刻停止，因为这不利于希盟的未来斗争。若继续暗流汹涌，结果是两败俱伤，大意不得，更不能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8年4月26日《东方日报》

行动党的“不寻常”战略

民主行动党执政槟州十年后，突然于本届（第十四届）大换血，除了三名原国会议员被撤换外，另有五名原州议员也下车，而换上的新人以市议员为多。这让人想起在林苍祐的年代（1976年的地方政府修改法令在国会通过后），开始培养市议员作为日后的接班人如出一辙。

对党内的党员来说，也有许多人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而党外人士更是无法理解。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头说起。

无可否认的，1969年的大选是民主行动党存亡的考验（继承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遗产），结果旗开得胜，共赢得13个国席和31个州席，其中在槟城胜了3个州议席。

这一年民政党以16席起而执政槟州（总数24席），但上位后与行动党渐行渐远。到了1974年行动党对加入国阵的民政党大举讨伐，这也是为什么直到卡巴星临终前（1940-2014）还不忘指责林苍祐出卖槟州人民的利益。

但从1986年开始，林吉祥就亲自压阵，打起丹绒一役的旗号，冲着许子根而来。在取得胜利后，林吉祥在1990年上演王者之战，对准林苍祐。结果击败政治强人，而州议员也从10席（1986年）增至14席（1990年），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无奈林吉祥也不是大赢家，他与首长职擦肩而过。许子根的时代开始了。

从1995年、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记录来看，槟城已成了行动党的伤心地，不但“丹绒三役”（1995年）败北，被许子根击退，而且在1999年的大选竟栽倒在升旗山国席。林吉祥与卡巴星第一次饮恨“沙场”，直到2004年林吉祥才转移怡保东山再起。但此时已有人形容行动党是永远的反对党，上不了厅堂。

2008年的大选因为有过失败的教训，林冠英只能组成比林苍祐1969年的大排档阵容好一些的队伍。在与公正党及回教党合作下，行动党意料之外的胜完所有的19席（州议席），并与赢得9席的公正党和1席的回教党，合共29席组成新政府。这是槟城第二次的改朝换代。

在这些当选的议员中，在2013年下车的有郭庭恺（浮罗池滑）（他是因未接受党指示勿往美国观察总统大选而在大选时被除名）、陈宗兴（巴当拉浪）（转任市议员）、陈明发（爪夷）及郭庭源（双溪槟榔）（后两者被认为服务精神与记录有待提升和改善）。

由于被撤换的只有4位被指为不称职的议员，也就未引发争议。此外7名国会议员中的曹观友、章瑛、刘镇东及拉玛沙米或转攻打州或移向别州竞选，也就没有人下车。

在这样的不大争议声中，行动党以旧人多新人少的阵容迎接2013年的大选。

这一年行动党仍然气势如虹，群众的狂热之心不减。因此再怎么变动阵容都不是大件事。另外，此时的华社也希望民联能入主布城，于是华人选票更加的一面倒。

结果行动党再一次取得辉煌的胜利，多数票也相应地增加。有人形容为“华人海啸”。

转入2018年，人们也相信行动党这次若有大风吹也不严重，顶多是三几个非重量级人物被撤换。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黄泉安（两届日落洞国会议员）及黄伟益（1届丹绒国会、1届光大州议会）被靠边站；而林峰成（行政议员，党元老）、罗兴强（行政议员）被除名，再加上叶舒惠（出国深造）、王国慧（引退）、丹纳（被除名）、刘敬亿（不再寻求蝉联）及郑雨周（已退党）。不论出于何种理由，他们的离去让人感觉到确实是大风吹，大换阵和大刀阔斧地做出改变。比起其它政党，这走马灯式的换将也折射出某些政治含义。

相对来说，槟城是变动最大的州属，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揣测，市面上的各种传言也不少。也许在提名过后，领导层有必要做出解释，以释众惑！不然恐怕会影响行动党辛苦建立起来的十年主导政权，也可能会发生九十年代的误判形式的后果。毕竟这是“不寻常”的调兵遣将。当权派自然有其理由，但选民倒想听听领导层怎么说？

刊登于2018年4月25日《南洋商报》

投票日也是一门学问

当选委会公布提名日为4月28日（周六）时，反应是正常的；但当宣布投票日是在5月9日（周三）时，就有很多吵杂声，乃至认为在工作日投票对受薪族或在外国/外州工作的公民也产生不便。

不过如果我们翻查过去的记录也不难发现有4届的大选投票日不是在周六或周日的，而是在工作日。比如1959年（东姑时代）的大选，其投票日是在8月19日，星期三；1982年（马哈迪时代）的大选投票日在4月22日，星期四；1995年（也是马哈迪时代）的大选投票日落在4月25日，星期二及1999年（也是马哈迪时代）的大选投票日落在11月29日（星期一）。

