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13”事件后，马来西亚政局已全面大洗牌，执政的联盟也几乎改头换面，索性将其阵线改成“国民阵线”（简称国阵）。其中的微妙变化也在将来的斗争中浮出台面。
就敦拉萨来说，他主政的年代要有一番新气象，凡是可以拉拢的反对党他都将之收编，他已经不可能单照顾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颜面。因此把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拉进国阵，以形成一个有“民意”基础的大阵线。
此外敦拉萨也处心积虑地将外交政策作180度的转变，除了与苏联及东欧国家打交道外（1972年），也在1974年5月率团直飞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达成建交的历史篇章。这个时期，中国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批林批孔运动正方兴未艾），毛泽东主席也接见了敦拉萨首相，后者且与周恩来总理谈判建交的《马中联合公报》内容。
当敦拉萨凯旋回国后，他几乎肯定全民将会接受和欢迎他的转变。
尽管马中建交仍有重重阻力，但敦拉萨决定搁置一边而寻求国际关系缓和下来。
敦拉萨在当时敢于跨出第一步，直接与中国建交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马共仍在森林进行游击战争。中共不可能“放弃”党对党的关系，而是为将之一分为二；对马来西亚官方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对党政关系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兄弟关系”。
虽然马中在不断地克服阻力，但事实证明马中建交是万民欢呼的；尤其是华人更是雀跃万分。不是华人要得到什么，而是希望重新联系亲情。这种血脉相连的骨肉之情，让马来西亚华人有深深的感触，在投票时，已不假思索地把票投给国阵。
加上马来人对“新经济政策”（1970年提出，为期20年）的厚望，也就支持敦拉萨作出巨大的改革，即使因此被标签为向左转，已是无所谓了。
结果国阵在总数154席中占有135席，剩下的19席归给反对党（当年国会只剩下行动党、社正党和砂国民党是反对党），它们的席位分配如下：行动党剩下9席、社会正义党（陈志勤领导）剩下1席及砂国民党9席，与执政党相比势力十分悬殊。
1974年的大选，马华拿下19个国席（比1969年增加6席），但它的对手——民政党不但牢控槟州政权，而且参加8个国席选举又胜了5席。更令马华吃不消的是，民政分配了两名副部长。
因为民政党已从外打进内部，且与马华争代表权，也就使到双方心病加深。陈修信在此难堪时刻，惟有急流勇退，改成李三春的时代降临。
另一方面，参加国阵却经不起考验的是人民进步党。它在1974年参加4国9州议席（全在吡叻）竟剩下1国3州，连党魁SP辛尼华沙甘也栽倒在行动党范俊登手上。
翌年，SP因忧郁而逝世（其弟DR辛尼华沙甘在1964年病逝）。
当这两兄弟先后离世后，人民进步党已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即便后来有心人通过各种办法和手段“接管”进步党控制权，结果功败垂成，最后导致人民进步党在今天也不懂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原是一个左翼政党，亦有一些党员涉及砂共活动。无可否认的，人联党成了东马砂州华人的代表。
基本上，1974年的大选是国阵打“中国牌”，毛泽东主席与敦拉萨首相握手的照片无所不在各处告贴。可惜在敦拉萨之后，国家的政局又有一番新变化。
刊登于2018年5月14日《号外周报》第8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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