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阵于1974年大胜后，下来有几个重大的变化。其一是马中的交换大使在1975年才落实，但只限于官方对官方的交流，尚未开放给民间对民间的交流。因此要去中国探亲，治病和从商乃至旅游等，都要经过政府签批，不能随意私访。
以中国广州交易会来说，每年的春秋两季展销会举凡马来西亚商人要赴会，必须通过“国企”，而后一层层通过内政部调查，方准赴会，而且也只限在广州市一带，不可擅自离开广州。
虽然马中已建交，但有不少的约束，比如使馆的工作人员有限制，外访各州也要照会外交部等等。因此在初期马中关系发展缓慢，直到马哈迪上位后（1981-2003），马中关系才有明显的改善；尤其是1989年完成马政府、泰政府及马共的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马共放下武器得以重返国家开始，政府就放宽法令，让人民较自由地赴华访问，也随后出现多个宗亲与乡亲联谊会的组织，大大地促进民间交流，包括投资联营、学生留学及体育文化活动等等。在2010年后，更见蓬勃开展，马中关系晋入一个新纪元。
其二，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不幸于1976年病逝，由其襟弟胡先翁（他是巫统创办人拿督翁的大公子，也与敦拉萨有一些关系，因为他们两人先后娶了姐妹为夫人，可说是姻亲关系）上位接班成为第三任首相。
胡先翁碰到的第一个大难题是挑选副揆人选。他原本要调升内政部长雅沙里沙菲宜兼任副首相，但因后者只是巫统中委，在传统上不具备当副首相的条件。因此当时的三位巫统副主席一起向胡先翁“摊牌”，要么从三人中选一人，要么他们集体辞职。在左右为难下，胡先翁最终作出令人意料之外的决定，他挑选三名副主席中得票最少的马哈迪（党章没有规定要跟随得票排先后秩序）出任副首相。
这一下子，另两位副主席的嘉化峇峇在生气下不接受入阁；而东姑拉沙里（也是副主席）虽心有不满，但也继续担任内阁中的财长。也因为财长握有实权，造成东姑拉沙里后来以财长身份对身兼贸工部长的马哈迪有些冷落，使到后者伺机报复（他认为东姑拉沙里蔑视他的副相职位）。
其三，在胡先翁上位后，他在1977年发现加入国阵的回教党（伊斯兰党）有异常动向。先是通过丹州联委会，要求罢黜亲巫统的纳西州务大臣职（他是敦拉萨在1974年大选后委任的。当初回教党不在意，后来发现不对劲，也就不满巫统干预回教党政务），但大臣也有其基层进行反击，号召6万人大示威，此举更激起回教党开除其党籍，并在立法会议上对他投不信任票而通过（1977年10月15日）。
不甘束手就擒的纳西在4天后又发动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引发两派的冲突暴乱事件，导致中央宣布紧急状态，接管州政权。在同年的12月13日的国阵会议上，开除回教党的国阵“党籍”。
1978年胡先翁先于3月举行丹州选举，以挫回教党士气。结果回教党只剩下2个州议席，州政府拱手让给巫统。
其四，胡先翁在1978年7月8日举行全国大选投票（是为独立后的第五届大选，也是连同独立前算在内的第六次大选）。结果获得空前胜利，在总数154席中，国阵赢得131席。回教党惨败，只剩5名国会议员；行动党则有16席，反对党合起来不过21席，强弱分明。
正当胡先翁踌躇满志之际，他在1978年9月党选上碰到了克星也提名角逐党主席。这位克星是苏莱曼巴勒斯丁（Sulaiman
Palestin），时任槟州立法议会议长。本来他是不够资格挑战胡先翁的，但因背后有人，也就敢敢豁了出去。
原来他是哈仑（前雪州大臣）的亲信；特别是在哈仑面对官司和失掉党内的支持后，更需要亲信出马。
不论苏莱曼的做法是对或错，他却给已在坐牢的哈仑（因贪污罪）一股力量，但事不从人愿，苏莱曼的努力最后是一场空，过后他也销声匿迹于政坛了。
担任了5年首相的胡先翁感到心力交瘁，乃在1981年7月9日将棒子交给副手马哈迪。
从那一天开始，马哈迪正式成为第四任首相，开启了他的政治长征。
刊登于2018年5月21日《号外周报》第8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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