其他的大选投票日不是在星期六就是在星期日。因此有人会问为什么纳吉首相这次会选择在星期三投票，难道有什么玄机吗？

这可让人猜不透，但也有其考量。首先按照过往的记录，凡是在非周六或周日投票的，其投票率不太高，最高是74.4%，最低是70.3%。而在周六或周日投票的，其投票率平均稍高一些超过75%，最高的投票率是2013年的84.4%；最低的投票率是在1990年的76%。换句话说，当投票率超过75%时变化就可能藏在其中。

2008年大选卷起的政治海啸几乎是排山倒海而来的，首次由反对党夺下5个州的执政权，甚至连国会也出现两线制，一边是国阵占140席；另一边民联占82席，这也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在2013年时，纳吉也认为已做好准备，可以应对任何的海啸，便将投票日定在5月5日（星期日）。这也触动了更多的选民回家投票，破纪录地高达85%。这85%又让人看到“华人海啸”滚滚而来，马华和民政乃至人联党陷入了生存危机。

因此如果国阵不希望看到另一个海啸，它就要用一点心思去思考投票日，正如在马哈迪时代较偏向选择工作日投票。今日纳吉也沿用马哈迪的策略，也应该不会引起反对党的抗议。因为当下的反对党联盟（希望联盟）的统帅正是马哈迪本人所使用过的招数，要反对也反对不来。

对希盟来说，越多人投票就意味着胜面越高，如果投票率低，对希盟不利。

在这种情形下，国阵所能采取的合法途径就有下列措施：其一，它希望投票率维持在70-75%之间，约有1千万选民投票；反之，希盟希望破85%，投票人数高达1千2百万人（总选民是1494万624名）。

其二是选区（非界线重划）选民重新划分共涉及128个国席的选民结构的改变，其中一个特征是将相同的族群归纳或移动至另一个选区。由于重新划分出现纰漏，造成八打灵再也北区（已易名为白沙罗区）的选民激增至15万0439名，较2013年的8万5401名增加76.2%；而一些乡村议席的选民也只有3-4万之间。

当国会于不久前通过修改选区选民册后，就意味着会用新的方案推出台面。

设定没有“马来海啸”，则重新调整选民人数的选区就对巫统有利；反之可能有另外的结果。

其三是给160万公务员加薪，退休公务员（80万）也增加退休金。如此一来国阵的支持率会相应提高或保持。继之政府又提高一马援助金予符合条件的民众，从1200令吉提升到2000令吉。

还有垦殖民也获得固定津贴，现在又给德士司机补贴，每人8百令吉。

希盟方面，也只有两个州（槟城及雪兰莪）能提供金钱援助予民间，以刺激国阵也发放援助金。

当国阵已尽量满足民众的需求时，希盟也基于这样的承诺或那样的承诺来争取民心。比如国阵承诺一旦在槟州胜出，就会取消摩多车的过桥费，同时停止在槟岛南部的填土。这种直接提供“小宏愿”给老百姓是比较实惠，因承诺大宏愿计划也不容易推动。

希盟方面，也不落人后的马上进行反击，如果希盟入主布城，则取消大桥（一桥）的过路费。

双方的斗来斗去若对人们能有好处就让它们斗下去，反正有斗就有所得，难道不是吗？

刊登于2018年4月23日《号外周报》第885期

林吉祥与行动党的战略

第十四届大选，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引发激烈的争议，那就是行动党张念群提出的“剿灭马华论”。

她是在今年正月30日接受《马来西亚局内人》（Malaysia Insight）的访问时这样说：“剿灭支持巫统的马华，不过是完成这项历史任务的使命而已，因为希盟要成立新政府，必须赢下113个国会议席，而上届大选，国阵的非巫统成员，即马华、民政和国大党在半岛所赢得13个国席非常关键。”

不论张念群是有意或无意，从政治斗争角度来看，她的论点不能当成错误的理论，因为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因此不能说张念群是错误时，但我们也得省思她这一席话的含义和目的。

这必须回到历史的起点。在1964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时，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就公开向巫统的东姑提出，行动党要取代马华在联盟的地位。

后来因时局的急转直下，才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的新加坡不到两年（即1965年8月9日）就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李光耀给马来西亚的行动党人留下一句至今都在回响的名言：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于是在1966年一个命名为“民主行动党”的政党，接下了人民行动党留在马来西亚的“资产”，包括党员和理念等。

这个党在七十年代之后，就由林吉祥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在他的强势领导下，在八十年代就出现下列的口号：“林吉祥等于行动党”或“行动党等于林吉祥”。这就是说，林吉祥成功地塑造本身的形象已融入行动党内。即便在九十年代末期及千禧年初期党内掀起反林吉祥浪潮，也无法动摇其在党内的地位。

就林吉祥来说，他的政治理念是偏向李光耀的，不会支持与其他反对党合作；尤其是华基政党，因为他认为在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与人民进步党加入国阵后，已背弃行动党，应该只剩下一个华基反对党。

其中一个实例是陈志勤医生于1971年脱离民政党，另组社会正义党（简称社正党）后，希望在1974年的大选与行动党达成合作，但不被接受。同时当年人民党（人社党）也派出大批华裔候选人，也得不到行动党的认同。于是在多角战中，行动党在槟州只赢得两个州议会（不久又跳槽马华，行动党归零）。

本来兴致勃勃的行动党要沉重地打击民政党，未料却被扳倒，也就发生行动党分裂的事件。

当然行动党不后悔用牺牲来保住行动党的反对党形象（或唯一的反对党）。因此在1978年大选时，陈志勤希望行动党能同意甲洞区由社正党派陈胜尧下战，但不被接受。陈胜尧也就败给行动党候选人。

直到1982年社正党“冬眠”后，陈胜尧加入行动党，一直担任甲洞议员到今年，前后达36年。这就是说，陈胜尧与社正党之中要有一方牺牲，否则免谈。

另一个例子是行动党的叶锦源（槟州主席）与林吉祥闹翻后，另立“社民党”，参加1978年的大选。因为冤家路窄，社民党也就全军覆没。后来此党被范俊登接管，参加1982年的大选，也是无功折翼。就这样社民党在1986年后无疾而终。毕竟这个党更是无法与行动党达成共识，也不会被接受和平共存。

不过林吉祥从来未反对与马来政党合作，如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间中有个伊斯兰党，及1999年与安华的公正党合作，再加上伊斯兰党，因为他知道没有马来人的支持，行动党是不成气候的。还有这一战略不论成败，都保住行动党的特殊地位（唯一华基反对党的地位）。当时行动党的目标是民政党，但直到2008年才如愿以偿。

同样的马华也在2008年成为新的斗争目标，且在2013年只剩下7-11席位。虽然林吉祥否认有意围剿马华，但他的第二代的动向却是旧梦重温，

如今先是刘镇东要打魏家祥之后又来了倪可敏要与马袖强上演王者之战，似乎让人看到行动党在没有反对党的对手下，剩下的就是朝向马华、民政和国大党进攻了。

在一方面虽可鼓舞士气，或有利希盟拿下较好的成绩；但也要提防反弹。行动党更要牢记1995年的教训，当年林吉祥败在许子根的手上，从此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林冠英就是避开王者之战，结果一夜之间拿下槟州政权（2008年）。

由此可见，王者对决非万灵丹，也不是放之四海皆准，一切要适可而止。

刊登于2018年4月23日《南洋商报》

“第三势力”诞生了吗？

2018年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的其中一个特色是“增加”多个小党参与角逐，因此已不可能如同过去的单挑对手的决斗，而是要面对多角战。

有人把多角战形容为“第三势力”的崛起，给选民另类的选择，但马来西亚曾有这样的现象吗？若有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现在还有吗？

首先在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选举），基本上是两个大右翼政党的角逐，一边是以东姑为首的“联盟”；另一边是以拿督翁为首的国家党（马哈迪在其《医生当家》的回忆录中这样说：“最终追求完美的使节（钦差大臣）麦唐纳成功地说服拿督翁允许非马来人加入巫统（1946年战后成立），并表示这是正确的做法。英国人尤其担心如果马来人在独立后掌权，他们会压迫其他族群进而严重影响英国人的投资利益。他们关心马来亚多元种族政体的稳健发展，不是基于人权，而是商业因素。由于误读了马来人对于华人的感受，拿督翁向巫统最高理事会提呈开放党籍给非马来人的建议书，被最高理事会断然拒绝。拿督翁因而退党，他的儿子胡先翁也退党。1951年成立马来亚独立党，1953年解散，又于1954年另组国家党）。

拿督翁离开巫统后，东姑成为巫统的接班人，但也引发倾向宗教的巫统人（阿末弗安）脱离巫统，在1951年成立泛马回教党，后改称回教党PAS。

因此在1955年普选时，基本上是两个大右翼政在争夺领导权；回教党不成气候，只是凑热闹参选，绝对不是第三势力。选举结果联盟胜出51席，回教党1席，国家党则全军覆没（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

在1959年的大选也是分成两大阵营，一派归右翼的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另一派归左翼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而回教党虽未直接介入其中，但其党魁布哈鲁丁是支持社阵的，他相信回教与社会主义是可以并存和融合的，这之中没有第三势力。

在这种情势下，联盟巩固了中央政权，但回教党也拿下吉兰丹和登嘉楼政权。

继后，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回教党与社阵凑在一起反对马来西亚计划，更在后来被指受到印尼总统苏卡诺的影响，给国家带来威胁。

在1964年（新加坡已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象征式地参加马来西亚半岛的大选，试图在政治斗争中建立第三势力。

李光耀的“第三势力”是排山倒海而来的，一方面要取代马华成为巫统的合伙人；另一方面对准社阵以打败社会主义的信念。

如果李光耀没有退出马来西亚，他的人民行动党将会成为第三势力，既不讨好联盟也不被社阵认同，其结果又如何呢？没有人知道。虽然李光耀的反共是与东姑同出一辙的，但党纲有所不同。行动党还表明它是“服膺于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呢！

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我国的政局也发生巨大的变化，既没有李光耀的第三势力，在后来也没有社会主义势力，因为社阵（劳工党）宣布抵制1969年的大选，反而因为李光耀和社阵留下的政治真空，在1969年被新冒起的政党所取代了，这包括另行注册的民主行动党及新创立的民政党，再加上人民进步党，也就形成一个新组合向联盟挑战。但因为它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也就与联盟的理念相差不大。这也是为什么在“513”事件过后，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加入了国阵；连带砂州的左翼人民联合党也加入其中。

从七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千禧年的整整30年，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也分成国阵的一派和反对党/民联的一派（这两个阵营是“513”后和“烈火莫熄”后的产物。虽然两者之间的政治理念是服膺于资本主义，但在观点和议论上有所差距）。在这段时间内，即使有出现所谓的第三势力也不持久，更无法取代既存在的两大阵营。举例来说，前劳工党市长崔耀才在1974年及1978年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却以巨大票数击败国阵和行动党候选人，但他无意建立第三势力，也没有一个团队。在1980年逝世后，也就人亡政息了（他的当选是当地的彭加兰哥打的居民对他的高风亮节给予肯定）。

此外也有陈志勤的社会正义党（1971年）；叶锦源与范俊登的社民党（1978年）及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社党（人民党）都试图在七十年代在西马探出头来。无奈时机不当，也就无法形成第三势力。

至于东马的沙巴，虽然在七十年代后流行政权轮替，如人民党取代沙统、如团结党取代人民党，但整盘局是操在中央手里，因此不列入第三势力范畴。反倒是西马的政局因安华事件燃烧起政改的呼声（1998年后），这种被列为“正义的呼声”是对着国阵而来，也没有刻意强调意识形态斗争。

当我们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后所看到的成绩，已强烈地感觉到要如同西方国家出现第三势力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大阵营的斗争中也出现变化。比如国阵中的友党闹分裂，沙巴进步党退出国阵；民联内的成员党也分道扬镳，如伊党分裂出诚信党，或多或少改变政治格局；尤其是伊党既亲巫统又自行上阵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混淆。

今天国阵以巫统为老大，而希盟这一边经调整后的大变化是又多了一个土团党加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反对党阵营的统帅换人，由马哈迪直接领导。

虽然我们也注意到今届大选已不算是两大阵营的对对碰，而是多了一些小党不落人后的插足其中。比较令人瞩目的是已注册的社会主义党将派5国席及16州席的候选人应战。较令人诧异的是，公正党在过去两届借出和丰国席给社会主义党的惹耶古玛医生后，今届又闹不再用蓝眼上阵，此事还有待解决。这个政党的政纲与理念都是以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作为核心，但它要崛起成为第三势力恐怕时机已过而力不从心，毕竟政治是要以现实作为基础的。

至于老牌的人民党，一向以来是打出社会主义的招牌，此次将派较多的候选人问鼎中原，派出20个国席及80个州议席候选人，阵容十分“鼎盛”，但未突出它的斗争目标，再加上这个党当下是由谁实际领导，也要做个明确表态，以让选民对这个久违的政党又重拾对它的印象。

在这两个政党之外的，也有范情渊的爱国党、黄家业的前进党及团结党和革新党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小政党（有时也被人形容为蚊子党）又没有连成一条阵线面对国阵与希盟的挑战，它们又如何冲锋陷阵呢？

还有若要勉强“归纳”第三势力，也许伊党有这个条件，只是它已自绝前路，又怎能成为第三势力？哈迪阿旺应该坦告人民为何伊党会是造王者（胜40席）？若只输剩2个议席，伊党又将何去何从？

刊登于2018年4月23日《光华日报》

第二篇：1959年独立后第一次大选 东姑及陈修信的夹攻

在1955年东姑组成马来亚自治邦内阁后，在1956年率代表团赴英伦寻求独立。内中有一位“华人代表”陈东海（其实不是华社选出来的，而是东姑挑选的），虽受重托要将华社对独立的诉求备忘录交给英国政府（这个备忘录是以陈伯群为首的华团大会所提出的。原本他也是要率代表团赴伦敦，团员包括林连玉，后有变卦，刘伯群等人不去了，就委托陈东海代为呈交），讵料陈东海不但未呈交备忘录，反而在后来向刘伯群等人说Sorry,忘记呈交了。就这样，谈判依照东姑及陈东海的意愿进行。最后双方竟达成协议，同意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

这早来的讯息非拿督翁所要看到的，因为他尚未面对第二次普选来改变命运。可是英国却同意按1955年普选的议员组成内阁，由东姑阿都拉曼担任首任首相，马华当年有三人入阁，他们是李孝式、梁宇皋及翁毓麟；朱运兴则出任副教育部长。

失落的国家党领袖拿督翁只好改弦易辙，在1959年的大选时移师登嘉楼（马来人居多的州属）竞选。他是在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的协助下得以到登州建立地盘而胜出。

另一方面，在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取得独立后，东姑信心满满地要以胜利者的姿态领导这个国家。

此时他不再担心拿督翁的威胁，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华身上。在独立前，马华与巫统派出组织联盟的代表各6名，后来被改成巫统6、马华6及国大党2。这是华人政党在联盟被矮化的开始，也是华人成为“永远的二奶”的开始。

正因为这样（其中一个因素），林苍祐在1958年马华党选时，接受其支持者的建议，提名攻打马华总会长，目的是要在马华党内进行“革命”（改革），以提升马华的尊严与声望。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林苍祐及其团队取得大胜，也成功地组成林苍祐派的铁三角。除了林苍祐当选总会长外，朱运兴也当选总秘书，而杨邦孝律师（也是马华发起人之一的杨旭龄的儿子）当宣传主任，他们结成“铁三角”。

当改革派在马华取得上风后，林苍祐的团队就积极草拟一封密函以便呈给东姑（1959年6月24日），要求他能在1959年大选时分配马华40个国会议席（总数104席）。其理由是如果马华拥有1/3的席位，有任何的修宪都须要事先与马华商量。

东姑并没有回应这封密函，结果导致杨邦孝在无法忍受下，于1959年7月10日将密函内容对外公布，一时党内外群情咆哮，两派支持者相互对峙。

就在马华要求40个席位不果后，林苍祐也只好在党内的会议建议把马华的40席改成35席，但也同样不被东姑接受。

其实东姑因为找到陈修信的合作，已不再担心马华会脱离联盟，反而支持陈修信拟定候选人名单，派出31人应战（这意味着马华要求35席或40席的愿望都泡汤了）。

抑有进者，林苍祐派的大将都被除名上阵1959年的大选，包括林苍祐、朱运兴及杨邦孝等等。

在这一年的大选，经马华在1955年及 1956年大力推动下（包括林苍祐和林连玉），选民增至217万7千人，其中华裔选民有75万人。相比之下，马华已有足够资格要求分配1/3的议席或40席。遗憾事与愿违，林苍祐终于成为党斗争中的悲剧人物，更逼使其团队一个个先后离开马华（朱运兴曾补充说，那一年的国会议席有39席是华人选民占多数的）。

大选成绩也正是联盟希望看到的：巫统占52席，达到总数的一半；马华19席及国大党2席。

马华有12人落选（共参加31席）。除了联盟是大赢家外，其他反对党也有起色，如回教党（伊斯兰党）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又有13名国会议员，成为第二大赢家。至于左翼的社阵，也有不俗的成绩，取得8个国席，另外也成为乔治市市议会的执政党。

林苍祐销声匿迹一个短时期后，在1961年卷土重来。反倒是拿督翁已是“强弩末路”，只1人当选国会议员（直到1962年拿督翁逝世，走完他传奇的一生）。

另一方面，在东姑当政期间（1957-1969），他的外交政策是一面倒向西方的，即不与苏联集团打交道，也不与中国建交，因而被人称为反共的东姑。他甚至一度形容“中共”政权是“妖魔”。但经80年代郭鹤年安排东姑访华后，后者对中国印象全面改观，不再敌视中共政权了（参阅《郭鹤年自传》）。

刊登于2018年4月23日《号外周报》第8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